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5年8月10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走入绝境的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并于15日正式宣布投降。历经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举国欢腾的日子里，广东各地同全国一样，到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雷动。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喜庆的心情，憧憬着独立自由明媚的阳光从此普照南粤大地。
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博罗县境的罗浮山，指战员们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的高兴地唱着《东江纵队之歌》，有的拿出仅有的一点钱煲糖水当酒喝，一些十五六岁的“小鬼”则兴奋地乱蹦乱跳，高呼“日本仔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是啊，对于这支同日本侵略军浴血斗争7年，历尽千辛万苦的人民抗日武装来说，难道不更有资格分享抗战胜利的喜悦吗？
此时，曾生，这位35岁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则是百感交集，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从曾生的家乡附近大亚湾登陆。由于国民党守军未作有效的抵抗，仅10多天，广州市周围各县及东江下游地区便相继沦陷。
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东江两岸哀鸣遍野。家乡父老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蹂躏的景况激起了年轻的共产党员曾生的无比仇恨。
10月24日，已担任中共香港海委书记的他，便根据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委派，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共60多人的队伍，回到曾生的家乡惠阳县坪山乡。
这一天，他正式拉起了广东大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国民党当局给予“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的番号）。
不久，其与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国民党当局给予“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的番号）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曾生
1943年12月，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在残酷的华南抗日游击战争中，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等兄弟部队，长期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
同时，他们也长期处在强大的敌伪与顽军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下，面临复杂的斗争问题。
然而，他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相互策应配合，由初时大多数“不起眼”的游击小分队发展到总数达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多个县的抗日纵队。
成立7年来，他们先后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建立了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000余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使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后，东江纵队历尽艰险，将8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眷营救出来，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受到各方面广泛赞誉。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中，将华南抗日游击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而曾生，这个当年受命回东江开展抗日斗争时，自称“对游击战争是门外汉”的中山大学学生，已成为统领1.1万余人的东江纵队、名震海内外的华南地区著名抗日将领。
7年来的浴血奋战，2500多名部下为国捐躯，终于迎来胜利的结局，无疑令这位将领得到宽慰。
几十年后，当回顾此刻心情时，曾生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兴极了，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
然而，曾生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庆之中。因为欢庆胜利的同时，一片不祥之云已经在他的潜意识中升腾，并且很快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绪，使他的头脑显得格外清醒。
这位1936年10月才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国民党屠杀数十万共产党人的情景他没有经历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迎击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的斗争他也没有参加过。
但仅凭投身抗日游击战争7年来的经历，他对国民党的反共秉性和行径早已铭记于心。
正是这个“老冤家”，对日作战不卖力，却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当作心头之患，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7年来，不光在经济上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还先后单独或配合日伪军对我进行军事“围攻”达数百次。
其中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3000多人疯狂进攻曾生、王作尧两部驻地坪山、乌石岩，继而对我突围东移海陆丰的部队进行追杀堵截。
这场残酷的“兄弟阋墙”，使东纵两支部队从680多人减少到108人。
幸得党中央及时来电指点迷津，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境地，留下了这点东江地区抗日的火种。
从国民党的过去，就可知道他的现在和未来。
“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国民党一定会同我们争夺广东，决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备长期斗争!”一个坚定的信念很快在曾生的头脑中形成。
曾生的预言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岂止是要争夺广东，它是要在全国建立蒋介石集团的一统天下，使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实现这一目标，当然会同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发生碰撞。
结论呢？当然是想尽办法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并寻找一切机会铲除共产党这一心腹之患。
为此，日本乞降的第二天，8月11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便以“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连发三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擅自行动”；
但他却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令各地伪军“切实维护地方治安”，抵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受降。
