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贞观之治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体现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在其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发展很快，百姓丰衣足食，社会秩序安定、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欣欣向荣的大同之世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无愧为古今治理之道的辉煌乐章。贞观之治所采取的基本治国方略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形成的，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体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臣合治，儒家君臣之道的完美体现。太宗豁达大度，嘉言懿行，堪垂后世！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可称媲美三代之盛；其贤臣有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感其知遇，相与献替可否，竭忠尽智，以效股肱之劳。“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90页。]
第二，选贤任能，是儒家贤能政治的集中体现。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英才辈出，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又勤于听政，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的实践。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192。]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反复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臣下和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4《教戒太子诸王》。]，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把从民意、顺民心的重民思想作为制定国策方略的出发点。
第四，文治太平，儒家治道的主体精神。太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武以克敌,文以致治”,一即位就提出了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推行仁政，宣布“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才能实现“中国既安，天下大宁”[《资治通鉴》卷192。]。所以，对外，他尽量避免战事；对内，他提倡文治。还没有即位之前，他就广招文人学士进入秦王府，形成十八学士作为他的智囊团，后来就成为贞观宰相的主要班底。他即位第一天的群臣大会上就提出了“偃革兴文”，随后就广招文臣，贞观元年至四年，以文人入相而充实政事堂的诏令和任免即达18次之多，不断精选体现儒士补充进中央和地方的官吏班子，逐步形成了稳固的文人掌权的政治局面。
第五，建章立制，儒家制度化的完善。在制度建设方面，太宗君臣论政讲民主谏诤，皇权帝制改革，辅之以均田、府兵、科举、刑律、义仓、政事堂等制度建设与改革，尽可能地实现对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制约体系，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主精神，是贞观之治得以出现的关键，也是唐代在经济、法制、文化、军事方面逐步走向繁盛的重要条件。
第五，礼法兼治，儒家的法律化。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洞悉隋炀帝滥刑滥杀之弊，吸取了其教训，认为只有把德礼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移风易俗，治理好国家。他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贞观政要》卷5《仁义》。]这里的“抚之以仁义”，就是推行仁义礼教，“示之以威信”，就是施行刑罚。这样几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处理儒道释三教关系的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三教关系方面，太宗尽管注意三教排列次序，但他深层关注的是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二元结构的平衡与稳定，一直在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众信仰的合理结构。汉代以来意识形态方面成熟的经验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补充和辅助，这点唐太宗继承下来了。在初唐他需要进一步宏观调控的是如何使三教形成合理的分工，构建立体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国民信仰体系。
二、重儒
唐太宗很清楚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立国之后要治理好国家，则必须儒家出场。
唐初朝廷都非常重视复兴儒教，主要是为了寻求道统的合法性，借以确立儒学作为治国理政的主体。两晋以及隋代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分裂动荡，其主要原因在于重文轻儒，儒道沦丧，而唐朝廷吸取了历史教训，重新重视儒教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高祖就极为重视儒家。据《旧唐书》载：“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旧唐书》卷139儒学上》。]武德二年高祖下诏在太学建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以加爵土。这一兴儒的举动使学者慕向，儒教聿兴。[《旧唐书》卷139《儒学上》。]武德七年，高祖亲赴国子学祭奠先圣，下诏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又令徐文远在国子学讲《孝经》，亲临听诸生讲解经义，以示对儒学的重视。高祖又下《兴学敕》：“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崇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谟。”[《唐大诏令集》卷105《兴学敕》。]在高祖看来，儒教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教育对国家政治的积极作用深远，与道、佛比较起来，儒教是本，道、佛二教是末，他要崇本息末，崇尚儒宗。
太宗还为秦王时就“锐意经籍”。武德三年，战争基本结束，李世民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泛招引天下文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的待遇。即位以后，就在正殿左面设弘文馆，精选天下的儒者，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让他们以本官兼任学士。并让学士们在其中轮流值班，在政务闲暇时，皇帝就和学士们讨论经义，商量政事，有时一直讨论到深夜。又让功臣、贤者和三品以上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这样的讨论，使李世民本人也对儒学有了很深的造诣。
