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源远而流长，自古以来就被中华民族所重视。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许慎《说文》、班固《白虎通》以诚信两字互训，其含义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二义，一是本体特性之义，二是德性之义。
其一，诚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自然宇宙是物质性的，实实在在地有，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自从宇宙形成之后，它就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节拍运动、变化和发展，人承认它是那样，人不承认它还是那样。实有就是天道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宇宙自然界是不存在“假相”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变化、发展和消亡都有固有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任何现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哲学中所谓的“假相”，是认识论范畴，指的是那些看起来歪曲地或者相反地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现象。也就是说，“假相”是人在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假相”来自于人的主观方面。人的感官有局限，人的理性有局限，人的知识有局限，人的能力有局限，故而把某些自然现象当做是“假相”。比如说，除了瞎子以外，人人都会认为“天空是蓝色的”。然而，天空并非一定是蓝色的。当人脱离了地球到外太空以后，天空是黑色的而非蓝色的。即使在地球上，人看天空是蓝色的，而在其他动物看来天空也并不一定是蓝色的。天空以其本有的形态展现自己，不以人或其他动物的认识为转移。蓝色是天空呈现在地球上的人类眼里的现象，你说蓝色是天空的假相就没有道理。“假相”是由人类本身的原因形成的，在宇宙自然那里没有什么“假相”。又比如，“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固有道理和内在必然性，一个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必然要向其反面转化。有丰富人生经验和一定哲学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一道理，然而孩童对此却并不了解。如果一个孩童说“物极”是“反”的“假相”，那么在睿智的成年人看来必定觉得可笑。如果一个哲人说因自然界有“假相”存在故而“诚者天之道”的说法未必正确，那么真正的大哲也必定觉得可笑。
其二，诚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不再是宇宙自然界而是人本身。古人认为，天道的本质特性是诚，是实有，人是天地的产物，因而人在德性上也保存了天道的本质特征，但没有达到天然具足的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体认自己的内在本质及其不足，并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培育诚的德性，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传统道德范畴，诚是个体德性和精神的内在实有。其含义有三：其一，诚是与天道本质特点密切相联系的人的真诚无妄的德性；其二，诚是人的自我统一性，是身心内外的合一不二；其三，诚是诚敬严肃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人的内在实有的德性，总是要通过人外在言行表现出来的。某人的言行就构成了其他人对某人具有多少诚的德性的了解、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然而，某一个人的言行常常不能完全地表现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实有。其他人受自身言行习惯的局限和对某人言行了解程度的局限，常常不能对他人的德性做出恰当的评价。真正能够正确评价自己有多少“诚”德性的人，是某人自己及对其有深刻了解的“知音”。
自然界没有主观意志，因而不存在什么“假相”；人类有主观意识，故而有虚伪和谎言。在道德领域，与“诚”相对的是“伪”。所谓“伪”，就是没有内在德性的实有而伪装成有。伪是对他人的欺骗，比“无”更坏，因此，人们常常说“真小人”比“伪君子”还更可爱一些。
信字，在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信字原本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古人认为，神灵具有人所不可企及的智慧和能力，人在神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否则必有灾祸降临。《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典型地表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信观念。郑伯就是郑庄公。从其出生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就不喜欢他。其父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即位。其母背地里支持其弟太叔段谋反篡位。郑庄公早有准备，击败其弟，囚禁其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誓不相见”。不久，郑庄公回心转意，对母亲很是想念。但是，那个“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信誓，决定了母子二人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相聚了。后来，一个叫颖考叔的人给黯然伤神的郑庄公出了一个主意：掘井见黄泉，母子邃中相见。母子因此才得以团圆。郑庄公之所以信守誓言，就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于鬼神的畏惧。这种对于鬼神讲信的行为方式运用到人际关系之中，讲求人际之间的言而有信，也就是人际信用伦理。
诚与信有着密切的联系。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于中，必信于外。因此，诚与信联结为一个词，表述的是人们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的美德。诚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诚实无伪、言而有信。千百年来，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对于人际的协作和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诚信在人类个体生活中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有过许多论述。孔子曾经多次谈到诚信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认为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的资格，是不能在社会中立足的。被后人视为儒家亚圣的孟子，特重仁、义、礼、智四德，这与《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记述的思孟学派崇尚“五行”的特点不甚相符。据郭沫若先生的研究，与其自然观上的五行思想相配合，其道德观上除了仁义礼智四德之外还应有一个更核心的德，这就是诚或信。诚或信在其道德系统中的地位，就像土在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地位一样。思孟学派的名著《中庸》正好大大地发挥了“诚”的思想，提出“不诚无物”的命题，把诚看成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人之于诚信，如同鱼之于水，不可须臾而离。北宋的周敦颐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
