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24年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依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25年1月召开。但当时正值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二大”的召开也因此后延。孙中山北上后一病不起，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党内顿失魅力领袖及导师后，最高权力的继替成为焦点。“党统”之争亦自此而起。
孙中山在世时，廖仲恺、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廖、胡二人中，孙中山尤为推重廖。廖不仅是国民党内一位难得的理财专家，而且做事有魄力，有胆量，敢担当，政治眼光远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廖仲恺的功劳最著。不过，孙中山对廖虽然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时，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当他北上之际，代理大元帅的交椅亦授胡而未授廖。传闻当时有好事者问孙中山：代帅职位何以交胡而不交廖？孙回答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
接班人之争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最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接班人。而胡之竞争对手，除了廖仲恺，还有汪精卫。廖自知非胡对手，乃将汪推到前台，自己隐身幕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之胡汉民之由“留守”而“代帅”，廖仲恺之由省长而财长，略逊一筹。不过，孙中山北上时，让汪精卫随侍左右，并在北京病重期间，让汪精卫代行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汪不仅代表孙中山对外发言，并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汪也因此萌生角逐接班人的雄心。
角逐接班人，鲍罗廷的支持举足轻重。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深加信任，聘他为政治顾问，并请他参与高层决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国焘描述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称：“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个人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
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6]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抑胡抬汪。
据闻，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不得党内同志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
汪精卫遂在鲍罗廷、廖仲恺等人支持下，拉拢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等军人，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被推选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部长。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外交部”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
胡汉民不甘失落，想通过与党内“右派”结盟，反击汪精卫，未料因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事件，不仅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
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廖氏左倾“亲共”而导致党内右派分子不满。实则“廖胡交恶”才是主因。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谣传说“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
廖案发生后，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汪精卫认为，胡汉民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
西山会议派
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
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
廖案后不久，许崇智又被蒋介石逼迫离粤。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
这些不满汪精卫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按照国民党改组后的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有意削减中执会内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的掣肘，于1924年7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
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西山会议除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还决议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18]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
西山集会的名义，是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议案，宣布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解除其中执委职务；解雇鲍罗廷。
广州中央获悉“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立即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宣布西山召开之“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其组成分子为“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亦不甘示弱，于1925年12月1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党部机关。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互争“正统”，相互指摘对方为“非法”，为“反革命”。
粤“二大”
1926年1月1～20日，广州中央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是此次大会由汪精卫主持；二是鲍罗廷在幕后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三是中共党人在此次大会上甚为活跃。此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大会。
国民党“二大”前后，是汪精卫在党内之黄金时代。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亦达到了鼎盛。而鲍罗廷则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广州“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受到了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从语言和修辞上都可看出其影响的痕迹。
在出席大会的265名代表中，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各种说法不一，有的说有150多人，有的说有八九十人，亦有的说六七十人，还有的说四五十人。各种说法虽出入甚大，但都肯定中共党人在大会上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大会秘书长由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谭平山5人组成，内中林森不在广州，实际未参与，另外4人中有3人是中共党员。大会报告中，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分别报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及大会秘书处的筹备工作；另外在有关政治、军事、财政及北方政治情况的4项主要报告中，共产党员担任了其中1项报告；在有关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7项报告中，有4项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14个省市的党务报告中，有6个省市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就连12个海外党务的报告人中，共产党员也占了3个。大会指定了若干委员会审查大会的各种报告，其中审查中央组织部报告的委员会委员16人中，有10人为共产党员；在闭幕式上有9人演讲，其中5人为共产党员。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通过“党团”组织，统一部署在大会上的言论和行动，令纯粹的国民党代表为之不安和畏惧。
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名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人。内中共产党员有15人。
1926年2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维经斯基这样评估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他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确实大大加强了。
沪“二大”
广州“二大”召开之后不久，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3月29日～4月10日），另行产生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二届中委”总计76人，其中中执委25人，候补中执委39人，中监委7人，候补中监委5人。
与广州“二大”浓烈的左倾气氛相比，上海“二大”则是另一番景象。张继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国民党的主张是全国人民起来救中华民国的。换言之，是国民革命，而非阶级战斗；中国革命是国民建国问题，并非与世界各国宣战，除得各弱小民族赞助外，亦须得非侵略主义的各民族的同情。换言之，是中华民国建国运动，并非世界革命，亦非国际革命。”
西山会议派一开始即由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深受党统合法性的困扰。上海“二大”又因比广州“二大”晚开而更居下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也无财源，由一群失意文人政客集结而成的上海中央显然无法与广州中央相抗衡，甚至连维持日常机构运作的党务经费都难以筹措。在西山会议派内部又缺少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军人物，其组成分子又十分复杂，参加者猎取权位之心重于主义之信仰，有些人只是以“反共”“分共”做幌子，希望谋取相当职位。
虽然西山会议派反汪拥胡，但胡汉民对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行为并不认同。胡的党性和党统观念极强，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
广州“二大”与上海“二大”的同时召开，是国民党左右两翼因“容共”“反共”之政策歧见以及派系权力之争而导致“党统”分裂的表征。在此后一年半内，这种分歧与纷争更趋激烈。
蒋介石崛起
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当时“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二大”后，蒋因“高处不胜寒”而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疑心并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反击，但由于得不到苏联顾问的支持，竟负气出走海外。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掌控广州中央。4月16日，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学界流行的看法，蒋介石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乃蒋介石“崛起”的标志。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借。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在一两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还称不上已真正“崛起”。中华革命党时期，辅佐总理的核心干部是五部部长，蒋不在其列；中国国民党时期，1923年1月，辅助总理的参议有21人，蒋不在其列；1923年10月，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19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51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7月，孙中山成立更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初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谭平山5人为委员，蒋不在其列。
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而没有看重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不让他参与党政。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时，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可以说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其上。只有在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负气出走之后，蒋介石才开始掌控最高权力。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才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
汪精卫、胡汉民早在清末民初即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而蒋介石直到20年代初还默默无闻。《申报》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的商业报纸。在《申报》报道的次数，大体可以视为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此而论，蒋介石真正成为全国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应是1926年以后。这也大体与“中山舰事件”之后“崛起”相吻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为期仅一年零八天。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连蒋介石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蒋在孙中山死后一年间，暴得高位；又在一年之后，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去世时，年仅59岁。蒋介石后来遇到困境时，每每慨叹“要是总理在世……”。他没想到真要是总理在世，哪有他介石叱咤风云的机会。“乱世出英雄。”乱世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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