像汉初刘邦一样，唐初李世民也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在《遗萧德言书》中他说：“自隋季板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穽,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所以太宗非常重视复兴儒家。贞观二年，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亲自多次到国学馆，令祭酒、博士讲论儒学。学生能通一大经以上，就授予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达到三千二百六十多人。这样的重儒政策，使各地儒士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就连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地的贵族派子弟前来学儒，一时“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139《儒学上》。]
太宗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贞观二年他就形成了关于儒、释、道三教的历史观。他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21《慎所好》。]就是说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是否兴儒是决定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儒家居中制衡，佞佛佞道，就会导致亡国之祸，故而重儒。唐太宗在《帝范·崇文》中开篇就指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鲜明地表达了以儒为本，高扬儒家道统的明确意识。
儒学的传承要靠经学。鉴于儒家典籍流传久远，文字多有讹谬，贞观四年太宗就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诏令天下传习。除了经籍，唐太宗还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设馆修史，这就是《群书治要》与《隋书·经籍志》的编撰。《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书中撷取经典要义，阐明古圣先贤以德为本、修己为要的治国大纲；甄选历代史实，既有明君用贤、忠良辅国达致天下太平的经验，也有昏主宠佞、奸臣欺主导致朝政危亡的实录；以儒家为主体，整合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治国安邦、匡政利民的治道思想的集大成。[ 韩星：《<群书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1期。]《隋书·经籍志》是以儒家为主，融合三教，在各种典籍的排列次序上，以儒家经典放在第一位，即依次为 经、史、子、集四大类，道、佛经籍置于集后的附录位置，并说明道：“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讬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这明确指出了道、佛为出世宗教，但与圣贤之教也有一致之处，只是世俗之人不通其深意，往往背离原有的宗旨，走入迂、怪、假、幻的歧路，造成了许多弊端。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指导，抑其弊而不诬其利，所以就把有关佛教的资料作为四部的附录收录在子部杂家部分。
值得提及的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的儒学是在文化多元，三教并存情形下以儒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尽管李世民都主张效法西汉的以儒治国，对董仲舒也持肯定态度，但并没有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反，唐太宗对非主流思想都采取宽容、兼和的态度，既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体信仰方面上坚持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奉行信仰自由，兼容道佛的基本国策。
四、崇道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民间流传“天道将改，将有老子子孙治世”等宣扬改朝换代的谶语和预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渊集团崛起人心所向的情势。李渊也开始利用谶语为自己的起兵反隋造势。隋末道士中许多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便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如楼观道士歧晖（558-630），在大业七年即对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之，不过数岁矣。”弟子问他今后谁可能做皇帝，他说：“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混元圣纪》卷8。]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入关时，他非常兴奋：“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至蒲津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武德二年，高祖下令修缮楼观台，营造老君殿、天尊堂、尹真人庙，并赐田十顷，任命歧晖为观主。”[ 《混元圣纪》卷8。]武德三年再临楼观台祭祀老子并召见歧晖并说：“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 《混元圣纪》卷8。]于是下诏改楼观台为宗圣观，并赐予帛、米以供观中使用。李渊称帝后，曾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以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并为李唐王朝王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还在为秦王时，在洛阳刚刚平息王世充，便与房玄龄微服谒见道士王远知，王预言他会作太平天子。李世民登基后，即对王远知特加优宠，诏在茅山建太平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太宗“玄武门之变”也得到道士的支持，所以他登基后对道士备加礼遇，禀承高祖遗业，崇道抑佛。唐初道佛二教互相攻击，都想赢得统治者的青睐和重视，而唐初社会上则有重佛轻道的风气。贞观六年（632），诏令修订《氏族志》，原因是修订人员将山东崔姓和李氏同列一起，这使太宗感到门第轻重失宜。为了重新肯定自己的出身，并进一步明确了李氏王朝与老子的祖孙关系，他指示在重修《氏族志》时必应“崇重今朝冠冕”的撰修原则，追赠老子为始祖。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唐大诏令集》卷130《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这个诏书表达了明确的崇道抑佛倾向，反映了唐朝廷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国策。
据相关史实可以看出，高祖，特别是太宗是有清醒的政治理性的，并不真的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们之所以抬升老子，杜编祖系，拔高道教的地位，不过是借以确立自己的血缘的正统性，作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一种很强功利性的政治运作，还谈不到信仰道教。
五、尊佛
