北宋中后期的几位皇帝，英宗在位四年35岁驾崩，神宗变法图强38岁英年早逝，哲宗亲政七年后以25岁年华病夭，再后的徽、钦宗干脆成了亡国之君。此间没有文治武功的伟大帝王出现，倒是有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称为“北宋第一宰相”的三朝老臣章惇，成了后人争议不休的“明星”。
章惇（1035年—1106年1月2日），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当年神宗为解国力贫弱启用王安石变法，深得王安石赏识的章惇，被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核心成员。哲宗继位时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此时，章惇已身居参知政事、门下侍郎等副相高位。文臣司马光提出割地给西夏以求安宁的建议，章惇气极骂道：此为“无见识的不逞之徒言”“议者可斩”。司马光任宰相后拟罢废新法，满朝文武都不敢言，唯章惇上疏逐条分析免役、差役二法的利弊，驳斥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攻击。司马光废新法意见得到太后支持，章惇又愤恨地在太后面前争辩，话有不恭得罪了高太后，元祐元年（1086年）被谏官弹劾贬任出朝。直至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章惇被拜相执政，重新恢复了新法。
早在章惇任职地方时，已经政绩赫赫。他平定了湖北，大规模开发湖南，设立州县，开拓西南，统一内陆割据势力，对江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后入阁参与熙宁变法，旧党掌权后章惇被贬汝州。
章惇与神宗
元祐八年被召重新执政后，作为王安石变法的继任者，他对以往的改革政策作了改良，缓解了变法过于激进的不足。他改革官制，严刑峻法，贬斥旧党，流放诸臣，治理黄河，沟通水系，使北宋内政为之一新。
在对外关系上，章惇有极强的家国情怀。他一扫北宋太宗以后岁币求和、保守怯懦的风格，采取强硬攻势，锐意图强，开疆扩土。先后征服了西夏，令其俯首称臣；后又收复了吐蕃大量土地，令西南“峒蛮”正式归顺了大宋王朝。这样的功绩，在整个北宋时期几乎无人可比，成为北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勋人物。
章惇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在他自律甚严、铁面无私上。他始终不肯利用显赫地位为亲戚朋友徇私情。他的四个儿子虽都相继考中进士，也仅有小儿子为校书郎，其余都是州县小官不曾显达。
可就是这样一位功绩赫赫、铁面无私的宰相，最后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仅在徽宗时期被一贬再贬，甚至到了贬谪地租不到房屋。更令人扼腕的是，《宋史》说他“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佑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把他列为奸臣，与蔡京、秦桧等放在一起供后世唾弃。
这位北宋大功臣晚景悲凉、令人神伤的缘由，翻遍相关史料，无非以下几条。
一是作为王安石继任者的新党首领，他改良新法，打击旧党，甚至连去世旧党官员封号、谥号都一一取消，这就得罪了以老臣为多的旧党群体。二是曾建议宋哲宗废除高太后封号，这就是被宋史说的“诋诬宣仁后”。三是作为三代老臣，他深知神宗14个儿子的秉性和做派，在哲宗病逝后，建议储君立简王赵似，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因而得罪了后来被向太后和旧党大臣力荐的端王赵佶。
稍微作一点简单推理，章惇被列入奸臣的原因不难辨析：如果是因推行新政，王安石才是始作俑者，宋史并没有把王列为奸臣，变法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怪其建议取消高太后封号，在鼓励士大夫谏言的宋朝，一个并没被采纳的建议，远不至于被扣上奸臣的大帽子；只有最后一个原因，反对赵佶继任皇权，得罪了后来的皇帝宋徽宗，但恰恰也是这一条，后来被历史验证：向太后和旧党大臣们正是没听章惇忠劝，选出一个穷奢极欲、不理朝政的昏君赵佶，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当然，章惇后来被很多人诟病，也有他自己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旧党的铁血政策和无情打击。章惇为首的新党，对旧党曾经给自己的贬逐心有怨恨。重新执政后，京城上下数百人受到他的查办，连司马光等人的赠谥也被追夺。章惇和苏轼年轻时曾是挚友，后因苏轼多次陈言新法的不足，和章惇成为“政敌”。章惇任相时将苏轼贬到岭南，性格豁达的苏轼很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诗句传到京城后，章惇心生不满，很快将老朋友苏轼再贬到比惠州更荒凉的海南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岛只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何况当时苏轼已62岁高龄，如此远谪等于置他于死地了。章惇在无情打击苏轼的同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为化州（在今雷州半岛）别驾，并规定不许占用官舍；苏辙不得已就地租民房居住，章惇又以他强占民房为由，下达文告要求州里严治苏辙，最终因租赁双方手续齐全才免遭新难。——章惇的以上做法，也许是出于以防后患的政治考量，但给后人留下了党同伐异、泄私报复的口实。同时也因过于严酷，树敌太多，使自己晚景凄凉。三、名人启示