至于广东，虽然不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夺的唯一省份，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旦发动全国内战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因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所以，还在日本败局已定，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便采取“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的方针，加紧了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武装的“扫荡”和“围剿”。
1945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从广西调来第155师3个团2000多人，向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发起进攻。
廉（江）博（白）边战斗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2支队为掩护司令部转移，半数被打散，大队长林林等数十人牺牲。
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还残酷地杀害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高雷人民抗日军军长张炎将军。
1945年2月，国民党顽军第158师473团1000多人向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领率机关及第1团所在的高明县大洞进犯。
由于寡不敌众，作战中，我19人牺牲，副团长秦炳南等10人被俘后惨遭杀害。
随后，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挺进到新兴县焦山村，又遭顽军三面围攻。突围中，司令员梁鸿钧等59人壮烈牺牲，50多人受伤，7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
1945年3月下旬至4月间，国民党顽军挺进第3纵队、番禺县警备大队勾结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对禺南珠江纵队第2支队进行“万人大扫荡”。
第2支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英勇抗击，打破敌人“扫荡”。但在同顽军激战中，顺德大队副大队长何球等一批指战员不幸被俘和牺牲。
1945年4月30日，国民党顽军第153师1个团和地方反动武装共1000多人，从翁源、新丰向英（德）东地区进犯，企图消灭东江纵队北江支队。
北江支队采取正面阻击和迂回夹击的战术，将顽军击退。
5月17日，顽军梁桂平支队及第4战区特务营共1000多人，分两路进犯博（罗）南东江纵队第3支队。在第3支队的奋起反击下，顽军被迫退走。
两次战斗，顽军被毙、俘300多人，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
1945年5月，南路国民党当局成立第二方面军粤桂南区指挥部，统一指挥粤桂两省保安团及正规军第131、第158师，对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再次进行联合“大扫荡”。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发动民兵、群众“坚壁清野”，并配合部队开展麻雀战，分散牵制敌人，主力则转移到外线作战，才粉碎了顽军的“扫荡”阴谋。
1945年5至8月间，在日军侵入潮汕时逃到后方的国民党顽军第186师557团，乘日军收缩到海陆丰一带之机，返回潮汕。
他们会同普宁、潮阳、潮安、澄海、饶平等县的反动地方团队共4000多人，分别对人民抗日武装潮汕韩江纵队第1、第2、第3支队连续发动“清剿”。
又对抗日民众冠以“通匪”罪名，大肆进行烧杀抢掠。
韩江纵队一面发表《反内战宣言》，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阴谋和罪行，一面组织部队奋起反击。激战中，第1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周礼平等一批指战员壮烈牺牲。
1945年8月8日，国民党广东大埔县、福建平和县自卫大队共500余人，联合进攻驻在闽粤边寨小村的梅埔韩江纵队第9支队。战斗中，支队政治部主任杜蓝川壮烈牺牲。
1945年8月11日，国民党顽军第65军第187、第160师各一部共1000余人，分路进攻始兴县外营村，企图消灭东江纵队风度大队。
风度大队顽强抵抗三天三夜后撤走，顽军进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无辜群众120余人，造成灭绝人性的“外营村惨案”。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广东的内战已经开始！
1945年8月，抗战一胜利，蒋介石为了经营好广东这个未来的战略后方基地，立即任命张发奎为广东、广西地区受降主官。同时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广东政务。
张发奎，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字向华，广东省始兴县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率被誉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
后来，他先后任国民党军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抗战时期，他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并指挥西南各战区部队的作战。抗
战胜利后，率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进驻广州，于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接受了驻粤日军投降的仪式。
罗卓英，国民党陆军中将，字尤青，广东省大埔县人，土木系干将。
罗卓英
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任国民党军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军令部次长。
抗战期间，他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和远征印度等对日作战。
张发奎和罗卓英在对日作战方面都有过战功，但为了他们“党国”的利益，也为了显示他们走马上任后的“政绩”，对“剿灭”始终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也是毫不手软的。
如果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因消极抗日，摆在广东抗日前线的兵力屈指可数。那么，日本人一走，20万国民党军就接踵而至：
龟缩在赣南的第63军第152、第153师和第65军160师，驻防广西的第46、第64军，驻防云南等地的第54、第13军，从缅甸归来的王牌军新1、第6军，相继云集到广东。
国民党军在广东的兵力空前膨胀意味着什么？不说自明。
新一军开赴广州受降
1945年10月的广州。胜利后的喜庆景象已基本上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物价波动、货币贬值、生意萧条、民不聊生。
大街上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和缺胳膊断腿的国民党军伤兵，沿江路一带随处是用破草席、破报纸掩盖着的饿尸，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饱受战争煎熬的广州人民，本来期盼着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建设新的家园。
然而，他们盼来的却是国民党大小官员打着“接收”的旗号，巧立名目，到处敲诈勒索“劫收”财产。
9月7日、9日先后开进广州的新1军、第13军部队，早已将他们在缅甸、云南对日作战期间民众的支持抛到脑后，也是连收带劫。
一名台湾叶姓名医在大德路开设的一家私立医院，仪器设备齐全，新1军驶去6部大卡车，一次就“接收”了。
由于军政人员忙于“劫收”，社会治安无人问津，土匪、“别动队”、流氓、恶棍趁火打劫，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无怪乎，一首民谣在大街小巷里不胫而走：“睇（看）错老蒋（指蒋介石），迎错老张（指张发奎），搭错牌楼，烧错炮仗。”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20日至25日，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在广州召开了。
