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蒙战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大越民族意识的发展。毫不巧合的，此后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本土史学家，致力于江好越南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黎文休。黎文休出生于清化省东山县，17岁就在科举考试中喜提榜眼，并很快参与草拟了一部新的刑律。后来官拜兵部尚书，1270年后进入翰林院，担任总史馆主编。
1257年，陈主令黎文休收集资料、编写史书。这其实是大越在儒家背景下发明自身历史的很大一盘棋，当然也和君主的个人口味有关。1253年开始，科举考试明确以儒家经典为导向，强调四书六经（原文如此）的学习。同年升龙文庙旁新建国子监。陈太宗1258年表面上退休，自比尧舜、以太上皇自居，其实是为了退而不休、脑控朝政。在1260-1271年代陈朝与蒙元的口水战中，黎文休等调戏元使，搬出儒家道理，说的对方哑口无言。在陈太宗和黎文休的心目中，既然忽必烈说他自己代表了中国，那么赵佗也可以代表越南。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的时候，蒙兀室韦这个部落在任何你球史书上都还没出现呢。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发明历史之竞赛，黎文休无疑扮演了重要的加速角色。
于是，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上起赵佗于西元前207年建立南越，下到李朝在1225年灭亡。虽然比起后来很多越南历史学家上溯到远古的发明，这个设定算是中规中矩、不算过于野性，然而在当时已经是前无古人石破天惊了。黎文休当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比如他的著作大量参考了13世纪中期史学家陈周普的【越志】。在体例上，黎文休模仿的对象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黎文休苦心于深挖中越史料，终于在1272年完成。可惜的是，和之前一些越南历史著作一样，此书没有完整存续下来。不过从后世史家的评价中，显然黎文休与过去写作越南历史的本土作家已经大有不同。其中穿插这上古缘起、圣王传说、王朝更替、官员忠贞和保家卫国，为以后的越南本土史学作品树立了重要样板。
（黎文休）
为了让重新被发明的越南历史一开始就师出有名以示正本清源，黎文休大力歌颂赵佗，将之比作大舜和文王。（赵佗：我一个河北正定县的亡国之民，加入秦军后怎么就成了越南人的祖宗了呢？）他还大肆引用孟子，显示赵佗和陈太宗都是得位之正、莫如其人之徒。
然而在大越民间传说中享有盛誉的二征夫人，黎文休却因为沾染了儒家歌颂统治者和男权的习气没有大书特书。尽管在其书中远远不如赵佗，作为真正越南本地人的二征却令黎文休发出了大越一千年内“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慨。
然后，黎文休又表扬吴权，认为他恢复了大越的法统。不过他对吴权的态度有所保留，指出吴权“只称王，不称皇帝”，他自己也没有清晰钦点吴权为赵佗的政治继承者。当丁部领自称皇帝后，黎文休对其青眼有加。
不过对此后的朝代，尤其是李朝，黎文休恶评不断，想必也是和他的金主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李朝大力弘扬佛教在儒家背景的黎文休看来宛如占婆、高棉之类的鬼灵异国。他愤怒地写道，修建佛塔、浪费民力，只为祈祷，无疑吸食百姓血肉。对于李太祖之后两代对占婆的武功，黎文休站在大越本位的角度予以了肯定。但是关于他们镇压山地生番后的举措，黎文休又认为过于宽松，显然是被万恶的佛教毒害了，使得他们忘记了君王应有的职责。
1043年，字喃也被创造出来了。不过一开始的使用者，与汉字使用者一样是儒家官员及子弟。到了1267年，行遣这一职位，以及部分由专门字喃科举的毕业生担任，而非先前不识字的太监。不过，字喃尽管出现在公务甚至外交文书中，其无助于儒学深化，因为此时儒家已经与汉字和科举结合，成为东亚世界的帝国文化，字喃诞生地太早，在强势的汉字面前显得多余。另一位史学家写道，佛教仍然是陈朝的核心价值观，儒学只是政府选用的工具，如同那句著名的“吾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
此时中世纪温暖期继续，江水继续润泽民众。当时的很多民间传说，比如【鱼蛙记】（Truyentre coc），嘲讽了当时熟读四书五经的官员不接大越地气的现实。大越自古是泽国，所以陈仁宗下令在江河湖水中驱逐鳄蜥，如同韩愈在潮州才会写出的【祭鳄鱼文】一样。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无不反映出对水的热爱。
陈太宗时代起，先前有所衰落的佛教随着社会稳定尤其是王家资瓷有所复兴。作为黎文休的金主，陈太宗本人虔信禅宗，他认为，儒学圣人与佛教大师，习气无所不同。陈仁宗1293年退位后，出家为僧，创立了竹林宗。在1308年他去世前，留下了现存第一篇字喃作品【居坐乐道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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