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八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
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
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
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五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
拾壹·分封
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
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
其次，周朝还“未定天保”。天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
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
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
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
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bó）州一带的焦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祝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蓟（jì）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
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尚父，称为齐国；曲阜封给他弟弟周公旦，称为鲁国；燕国分给召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
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
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
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
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之责。
武王时期，有个叫天亡的人铸造了一尊青铜簋，簋的内部有78字铭文。铭文所记的内容是周武王率领四方诸侯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亡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帝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帝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
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主持国事。就这样，叔侄二人用特别的方式联手接续了周王朝的未来。但是，这一权利结构令很多人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了质疑的理由。
率先发难的是周武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武庚的另外两位弟弟叔鲜和叔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武庚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
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遇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
而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甚至很多近臣都在说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这不能不让他心生芥蒂。这一切周公也知道，为表明心意，他写了一首诗《鸱鸮》。在诗中，周公自比一只小鸟，被吃鸱鸮吃了孩子，毁了鸟巢，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再筑鸟巢。新兴的周王室就像是被鸱鸮毁掉的鸟巢，风雨飘摇，而周公就是决心重建家园的那只坚定的鸟。
以诗明志的周公得到周成王的再度信任，如同打天下一样，君臣同心同德是王朝度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周成王授命周公带兵东征。战斗一打就是三年，过程极为艰苦，最终叛乱得以平息，胜利后的周公也效法哥哥并没有将所有的反叛贵族都降罪为奴，只是杀了为首的管叔鲜与武庚，以儆效尤。
班师回朝的路上，周公的将士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用坏了我们的手斧，累坏了我们的士兵，周公率师东征，叛乱得以扫平，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但愿从此得到安宁。想要得到永久的安宁，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要实现它，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设计，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周公身上。
再度平定了天下的周公居功至伟，思虑却越来越重。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儿子伯禽聊天，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周王的叔叔，地位不可谓不高吧。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会立刻握着头发跑出去。如果正在吃饭，饭还没咽下去，就急忙去见客人。像这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伯禽困惑地说，请父亲训示。周公长叹一口气道，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的确，不敢怠慢。
周公不能忘记三年前叛乱者的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自己“将不利于成王，不可不防”。他更不能忘记周人内部公然指责自己的那些反对派，幸亏成王的信任，才将危机一一化解。要知道，发起叛乱的东夷诸侯过去饱受殷商欺压，救他们于水火的是周人，他们受周人恩惠，本该感激和拥戴新朝，却为什么要反叛？管叔鲜和蔡叔度的反目更加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当然，这些人也只是率先跳了出来，伺机而动的部族恐怕还不在少数。应该怎样做才能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
问题很多，但要一个一个地解决，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周人得天下的正统性问题。“天命”是周文王称王并带领周人崛起的信仰核心，但现在周王治下的地域和人群已非从前，各诸侯国都会想，为什么天命眷顾的就是周人？为什么是周文王、周武王？如今为什么就是周成王？甚至为什么是你周公摄政来代管天下？这也是天命吗？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灭商后的周武王念念不忘的心事，这也是他千叮万嘱周公要修建新都城的原因。强烈的仪式感会强化天下人对天命的信仰和归属。
周文王曾经说，在往昔，舜曾经耕于历丘，为自己的不足感到恐惧，因而便求“中”而到了尧都，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大业。商人的祖先上甲微为了报仇而向河伯借“中”，并藉此消灭了有易部落，为商王朝的创建打下基础。
据“中”是建立与保持政权的重要方式，所以周武王想建一座属于周王朝的都城，选址就在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邑。
周公从未忘记过兄长的临终嘱托，治国难题千头百绪，他越发意识到，建都不仅是一项工程任务，更重要的是如武王所说，这关乎国家根基。
中，从夏朝甚至更古早开始，就是极具政治意义的方位概念。天下之中的国家就称之为“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这意味着正宗、正统、正规，是与自然秩序相呼应的、符合天理的政治秩序。只有占据了“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
在此之前，周人先后有过几座都城。周先祖古公亶（dǎn）父建都岐邑，奠定了周国的崛起兴盛，此后周人之国便称作“岐周”。周文王继位后将都城从岐邑迁至沣水西岸的新都丰京。周武王时，又在沣水东岸建都镐京。丰京是周朝宗庙和园囿（yòu）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称“丰镐”，也称“宗周”。但周人的居住地一直相对偏西，这不利于治理王朝的整个疆域。
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位置在岐周、宗周之东。这里是伊、洛、瀍（chán）、涧水流经之地，土地宽平，千里沃野，是天然的粮仓。在它的南面又有伊阙之险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不远处就是夏朝都邑所在地，它们同在伊洛河故道的北岸。向东约100公里的地方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位于黄河西北岸的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距离此地也不过二百多公里。这里正是中国人最早选定的“天下之中”，而周公又在这天下之中的区域选择更准确的位置。
周成王五年三月初五，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六天后，3月11，成周地基落成，成周就是新都的名字。