会议是张发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主持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粤、桂两省军政首脑。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策划对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进行“清剿”，并限令两个月内肃清“奸匪”。
会议之后，驻广东的国民党军便划分地区，倾巢出动，杀气腾腾地展开了“清剿”行动：
第65军154师扑向了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所在的稔平半岛和大鹏半岛。
新1军和第54军1个师扑向了东江纵队第1支队所在的广九路西根据地。
第63军153师、第65军154师一部和省保安第8团，扑向了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部队所在的增城、龙门、博罗、从化、佛冈地区。
第64军131师和省保安第4团共2000余人，扑向了珠江纵队所在的广宁县五指山根据地。
第64军156师及地方保警大队共3000余人，扑向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领导机关所在的恩平县鏤盖山地区。
第64军156师、第46军19师扑向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所在的遂（溪）廉（江）边根据地。
第63军186师扑向了潮汕韩江纵队所在的粤东大北山根据地。
第63军第152、第187师，第64军160师，分别扑向了奉中央军委命令挺进粤北，开辟五岭根据地的东江纵队第3、第5支队等部队。
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为了将区区2万人的广东人民武装赶尽杀绝，国民党军共动用了17个师，连同地方反动武装，共达50多个团！
广东人民武装的斗争情况和处境，一直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
国民党完全占领广东乃至整个长江以南的企图，也一直在党中央的预料之中。因此，早在9月10日，中共中央就电示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
你们应迅速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及闽西南之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
其余小部则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革命两面派的斗争。
9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广东区党委：
每区仍保有一千或几百武装部队，如果集中行动，似乎很难隐蔽。而不隐蔽，打起原来共产党旗帜是不能长久保存的，望你们注意此点。
虽然国民党军来势凶猛，但由于事先有党中央的指示和广东区党委的部署，各抗日游击纵队都能够从容应对面有效地进行顽强阻击，一面有计划地组织退却和分散隐蔽。其中：
东江纵队除留少量部队分散在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外，大部转移到粤北、九连山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边山区，分散坚持斗争。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1团800余人转移到粤桂边十万大山，其余3个团分散在遂溪、海康、化县、吴川、茂名、电白、信宜、合浦、灵山及广西博白等县山区活动。
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将所属3个团分散在新（兴）恩（平）阳（春）云（浮）边、新（兴）高（要）鹤（山）边及大兜山坚持斗争。
在西江地区活动的珠江纵队挺进大队和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合编为4个区队，分散在广（宁）清（远）边等地坚持斗争。
潮汕韩江纵队和梅埔韩江纵队也分别进行精简，组成小型的武工队、小分队，分散在山区、农村坚持斗争。
因而，虽然国民党军重兵来犯，却如同拳头打跳蚤，反复“清剿”，反复扑空。而各抗日游击纵队虽也遭到一些损失，主力部队和武装骨干却得到了有效的保存。
1945年10月10日，以火炉著称的山城重庆。秋风送爽，吹散了自入夏以来炎热沉闷的空气，也吹走了人们脸上焦灼难耐的神情。
通常11月才有的“小阳春”气候似乎提前到来，连奔腾湍急的嘉陵江水也好像显得平缓多了。
就在这天下午，经过艰苦谈判斗争的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寓所客厅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通常说的《双十协定》。
签字后，住在二楼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下来，同国共双方代表和在场者一一握手。
签字仪式刚一结束，各种号外立时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出现。人们争相传阅，热烈议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国人担心的内战终于可以避免了，和平建国的新局面终于要到来了。
然而，“和平建国”这四个字，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对于国民党来说，谈判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游戏。
所以《双十协定》签字之日，也就是他们毁约发动新的内战之时。
还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期间，蒋介石就在酝酿着战后如何彻底铲除共产党这个实现他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他在日本政府乞降第二天连发的三道“命令”，已经现出这一企划的端倪。
日本投降后，他本想借受降、“接收”之机，大力向解放区“推进”，一鼓作气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他
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了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一时无法“推进”到内战前线。
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他只好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戴上“和平”的面具，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其如意算盘是：毛泽东绝不会亲赴重庆，由此便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安到共产党头上。
万一毛泽东去了，就用“和平”手段吞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取消解放区的民主政权。若用“和平”手段吞并不了，亦可利用谈判的机会，争取内战的准备时间。
因此，毫无诚意的国民党并没有做任何谈判的准备工作。
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为了谋求全国人民企盼和平愿望的实现，避免内战或使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同时也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用事实教育全国人民.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作为中共和谈代表，出现在重庆机场。
重庆谈判一直持续了43天。虽说是一场政治游戏，但国共双方唇枪舌剑、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国民党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坚决不承认，一再要求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
中共代表团则本着“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坚定立场，据理反驳。
最后，中共代表团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同意将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不含豫北）八个解放区让出来.
