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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档案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开课程有“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士人史”、“中华文明史”等。参与编写教材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李斯》、《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中华书局）等。曾多次获教学质量优秀奖。主讲课程“中国古代史”为南开大学示范精品课、天津市精品课。
现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录播吕不韦、李斯、范蠡等历史人物系列讲座，颇受欢迎。2012年3月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系列节目《从司马到司马》受到广泛好评。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权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司马氏及其建立的晋王朝。司马氏先后建立了西晋和东晋两个政权。西晋建立于265年，280年灭东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发“八王之乱”，接着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起义，全国陷入大混乱，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共51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西晋王朝建立过程中，司马懿是奠基者。他发动高平陵政变，控制曹魏大权，中经司马师、司马昭的苦心经营，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西晋的兴和衰与司马家族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亡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理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低调展才华
司马懿赢得曹操信任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迭有多种形式，如，有的王朝是经过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也有以和平的方式——禅代，后者将前者赶下台。所谓禅代，实则宫廷政变，乍看是和平交接，却是经过了激烈的政治博弈，赢家稳操胜券，败者体面下台而已。
司马氏取代曹魏，就是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才打败政敌的。其历程可谓惊心动魄，血雨腥风。
司马氏是河内温县远近闻名的大族，世代为官，司马懿的祖父辈，三代（钧、儁、防）均为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可谓高门望族，远近闻名，属于士族阶层。
司马家族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伏膺儒教”，其家风受礼教影响较深。司马防对子女教育要求严格，把家庭当作模拟朝廷，“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
司马氏显赫的家世与宦官之后的曹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司马家族中有的人与曹操关系不错，但从内心深处而言，司马氏家族不少人是看不起曹操的。尤其是司马懿，他对曹操控制汉献帝，掌控朝政大权的行径十分不满，更瞧不起曹操的出身，“不欲失节屈从曹氏”。但当时曹操势头正盛，在朝廷说一不二，为发展势力，他很需要得到司马氏这样有影响的家族的支持。为拉拢司马懿，他软硬兼施，使司马懿感到恐惧，终于出山，来到曹操身边做官。虽然曹操比司马懿年长20多岁，但司马懿“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誉为“非常之器”，其才干不在曹操之下。当这两个强人一见面，矛盾便随之产生了。据说曹操曾做一梦，梦见“三马同食一槽”（三马，指三司马，司马懿、师、昭；槽，曹家也）,这让曹操十分不爽，他对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关于这个梦，虽然不排除有后人附会之嫌，但曹操见到精明的司马懿之后，在潜意识中产生防范戒备之心也是可能的。
不过在曹操当政之时，司马懿不显山不露水，做事低调，十分谨慎，这是因为他知道曹操的厉害。司马懿工作勤恳，办事谨慎，尽量迎合曹操，讨曹操欢心。司马懿在以下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第一，办事认真，尽职尽责。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他工作勤勉，夜以继日，甚至连割草放牧这样的小事，全都亲自过问，曹操这才逐渐放心。
第二，曲意迎合，以求好感。
曹操晚年，权势强大，代汉称帝时机日益成熟，可是曹操却坚持不称帝，这表现了曹操顾全大局，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因为他一旦称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曹操何尝不想称帝，他只是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司马懿深知曹操的矛盾心理，便有意投其所好，以求好感。
有一年，孙权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建议曹操顺应天命，代汉称帝。曹操一眼看穿了孙权的真实用意，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显然，曹操骂孙权是从维护天下稳定这一大局出发的，而内心极力压抑当皇帝的欲望。
当时正在曹操身旁的司马懿也见到了孙权的信，立即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孙）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舜）、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此话极力投其所好，让曹操高兴。虽然曹操没有称帝，但司马懿却赢得了曹操的好感。217年，曹丕被立为太子，司马懿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与曹丕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第三，献计献策，展示才华。
司马懿是才华横溢之人，但他又很清楚曹操的性格。所以他尽量做到既展示才华，又不过分张扬，更不与曹操发生冲突，点到为止，不温不火。这期间，有三件事他做得很漂亮，司马懿的才华也得以表现。
之一，得陇望蜀，具有战略眼光。
建安二十年（215年），他随曹操征讨张鲁。——张鲁原来在益州牧刘焉手下做官，后来被派往汉中驻守。汉中在今陕西南部，是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张鲁到达汉中后，自以为羽翼丰满，便宣布脱离刘焉，建立了割据政权。