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周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周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
之后连续两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
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成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
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成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
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兹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三千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四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择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卫”，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邶（bèi）、鄘（yōng）、卫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卫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
商王朝时代，商王氏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
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
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卫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七个族群的人，陶氏、施氏、繁（pó）氏、锜（qí）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国都会拥有三类属民，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殷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
在远古氏族制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识，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
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须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
对于封国，周王氏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卫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你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让大家信服。你要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
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立制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
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十四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
此后两年间，周公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有53人都是周人的姬姓后代。周人原本生活在姬水一带，姬姓因此而来。随着分封的不断进行，这些原本同为姬姓的人都又有了各自不同的氏，周文王的后代有管、蔡、郕（chéng）、霍等等，周武王的后代有邘（yú）、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凡、蒋、邢等，新的宗族再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
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
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他们被天子分别赐予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爵位，被统称为“公侯”。公侯可以封“采（cài）邑”。
采邑也就是再次一级的，又被称为“家”。采邑之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但他们没有再向下分赐的权利。
天子将封地与属民封赐于诸侯，明确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再封赐土地和人员给大夫，明确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分明的等级中又有适配的礼仪系统，规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处事。
五礼之首“吉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先祖、社稷、宗庙时的礼仪。有关哀悯、吊唁、忧患的典礼，被称为“凶礼”。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的相敬之礼称为“宾礼”，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仪称为“军礼”。此外还有“嘉礼”，是一系列亲睦人际关系、沟通感情的礼仪。
配合各类“礼”的施行，“乐”的使用也有制可循。乐队的编制分为四等，天子享用四面排列的乐队，诸侯、大夫和士分别享用三面、两面和一面排列的乐队。
相应的，舞队也分四级。八位舞者，一行为一佾（yì），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两佾。
乐器的使用也有讲究，钟、鼓、磬的合奏被称为“金奏”，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以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用鼓。
礼乐一体，并经由日复一日的强化，为社会带来此前从未有过的稳固连接。
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具轮廓。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即位合法性的巩固。其次就是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之上建立的分封制。周朝的分封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宗法制。天子的嫡子继承天子，庶子为诸侯。诸侯的嫡子继承君位，庶子为大夫。分封的本质与此同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天下独尊的权威得以确立。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
再次，周公明确将“德”的理念引入君权天授的体系，将上古以来各种“礼”的观念转变为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
礼乐日渐兴盛，制度趋于成熟，这两大支柱的合力支撑，让周成为比夏商两代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这是周公天才般的政治发明，此后数千年中，它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
周公已经摄政七年了，这一年，周成王在成周举办了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盛大，各国都带来大量方物进献王室。
《逸周书》中详细记录了那场盛会的站位，天子周成王立于处正中位置的“堂”中，与他共在堂上的都是至亲，周公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左侧，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堂前、中台、外台分别是高等、中等、下等诸侯的位置，所有人与王权的关系直接呈现在与天子的距离上，这种距离也代表着权利。
堂上的天子、封君面南而立，俯视堂下的诸侯、币帛、四方贡物。内台上两班执事官员则皆面向东、西，不能北面仰视天子，也不能南面俯视台下，等级尊卑立现。这是周天子的天下和秩序，也是中国大一统皇权的源起。
这次朝觐仪式后，周公践行了自己七年前对天下的承诺，正式还政成王。他完成了扫平叛乱、营建成周、天下一统的全部职责，每一桩都艰难而重大，都是父亲周文王和兄长周武王未尝的夙愿。四年后，周公去世。
历史的细节往往晦暗不明，对于周公摄政期间的事迹，历代都存有争议，但历代也有无数志士能人自比周公，希望能如同周公一般，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有学者用“元圣”来称呼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德行，更因为周公开启的国家制度和礼乐文明，让中国成为一个包容而富有凝聚力的礼仪之邦，并最终熔铸成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体。也因为有了周公，周王朝迎来了天下归心的礼乐盛世。
人划线
联系客服
微信登录中...
请勿关闭此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