我党还主动提出，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届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支持，加上谈判期间，国民党军的屡屡进犯又遭到了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的奋起抗击。
特别是上党战役一仗，一举歼灭入侵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阎锡山部3万余人，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极大震动。
于是，才有了《双十协定》的签署。
然而，《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即10月130，蒋介石便发出密令，要求各战区司令长官遵照他的《剿匪手册》。
他“督励所属”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有功者必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在广东，则上演了前面所述张发奎召开粤桂绥靖会议，全面“清剿”广东人民武装的一幕。
可见，《双十协定》签字后，全国性内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严重了。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先后通过绥远、邯郸、津浦路战役和同蒲路作战，共歼敌10万余人。
经过3个月的较量，国民党没有讨到便宜，深感需要进一步争取时间调动军队，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加上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处”下，国民党被迫于1946年1月5日同中共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月10日正式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
军调三人小组，右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
并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调处冲突。
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国民党代表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共代表是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代表是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
由于蒋介石对停战毫无诚意，在停战令公布的同时，即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不断调动部队向各解放区进攻蚕食。
据此，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先后派出8个执行小组到内战最激烈的济南、徐州、大同、张家口、赤峰、集宁、罗山和广州等地进行实地监督和调解。
1月25日下午1时20分，一架美式C-46军用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广州天河机场停机坪。仓门打开，从飞机上下来7个人，他们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第8执行小组的成员：
中共方面代表方方少将，秘书陈华定少校，翻译官任以沛；国民党方面代表黄伟勤少校，副代表凌志明上尉；美国方面代表米勒上校，翻译官冯永楫。
方方
执行小组的主席由美方代表米勒兼任。
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停广东内战并就广东中共武装部队北撤问题进行谈判。
第8执行小组组成后，他又担任了执行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
凭着他的身份和对广东国共双方情况的了解，也凭着他多年来同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的丰富经验，由他出面担任此次任务，无疑是合适的。
离开北平前，叶剑英亲自找方方谈话，对他此行的任务、将遇到的困难及如何应对都作了明确的指示。
一行7人下了飞机后，由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处长陈骏南接应，径直送到沙面复兴路64号的一座别墅内。
第二方面军的招待所遗址
别墅是原沙俄1916年建的领事馆，红砖砌成，素有沙面“西红楼”之称，现作为第二方面军的招待所。
别墅共分三层，美方代表住三楼，中共方面代表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分住二楼的左、右两边，一楼住卫兵和勤务人员。
第二方面军的前身是张发奎的第4战区，1944年夏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撤退到西南大后方的贵州。1945年折回广西百色，改为第二方面军。
日本投降后，由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领回到广州。其副官处（即总务处）代理处长兼第一科科长是中共秘密党员左洪涛。
此外，在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还有何家槐、杨应彬、郑黎亚等人。他们在张发奎的眼皮底下，组成了中共特别支部，由郑黎亚任支部书记。
第8执行小组这次到广州的吃、住、交通、警卫等，本已由左洪涛亲自作出安排，并联系好了南园酒家提供饮食、招待服务。
但对他早已有所怀疑的方面军参谋处长李汉冲却把南园酒家退掉，把副官处的人员遣回，而从参谋处情报科和情报队抽调大批特务，另行组成一个接待班子。
这样，第8执行小组住处的里里外外都有特务把守，戒备森严，外人根本无法同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人员接触。
情急之中，颇得张发奎信任的左洪涛径直向张提出：“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交通、警卫以及经费开支审核，副官处究竟还要不要管?”