曹操认为，张鲁政权的存在对他是个威胁，决定进行征讨。曹军逼近汉中后，张鲁见抵挡不过，便投降了曹操。在张鲁决定向曹操投降的时候，司马懿向曹操建议，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显然，司马懿是希望曹操乘胜进军，一举夺取益州。按当时曹操和刘备的力量对比，曹操是有可能趁刘备立足未稳拿下益州的。即使打不下来，也可以震慑刘备。但曹操似乎没有勇气继续南下攻占益州。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曹操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司马懿也很知趣，不再坚持。
“得陇望蜀”似乎指司马懿贪心不知足。但是司马懿的建议立足点高，认为得到汉中后，乘胜进军，以攻为守，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刘备，也可以重创刘备，以保汉中不丢。从这点看，他具有战略眼光。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的建议，结果后来汉中得而复失，还损失了一员大将。
之二，兴办军屯，具有经济头脑。
军粮是军队的重要物质基础，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农民流散，土地荒芜，军队粮食奇缺，曹操为解决军粮问题，于196年实行屯田，把流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管理军队的方式组织生产，屯田当年就大见成效，是为民屯。建安末年，战争减少，司马懿又向曹操提出利用军队屯田的建议。他说：“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且耕且守”就是军屯。曹操采纳了建议，命令军队不打仗时种地，从事生产，“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建议实行军屯是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一大贡献，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之三，利用矛盾，显示军事才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军攻魏将曹仁于樊(湖北襄樊市)。关羽引汉水淹樊城，驻扎樊城的于禁七支部队全被淹死，史称“水淹七军”。此时关羽声势大振，威镇中原。曹操担心樊城失守，许昌不稳，想迁都河北，以躲避关羽的锋芒。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局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
司马懿的意思是：于禁虽遭水淹，但整个战局没有失败，如果迁都，不仅会造成“示敌以弱”，还会造成民众不安，政权不稳；所以不能迁都。孙权、刘备明和暗不和，应与孙权秘密联合，让孙权在后面牵制关羽，前后夹击，打败关羽，解救樊城之围。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派使者去见孙权，魏吴经过密谋达成了联合进攻关羽的计划。在魏吴军队南北夹击下，关羽丢失荆州，败走麦城，最后兵败被杀。这一仗的胜利，展示了司马懿善于利用矛盾，击破敌人的军事才能。
司马懿的才华和对曹魏政权的贡献使曹操渐渐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甚至任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接近、辅佐曹丕。
曹丕称帝之后，曹丕对司马懿非常佩服，他每次向司马懿问计“辄有奇策”。司马懿在抗击诸葛亮北伐、发展经济、兴办屯田等诸多大事上功绩显赫，逐渐成为曹魏朝廷最具影响力的大臣。
（二）
司马氏代魏
一场激烈的生死博弈
司马懿取代曹魏的政治野心是何时形成的？
我认为，司马懿取代曹魏之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曹操时期，司马懿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曹操的权势在司马懿之上。曹操死后，曹氏父子一代不如一代，这本身就容易使权臣产生非分之想。而司马懿超人的才干，卓越的功绩，也容易被认为有政治野心。虽然你没做什么，但有人已经感觉到了。
《三国志》中有三条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条，前引曹操曾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可能是曹操通过对司马懿的观察，感觉来者不善，心存疑虑，又做了一个“三马同食一槽”的梦，进而产生不祥之兆，故说此话。
第二条，《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说：（魏明）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于魏室（社稷）还不太清楚。陈矫见司马懿权势不断增大，对其发展前景有些担心。
第三条，《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载老臣高堂隆临终前口占疏文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系指司马懿。
司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辅政时期。曹爽是一个既愚蠢又贪心的家伙，他排挤司马懿，司马懿借机归家“养病”，暗中准备，拉拢党羽，训练军队。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掌控了曹魏大权，但是反司马的力量依然很强，司马懿和他的儿子为掌控大权，与反对派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争斗，但不管怎样说，曹魏历史进入了司马氏时代。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将曹魏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过，曹魏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的。从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到265年西晋建立，16年中，反抗司马氏专权的事件从未停止过。从外部看，曾爆发过三次以对抗司马氏为目标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俭之叛；258年诸葛诞之叛。从内部讲，仅皇帝发动的反司马事件就有两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谋袭杀司马师；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专横，向几个大臣诉苦水，历数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并且亲自披挂上阵，企图杀掉司马昭。曹魏势力对抗司马氏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他们的图谋均被粉碎，曹芳被废，曹髦被杀，曹魏集团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为有效地震慑反对派，司马师还对士人群体实行高压政治，顺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在司马氏的威慑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马氏，有的继续与司马氏持对抗态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马昭杀掉。
