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有些人读了老子的这段话，就认为老子这是在宣扬“愚民”政策，是告诉统治者，让老百姓变成呆傻的人，没有想法，没有学识，没有智慧，这样就最好管理了，让他们干什么就乖乖地干什么，不会反抗他们的统治。一句话，就是让人变成傻子。
人生在世，谁都想是个聪明人，没有人愿意当个笨人，更不想让人把自己当作傻子。笨人、傻子，代表干傻事，很可笑，谁被冠以此称呼，会被看不起，被人嘲弄，甚至被人欺负。就是笨人，在聪明人目前也会不自觉地自卑。
“智”，在世人的眼里，不仅代表一个人天资聪颖，还代表着学识、技能、水平，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本领。
《中庸》里讲，“知（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智”是人通行天下必备的素质之一。人类有了“智”，才能解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走出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才能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让人类在世界上过得更好更舒服。
《论语》：“知（智）者不惑。”人类有了“智”，就能看问题透彻，不会被现象所迷惑，不迷糊，不犯错误；就能明事理，不认死理，处事通达，能正确地做人做事。
这是“智”带给人类正面的东西，人们在享受“智”带给人类的好处同时，也在受着“智”带来的副产品的困扰。
有的人不是把“智”用在正道上，而是工于心计，不按事理办事，把才智用到歪门邪道上，坑蒙拐骗，欺诈害人。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和后来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大时代，也是人类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人才辈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这个时期被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是人类迄今无法超越的巅峰时期。
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都敦厚、纯朴，那么大家就会相处和谐，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如果人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机，不断地想办法为自己多捞点儿，就会破坏很多良好的准则，导致冲突越来越多。
一个人心智太多，过于精明，就容易自我意识膨胀，不甘心屈居人下，想要得到更多，人一贪婪，就容易变得虚伪、奸诈。智谋本来是人生存的手段，变成以智谋为本，一切都变成计谋化。
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聪明人，人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争取，整个社会一定会陷于混乱，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想称霸天下，发动了兼并战争，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再到秦一统天下。
在春秋之前，往往是出身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一些平民出身的士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文的凭借游说取得高位，武的凭借战功得到重用，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来，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诸侯扩张的野心与一些普通士人出人头地的野心相结合，使战争连年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这都是“智”惹出来的祸。
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百姓为什么难以治理？就是因为“智”多了。人“智”多了，为人处世太精明了，产生狡诈之心、机巧之心、阴谋之心、争胜之心，老算计别人。
苏辙：“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应之，则上下交相贼也。”社会上精明的人太多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就会尔虞我诈，互相伤害。
当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人们就会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觉得当下的人不如古人，社会风气也不如过去。不只是现在人这样的认为，2000多年衣的老子也这样认为。
过去的人心和社会风气是怎么样的？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愚”。
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明”，指的是小聪明或精明，人们把那些脑子好使、爱算计别人的人称作“小聪明”之人，带有贬义；“愚”，与“明”相对，不是指愚昧，而是指淳朴、质朴、敦厚，不懂得耍小聪明，是一个褒义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前的那些善于按照道来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让百姓学小聪明，而是要让百姓变得淳朴。
老子生当乱世，感于世乱的根源莫过于大家攻心斗智，看到了“智”有其大大的坏处与反作用，于是惯于逆向思维的老子提出愤世矫枉的言论“绝圣弃智 ”，主张人们放弃机巧伪诈，恢复质朴的纯真状态。
如果人人质朴了，安分守己，就不会生贪婪之心，就不会出现投机钻营，就不会出现战争。
因此，老子指出不能以智巧治国：“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用智巧治理国家，经常用骗术谎言，这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让民风淳朴、敦厚，这才是国家的福祥。
有些人认为，这是在美化老子，这是因为这些人用现代的视角去审视老子，拿现代思想去衡量老子所说的话，忽视了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著述的语言环境，把自己的想当然当成了老子的本意，进行了错误的抨击和解读。
老子提出人要“愚”，不是要让人成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愚笨之人，而是要使人抛弃小聪明，获得大智慧；抛弃虚伪、险恶，复归真诚善良。
没有人喜欢生活在欺诈的环境里，也没有人喜欢和奸诈的人打交道。一个国家，人人都淳朴良善，安于自己的本分，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和睦相处，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安定？人民怎么会不幸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