张说：“当然要管。”
左说：“如果要管，我要不要亲自去检査一下那边的接待工作情况呢?”
张说：“当然要去啊。”
拿到了“尚方宝剑”，左洪涛理直气壮地进入执行小组住处。自我介绍后，将有关情况向方方作了汇报，并告知他招待所内外所有勤杂人员都是特务化装的，要注意防范。
左洪涛
通过左洪涛，方方还与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派来的第1支队司令员何鼎华见了面。
方方要何鼎华转告曾生、尹林平，不要依赖谈判，而要立足于打，打赢了就好谈判。
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出于礼节，方方到第二方面军总部拜访了张发奎。
张发奎也在方面军总部设宴为执行小组洗尘。他表面上客气一番，对执行小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实际上是虚以敷衍，拒谈一切实质问题。
此时的张发奎，根本就没把方方和执行小组放在眼里。一则是3个月前，他已荣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有点志得意满的感觉；
二则国民党在广东的兵力何止10倍于中共武装，将区区几小股共军彻底“剿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没准这边还没谈完，那边问题已经解决了；
三则半个月前，也就是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的第三天，他收到蒋介石的密令：“限期一月底消灭广东中共部队。”
昨天，执行小组刚到，蒋介石再次密令他：“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贵行营管辖区残匪希加清剿，限期肃清。”时下，他要集中精力尽快落实蒋的指令。
因此，从内心来说，他对执行小组此次前来并不欢迎，甚至有些反感，有些不屑于同他们打交道。
但由于他们是代表三人军事小组和北平调处执行部来的，又有美国人参加，他不能不认真对待，以免给蒋委员长“捅娄子”。
为此，张发奎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命令参谋处长刘汉冲，加强对执行小组住处的监视和警戒，严禁外界任何人与中共人员接触，使中共代表得不到任何来自广东内战前线的消息；
二是在方面军内部统一口径：一口咬定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
三是挂起“免谈牌”，即拒绝执行小组的调停，也拒绝谈判，尤其要千方百计阻拦东江纵队等中共武装部队代表前来参加谈判。
当然，这些办法都向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方面代表通了气。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的舆论战首先打响了。
1月31日的香港《华商报》报道：
本月廿六日，广州各报刊载广东军事当局的发言说：“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粵表示惊异。“
在舆论战的配合下，执行小组的调停活动一开始也是火药味十足。
执行小组到广州后举行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国民党方面代表黄伟勤抢先发言：“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什么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停战在广东没有实际意义。”
中共代表方方当即站起来驳斥：“这是一派胡言。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闻名中外。”
“我们第8执行小组设立的任务，明文是停止广东国民党军队与中共部队的内战，执行《双十协定》，对此米勒上校也是反复讲过多次的。”
这时，美国方面代表米勒不得不表示：“军调部给我们第8小组的训令与任务，我是亲自接受的，作为军人，我竭力效劳，这是无可怀疑的。”
黄伟勤无言以对。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的几次会议，温度逐步上升。国民党方面副代表凌志明多年后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到：
“……以后是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常常是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常常是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味。”
就在执行小组内部激烈争吵，并各自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证据的时候，2月5日，广州行营（2月1日由第二方面军改称）主任张发奎亲自出马了。
这天下午2时，他在行营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大放了一通宏论：
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再次重申：广东只有“剿匪”，不存在执行停战命令的问题，对第8小组“此来深感惊诧”。
针对张发奎的造谣污蔑，中共代表方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他要求，为了澄清事实，请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到广州参加谈判作证，遭到广州行营的拒绝。
他又建议第8执行小组到东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也遭到广州行营的多方阻拦。后来实在阻拦不住了，广州行营便急忙作出布置。
2月12日，第8执行小组出发到大鹏湾考察，监督停火。广州行营急令新1军、第63军等部队，海、陆、空并举，向大棚半岛解放区发动总攻，要求限期将共军“肃清”。
待将东江纵队撤退后留下的地盘占领后，他们就派人威吓当地群众：不许向调查人员说有“共军”。
尔后，“请”第8小组去“现场调查”，由广州行营指定的党政军“证人”出面，一致声言该地无中共部队。
国民党中央社也配合造谣说：“第八小组到现场视察后确认无中共部队。”
此时，蒋介石关于“肃清”东江纵队的命令和广州行营的部署，不断通过在行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传出。
上述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广州、重庆两个渠道发送到延安，使我党高级领导人及时获悉了蒋介石妄图在短期内围歼东江纵队的阴谋。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胸有成竹，笑言：“可以摆摆空城计嘛，不过这出戏要在重庆唱。”