诚信是个体道德的基石。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是排斥主观性、排斥主体“我”自身的。越少主观性，科学的研究也就越接近客观真理。道德的学习和修养则必须与主体自身紧密相联系。孔子和荀子都曾经把道德的学习和修养称之为“为己之学”。这种学问的特点是“入乎耳，蓍乎心”，造就和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德首先就是要有一颗诚心。所谓诚，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毋自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真地想”，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不自欺欺人。诚是心灵、理性、情感、意志的内在合一，是自我身心的统一。它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和境界，同时也是一个修习的过程。《大学》把“诚意”作为修德的关键一环。朱熹《集注》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益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①焉。”不能自诚其意，修德就无从谈起。诚意所达到的程度，又决定了一个人修德所达到的程度。《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古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至诚的境界，自我高度统一，自我的天然性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的神奇境界。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干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常常自己给自己鼓劲，使自己集中精力，使自我内部统一起来，这就是一种诚的功夫。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诚，也就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自我，其心灵是散的，外部表情也是散的，对外部信息的感应是浅淡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做事不可能做得漂亮，修德不可能有效果，与人相处不可能交成好朋友。《中庸》所说“不诚无物”就是这个意思。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要与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言行来进行的。成于中必显于外。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口有信语，身则必有慎行。一个人能够长期地坚持以诚信待人处世，就会形成诚信的人格。具有诚信人格的人，就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
一个人诚信与否，是以行为和时间来检验的。孔子曾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一个有道德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诚信故而也相信别人的诚信。然而，人并不都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因此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有的人自以为很高明，认为人都很好欺骗，故而长于言而短于行。但是，人毕竟是不能靠欺骗生活的，当其欺骗的把戏被人们普遍知晓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欺骗的市场。童话中讲的“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某些人欠缺诚信的美德，却不思如何实际地约束自己、提高诚信度，而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伪装诚信。《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在隐蔽的地方，在微小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正的面目。即使伪装的再高明，总是会露出破绽和马脚的。只有表里一致的人，才没有破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在德性诚实的人一般都从来不表白自己的诚实，而惯于说谎的人总是诚恳地向人表白自己说的不是谎；诚实的人总觉得人人说的都是实话，不诚实的人总觉得别人都不诚实；厚道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厚道，工于心计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工于心计。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费很大的气力就可以通过言谈洞察一个人的德性。
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对人们的共同要求。与人相交往，自己首先要保持诚信。然而，正常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持则需要双方或多方都讲诚信。信字还包含同心相知、彼此信任的意思。如果双方当面说一套，背后搞另一套，友好的关系不可能得到维持，两人更不能成为朋友。彼此以诚信相待，不因偶然事件而动摇，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诚信。
值得指出的是，诚信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不可须臾而离，但是这也不能看成是绝对的。诚信是一个基础性的道德，它需要以正义的道德原则来统帅。一个人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以义为原则；义所当为则勇往直前，义所不当为则退避三舍。一个公务员把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机密很诚信地告诉敌人，一个银行职员很诚信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抢劫者，一个新婚者把自己的洞房秘密诚信地说给每一个人听，“言必信，行必果”，这不是愚蠢便是白痴。这种小人之信是不能提倡的。孟子曾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一个病人膏盲的人，你不必告诉他实际的病情；对于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你不必告诉他他不该知道的秘密。从大义出发，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该说谎话的时候说谎话，这并不妨害一个人诚信的品格。
在公共生活领域，诚信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不仅比私人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更宽广，而且更为复杂。家庭内部的关系，是靠亲性来维系的，而社会上的种种关系，是靠信义来维系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毋庸讳言，在市场活动中，谋利是人们的重要目的。有些人认为，市场活动就是要讲赚钱第一，诚信能值几个钱？在他们看来，黑心才能赚钱，诚信只能赔本。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人们急功近利，无所不为，从而使社会的诚信水平急剧下降。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彼此提防，从而无形之中提高了市场交易和人际交往的成本。由于人们包括外商在内对于某些经济政策的不信任，对于预期回报没有信心，从而在投资过程中畏首畏尾；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金融业陷入了日渐困难的境地；由于人们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恐惧，使得某些商品难以销售，从而造成了财富的极大浪费；由于某些商品制造商的不诚信，以次充好，使得劣质产品出口到国外，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商品的信誉，给中国未来的商品出口和市场的开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劣影响；由于企业管理者和职员之间的互不信任，造成了某些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低下，使企业日渐萎缩、滑向倒闭的边缘。诸如此类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现实中大量的事实说明，经济领域中诚信的缺失已经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这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社会灾难。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本质。现在许多经营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诚信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向社会和消费者承诺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商品品牌。市场经济活动实践告诉人们，具体的商品是有价的财产，而诚信的声誉则是无价的财富、是未来的财富。规范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诚信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市场经济。