司马懿父子对政敌毫不手软，击败了曹魏集团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到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使魏帝曹奂下台，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政权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比较而言，司马懿是凭借军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权中属于“事功派”；而曹爽集团，是由曹魏宗室及贵戚子弟组成，不务实，尚空谈，可称“浮华派”。事功派的司马懿能够最终取胜，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在政治谋略、政治斗争经验方面远远强于曹爽集团。
不过，在这场残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马氏奸诈、残忍的一面。比如他对曹爽集团成员“夷三族”，许多无辜之人也惨遭杀害。受到牵连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连坐处死。为使士人就范，他们软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团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贤为例，王戎、山涛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则步他们后尘，顶着司马氏的嘲讽，违心加入。向秀入仕仅为保全性命，《晋书·向秀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可知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同样为保命的还有阮咸、刘伶。他们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参与政治，又不投靠司马氏，而是崇尚老庄，放达任性。终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惊人之举。
七贤之中，只有嵇康、阮籍敢于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嵇康性格刚烈，厌恶司马氏篡权的行径，拒绝司马氏的拉拢，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斥责山涛为名实则表示与司马氏绝交。嵇康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司马氏，捏造罪名将嵇康杀掉。而性格软弱的阮籍，在司马氏的高压逼迫下，郁闷而死。嵇、阮死后，闻名遐迩的竹林七贤彻底瓦解，司马氏进一步扫清了取代曹魏的障碍。
（三）
“居治忘危”
司马炎丧失大好局面
司马懿及其儿子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不断挫败政敌的反抗，扫清了障碍，到265年，司马师的儿子司马炎称帝，终于取代了曹魏。
司马炎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发布诏书：表示“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所谓“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五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实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
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西晋在280年统一中国后，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国家统一后，迫切需要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生产，晋武帝推行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太康元年，西晋政府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
所谓占田，就是允许农民占有法律上规定的土地。即一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可以占田30亩；课田是督课种田的意思，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田租和实物。正丁（16至60岁），男子按50亩征收，女子按20亩征收。次丁(13至15岁、61至65岁)，男子减半即按25亩征收，女子免课。
课田的田租是每亩缴纳8升，50亩共交租4斛（升、斗、斛都是十进位）。除田租以外，西晋政府还颁布了户调制，即按户征收实物，规定丁男做户主的每年交绢3匹、绵3斤，妇女及次丁男做户主的减半交纳。
对占田制，从积极角度看有促进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意义，占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对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不过，占田制的问题也很明显，在政府没有保障措施条件下农民占有土地是不平衡的，占田之数有多有少，而课田数字却是固定的，这必然使那些土地较少的农民负担加重。所以，占田制理想化的成分颇多，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根本没能解决。
在占田制的规定中还有官员按照品级占田。当时官分九品，品第一者占田50顷，每品之间，相差5顷，第九品占田10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荫即荫庇，被荫庇者不再向政府交纳租赋。这样一看，贵族官僚和农民在经济上的差别真是一天一地。
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吴前后，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劳动力缺乏，西晋在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招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继续用优惠政策吸引吴人北上，迁居北方者，免除徭役20年。为增加农业人口，鼓励早婚，下令女子17岁以上不出嫁者，由官府代找配偶。晋武帝还多次下令“省徭务本”，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汲郡太守王宏搞经济有成效，晋武帝予以表彰，提拔为大司农。
在西晋太康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战争减少，加之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纪·总论》则这样描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甚至出现了“天下无穷人”的谚语。这些记载，显然有夸张，但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应是真实的。
然而，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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