名人的经历容易被关注，名人的际遇也容易放大历史教益。千年之后再看宋中后期这段历史，以及作为“北宋第一宰相”章惇的褒贬毁誉，给后人很多启示。
第一，“政声人去后”，甚至要“候”到下一个乃至更远的朝代。为政者受到时代条件、治理环境、个人性格等因素制约，难免有潮涨潮落，时起时伏。功过是非个人无法左右，但最后总有公论。一代女皇武则天去世后，留下一座无字碑，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是这位女中豪杰的睿智。章惇的是非毁誉，哪怕正史《宋史》似已“盖棺论定”，但架不住章惇生前的文治武功，也在史书留存。因此后世了解宋史的人们，对章惇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南宋名臣李纲评价章惇：“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诸子虽擢第，仕不过筦库州县，岂不贤哉！”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章惇“其功博，其德正，其仁大矣”。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干脆反唇相讥：“元佑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来区分的。”“吾以为惇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第二，史书要读，但不可尽信。“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历史”不完全按等于“史书”。尽管传统史学强调“不虚美，不隐恶”和“实录”“秉笔直书”的史德，但实际能够做到的史学家少之又少。一方面，传统史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必然使史书常有春秋笔法，难免云遮雾罩；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传统，又很容易导致其受到当朝舆论的“引导”而被动“服从”，失去客观、求实的本真。当我们在为古代盛世修史欣慰时，也要顾及因当朝志趣、好恶等，可能存在的示假隐真和评价局限。因为宋徽宗的原因，南宋将王安石“熙宁新法”作为北宋失天下的祸根，此后的史学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而由投降派执政的南宋偏安一隅，不思北伐，自然是齐声反对新法，对新党首领章惇的评价自然也不会改变。再加上，宋史是由元朝蒙古人修编的，不熟悉汉文化的元朝官僚，不得不大量采用宋人笔记和南宋史官留下的现成评价——被宋徽宗一贬再贬、南宋保守派笔下的章惇，自然不会有好话——元朝人修出的《宋史》，凡是涉及北宋变法人物的评价都极低，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人无完人”不是评价人的尺度，人的特定职责和相应作为，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依据。我们常说人无完人，再圣贤的人也有瑕疵，评价人要看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样说虽然不错，但存在两个问题：一个人、一个机构做过的诸多这事那情，很多是没有功过是非可比性的。如果说章惇贬谪苏轼让这位旷世奇才折寿了若干年，是“过”，但这和他推动新法，和他征服西夏或收复吐蕃，怎么比谁大谁小？更重要的是，不联系特定历史职责和相应行为评价人，很难找到评价的本质标准和共同认知。从做朋友的视角看，章惇不是一个可以托付、值得深交的善主，他把政治生命、政治责任看得很重，必欲把所有政敌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从他履行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使命看，他的严于律己、不惧权贵、尽心尽责、文治武功，为了治国理政，他几乎做出了所有可行的努力，付出了所有可能的牺牲，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国家栋梁。同理，我们评价一位领袖，一个政党，当然可以从是否清廉、纯洁程度等方面来考量，但首要的，还是要看其“执政”的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把国家治理好了，有没有让百姓过上持续幸福和安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