李渊最初因为个人原因也曾信过佛，在他为隋朝郑州刺吏时，儿子李世民得了重病，他亲自到当地大海寺庙里烧香祈愿。不过，从李渊本人的宗教观看他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其亲信温大雅曾记述李渊对待佛道的态度说:“帝弘达至理,不语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质疑,未之深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后来他即位以后面临隋朝几代帝王过度崇佛，导致僧尼人数大增，寺院财富激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身边一些道教出身的官员对佛教的强烈批评，逐渐使其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武德九年发布诏书曰：“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寇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他首先说明他的本意还是要“兴隆教法”的，并没有完全否定宗教的教化作用，只是要区分真正的信仰者与混进佛道的伪烂之徒，所以不得不限制二教。从具体限制措施来看，似乎佛道均衡，甚至在京城还留寺三所、观二所，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佛道二教规模非常悬殊，对佛教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打击。这鲜明地表现了李渊崇道限佛的基本政策。不过，由于武德九年五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渊的诏令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李世民继位后，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
对于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谓太宗弘赞佛教，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其实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和对待佛教的政策是在三教关系互动中动态把握的。
太宗从小就有与佛教打交道的经历，前述李渊到当地大海寺庙里烧香祈愿之事就是例子。太宗在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中，也得到过地方僧侣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这种特殊关系使他对佛教必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
太宗对佛教早先是肯定其正面价值，利用其教化作用辅助国家治理。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太宗勇猛善战，军功显赫，同时也必然军士殒命，生灵涂炭，手上沾满鲜血。即位后，他就在战阵处广立寺庙，超度战争亡灵。在相关诏书中他说：“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视总元戎，致兹明罚，誓牧登陑，曾无宁岁。老弱被其桀犬，愚惑婴此汤罗。……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灾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全唐文·为战阵处立寺诏》。]“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最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弘明集》卷28《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他也检讨自己“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 《广弘明集》卷28《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他认识到佛教慈悲为怀，崇尚仁慈，能够平等对待众生，倡议在交兵作战，死亡惨重的地方各建佛寺，延招僧侣，让那些死难的亡魂，闻到晨钟暮鼓之声，能够变炎火为青莲，易苦海为甘露；他自己在战争中杀人太多，怕受到惩罚，以至于心怀忧惧。所以试图通过佛教使那些游魂有所归宿，同时对自己犯下的杀孽忏悔，借以解脱内疚之苦，使自己的心灵也得以安顿。
贞观三年，太宗为报亲恩，将自己旧宅，改建为兴圣寺。贞观四年，有诏命上宫，绣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释迦文佛圣像，安奉在胜光寺。佛像安座时，还设千僧大斋，供养大众。贞观五年，太宗又为穆太后，在庆善宫内造慈德寺，昭陵建瑶台寺。并请玄琬法师在禁内德业寺，为皇太后写佛藏经。贞观八年（634）为追念穆太后，在台城以西，真安城内建弘福寺，太宗曾亲自到弘福寺为佛像开眼。在太宗为太穆皇后的追福手疏里他说：“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朕每痛一月之中……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全唐文·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这里显然是以佛教的途径表达其孝敬感恩之情，一定程度上有某种信仰情怀。
唐太宗即位后相继颁行度僧的诏令，因为当时经过战乱佛教衰落，所以允许度僧来一定程度复兴佛教。史料记载：“昔隋委失御，天下分崩，……朕属当戟乱，躬履兵锋，亟犯风霜，宿于马上。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已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全唐文·诸州寺度僧诏》。]但从诏令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僧人数量有控制，只是允许佛教在有限制地复兴。同时他也注重以法治教。鉴于社会上长期以来有些僧徒戒律松弛，不思佛法；假托神通，招摇撞骗；借善男信女的信佛之心，大敛不义之财，等等。这些都违背了佛教慈悲为怀，济世度人的根本精神，太宗为了净化佛门，制定了一些律令，以规范寺僧。“朕情深持护，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陈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其部内有违法僧不举发者，所司录状奏闻，庶善者必采，恶者必斤。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全唐文·度僧于天下诏》。]太宗的这些措施说明他允许佛教的发展，但不是没有节制的发展；同时在发展中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政策法令，合法发展。
结语
学界一般认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释、道三足鼎立，这种说法稍嫌笼统。历史地看，南北朝中后期的三教并存是一种自然发展，到了唐代，统治者对儒佛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三教并用。当然并用不是平均使用，而是根据三教各自的历史渊源、思想特点、不同功能，立足于朝廷与国家的稳定，帝王的政治理性，以及帝王个人的喜好与信仰，采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即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尊佛以重建精神世界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大致格局是在确立儒学意识形态正统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逐渐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局面，其中儒教居中制衡，具有主体的地位，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指导和支配政治生活、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及个人生活的某些领域。后来，在面对景教等其他多元宗教的形势下，又不断调整，形成了以儒为主，整合多元文化，构建立体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国民信仰体系。这充分表明唐统治者在总体治理体系确立后，处理三教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开始成熟起来。这一格局由隋代开启，唐初高祖和唐太宗二帝奠基，历经高宗、武周、唐中宗、睿宗的发展，大致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最终完成。
原刊《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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