2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我广东军民紧急动员，迎击来犯顽军》，文中直接列出了国民党军围剿东江纵队的行动计划、参战部队番号。
当天下午，周恩来还召开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再次公开国民党军围剿东江纵队的行动计划、参战部队番号，并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
周恩来在最后还要求国内外一切正直人士主持公道，派遣考察团前来广东考察，了解事实真相。
我党还通过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对国民党方面的倒行逆施开展政治攻势。
2月15日，重庆大公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和与盟军合作的材料，论证东江纵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击国民党的谣言。
2月11日，香港启德机场。一个神秘人物夹在旅客中，登上了从香港飞往重庆的飞机。
飞机起飞抵达重庆后，便有人把他直接接到了沙坪坝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他就是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这次是奉毛泽东实施“空城计”的指示，秘密辗转香港到重庆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的。
此后几天的情况证明，毛泽东把他叫到重庆来，不愧是打破蒋介石阴谋而走的一着妙棋。
2月21日，由周恩来安排，尹林平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会上他批驳了广州行营的谎言，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情况，以及7年来艰苦抗战的经过和战绩，揭露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我军的阴谋。
尹林平
18日，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亲自在重庆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首先让尹林平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在广东围攻、封锁中共武装部队，屠杀我抗战有功军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控诉。
然后，周恩来站了起来，围绕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否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反共反民主的错误，发表了揭露性的讲话。
两次记者招待会，扩大了广东中共武装部队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气氛。
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对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纷纷给国民党当局写信，谴责国民党军的罪恶行径，呼吁停止内战。
2月17日，基督教香港圣公会教区主教何明华打电报给张发奎：“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请求你训令你部下的将领们，立即停止进攻东江的爱国的中共军队。”
同情东江纵队的何明华
2月19日，惠（阳）东（莞）宝（安）旅港人士代表大会在九龙举行。
大会揭露国民党当局疯狂进行内战，破坏和平民主的罪行，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促进和平民主的实现。
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英美朋友也公开发表谈话，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部队，表示坚决给予支持。
连日来不利的舆论战局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见自己的企图完全暴露，连此次行动的动员兵力、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出动时间和指挥官姓名等也被我掌握得一清二楚。
更麻烦的是，既然共产党早已获悉自己的计划，那么东江纵队必然已经做好反围剿准备。
广东国民党军再次发动进剿，不仅无法在短期内取得胜利，还使自己担上了“挑起内战的责任”。
何况现在国内外舆论对东江纵队颇有好感，连不少英美朋友都发话了，蒋介石不能不顾及“国际观瞻”。
思来想去，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围剿东江纵队的计划，准许东江纵队北撤。
张发奎在晚年回忆此事时，仍无不“遗憾”地说：
我向蒋先生保证，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土匪’肃清。蒋先生仍劝我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
此时的张发奎，虽处在种种反内战舆论的包围之中，却仍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意孤行。
代表国民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找到张发奎做工作，劝他“还是尊重事实，承认广东共军，遵守调处算了”。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
在谈判桌上，王若飞问张发奎：“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明明是中共军队，你为何说是土匪?”他竟然拍桌子和王若飞大吵起来。
周恩来忍无可忍了，站起来指着他：“张向华！你不要以为蒋家天下是铁打江山，老实告诉你，这个天下究竟是蒋家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尚未定局。”
“你也不要以为蒋先生就是你的终身靠山，你这个行营主任是铁饭碗，须知蒋一张条子可以给你当行营主任，也可以随时写个条子把你从行营撵出去。你应当有自知之明!”
对周恩来一直非常敬佩和信服的张发奎听了这番忠告，顿时默然无语。
经过一系列较量，国民党当局被迫于3月底与中共方面签订了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
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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