二 诚信：一种道德规范
诚信是一个道德概念，就是诚实、守信的意思。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两个字本是同义的，但根本之义在于善心，也就是北宋大儒张载所说：“诚善于心之谓信”。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契约形成信用关系并不等于就有了道德的诚信，因此这种关系只是在外部经济利益和契约法的强制下形成的，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增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其“动机和决定的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在这里，资本的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资本所有者个人发生的作用，就构成了资本所有者个人意识中的动机。如果撇开这个经济人的头脑，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在履行契约的实践中，当事人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同时，以各自的意志成善于心，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那就表现为当事人应有的诚信之德，也可以说是出于道德良好。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本质，在于道德主体的心善，品德正。
诚实、守信是指主体的主观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它体现为主体内在的行为动机和良心。作为个人的主观意志，它是任性的，带有偶然性，虽然通过信用承诺和契约使个人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形成了共同意志，订立了契约，但是由于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性，还仍然可能在信用双方的心里埋藏着失信和不法，信用的实现仍然可能受到破坏。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信用制度，它本身也还是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会有力地推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运转，保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用剥削的办法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更大的赌博欺诈制度。所以，有了信用制度也还要重视道德诚信的作用。（确切地说，诚信体现在个体身上称为德或品德，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属于社会道德意识形式。）
不过，信用作为一种制度，总的说来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不守信用者必定失掉商机，受到惩罚，甚至破产。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早期资本主义发财经的那些琐细哄骗和欺诈手段就逐渐被比较人道、比较诚信的手段所代替，商业道德也就必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就这里的道德诚信而论，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这些人的道德良心发现，而是经济规律本身使然。
可见，信用与诚信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大体说来，信用体现的是双方共同意志建立的客观关系，诚信体现的是信用者诚实守信的德性和人格。在经济交易中，两者都关系到同一的经济内容和实际利益，但各自的着力点不同。交易的客观信用关系要求个人（法人）要有诚信，个人（法人）的诚信则维系着信用关系，而信用关系和制度就构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强制维持市场信用关系和制度的是法律，非强制维系这种关系和制度的是道德。个人或企业遵照法律和道德讲信用，做到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就会在商界和社会上获得好的信誉，成为“信得过企业”或“信得过企业家”。信用要求诚信，信用和诚信赢得信誉，这就是经济市场和企业健康发展的逻辑。
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守信用”，而不说他“守诚信”；说“健全信用制度”，而不说“健全诚信制度”，就因为这两个词的涵义是所不同。当然，当我们说要“讲诚信”、“讲信用”时，两者也都有讲道德的要求，二者也有相通的道德涵义。因为讲信用必然包含讲诚信的要求，否则社会信用体系就失去了道德主体的支持，信用制度的存在和作用就难以保证。
总之，我认为不要单从信用主体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信用，不能只把信用理解为道德概念，那样就会缺乏从客观的经济规律方面对信用的把握；但是也不应把诚信说成是客观经济关系，那样就会模糊道德与经济的区别，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确定的物质事实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
当然，利益是人类教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逐渐体会到讲诚信、守信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做失信和违法的行为是愚蠢的。双赢来自信用和诚信。应当说，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不乏诚信的倡导，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诚信的意义，养成诚信的品德，不断地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诚实、守信是指主体的主观方面，它体现为主体内在的道德动机和良心。作为个人的主观意志，它是任性的，带有偶然性，虽然通过信用承诺和契约使个人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形成了共同意志，但是由于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性，还仍然可能在信用双方的心理埋藏着失信和不法，信用的实现仍然可能受到破坏。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信用制度，它本身也还是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把资本主义生产发财致富的动力，发展成为更大的赌博和欺诈制度。所以，有了信用制度也还要重视道德诚信的作用。
还有人认为，在发达的竞争条件下，“诚信是经济主体之间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下，资本所有者为了不失掉商机，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但会改变经营方法，变换发财手段，而且也会在道德上有所提高。但是这不能说道德的进步对资本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说赚钱的动机在资本家的脑子里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是可以的；但是说道德的诚信在资本家脑子里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就要谨慎些了。因为，第一，诚信的道德动机不会是出于资本的内在本性，因而也不是资本家的内在本性，因为资本的内在本性是攫取利润，而不是道德良心。这一点连亚当·斯密也看得清楚：资本家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润，只是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使他的资本促进了社会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是作了充分的科学的论述。第二，由外在强制力量所产生的动机，也不能构成道德感和道德良心，或者说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对资本家来说，诚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赚钱，获得更大的利润。这就是恩格斯多次批判的打着利己主义烙印的资产阶级道德。恩格斯在上面所引的两大段话里所说的“道德进步”，也都包含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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