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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引发大乱,一根棍子搅乱明末政局的三大奇案之一

1615年6月26日(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初一),明万历皇帝密令将梃击案中的两名重要证人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不了了之。

梃击案为明末三大案之一,案件经过很简单: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冲进东宫打伤宫女太监,意图袭击太子,未得逞便被人发现,随即被逮捕。

虽然刺杀未遂,但还是引起了朝野震动。最终,梃击案不仅导致红丸案与移宫案接连爆发,更是引发了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内部的激烈斗争。因此被称为明末政治纷乱和朝代衰亡的标志之一。

小案引发大乱的情况,历史上并不罕见。北宋年间的“阿云谋杀亲夫案”,曾在北宋朝堂上掀起了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为代表的的新旧两派大争辩,长达17年。

那么,梃击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案发、初审、再审,到万历皇帝亲自出面了结案件,这期间又出现了明末政治的哪些乱象?

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48年,怠政近30年。

首先,我们来看主审官们是怎么说的。

第一种说法,张差精神失常,误入东宫。张差被抓获之后,两位禁军小队长对他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张差说话颠三倒四,“若似疯魔”。

禁军长官刘廷元肯定了属下说法,并称张差看起来为人狡猾,不排除是装的。此番说辞滴水不漏,不仅掩饰了禁军看管宫门不严的问题,也受到和稀泥的朝臣欢迎。

太子能否坐上皇位还未可知,可万历对郑贵妃的偏袒却是雷打不动的。此前,万历欲立郑贵妃之子为储,遭到群臣反对,不惜怠政二十年。

主管此案的刑部侍郎等人,企图借贵妃势力东风,因此都不愿深究。最终他们宣称:张差在老家受到他人欺辱,因过于气愤而精神失常,于是从蓟州(今天津蓟州区)一路冲进东宫,不小心惊扰了太子。

第二种说法,张差受郑贵妃指使,预谋已久。

一名正直的六品刑部小官王之寀看不下去了,于是在看守张差时私自进行了审讯。

他审出了两个新的信息。

一、张差并非一人作案,而是在一位太监引领下,伙同另外两名杀手持凶器闯入皇宫。

张差一行人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

二、刺杀事件预谋已久。三年前,有一位太监将他三人接来京城培训刺杀,许诺事成后给他们30亩田地。

后来,张差进一步供出接应他们的是两名太监,而这两人正是郑贵妃的亲信。

真凶已经呼之欲出。然而刑部侍郎胆小怕事,不敢采用王之寀的证词。于是,只能反复举办会审来压制王之寀的说法。

参加会审的官员分为两派:以刘廷元为代表的十余名官员坚持“疯子说”,王之和陆梦龙两位清流则坚持 “雇凶杀人”说。

清流派纷纷上疏,反对刑部侍郎包庇郑氏。刑部侍郎顺势将这烫手山芋扔了出去,让万历皇帝亲自来评理。

那么,夹在两派中间的万历,是如何处理这件家丑的?

第一、万历装聋作哑,不置一词。万历做太子时就被老师骂,被太后骂。做了皇帝还是被臣子骂。

万历明白这又是一场夹板气,于是将几十封要求重审的奏疏留中不发,只说:“找有关部门。”

皇帝不理朝政已久,大家见怪不怪。但是对亲生儿子,万历同样视而不见。梃击案第二天,太子朱常洛早早写好奏疏递给了父亲,诉说满腹委屈。万历推说自己在西苑,没看到奏折。

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

第二、万历为了心爱的郑贵妃,“刷脸”结案。20年前郑贵妃生下皇子,争国本爆发,神宗几乎没有接见过大臣。

而梃击案,让万历召见了文武百官,时称“四十年未有之盛景”。一个御史因得见龙颜过于激动,喊了几嗓子,差点被处死。

万历当着众臣之面,拉起太子的手,说道:“如此一表人才的儿子,我能不爱惜他吗?梃击案里的张差就是个疯子,太子说呢?” 太子非常上道,连连点头:“父亲说的是”。并表示不想追究郑贵妃。万历表明自己并无更换太子之心,安抚好用舌头杀人的文官后。便下令凌迟张差,同时秘密处决两名涉事太监。

人证已死,梃击案只得到此为止。但阉党、浙党、东林党之间的恩怨情仇,才刚刚开始。

嘉靖大礼议时,明朝党争的雏形初现。争国本之后,看似平静的万历政局则由梃击案导致党争走向高潮。

那么,一桩刺杀未遂的案件为何会引发明末党争?

第一,梃击案引起明末三大案接连发生,最终导致宦官上台,为阉党屠杀东林党埋下伏笔。

主犯郑氏集团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被朝中大臣上了无数弹劾折子。但由于万历包庇,郑氏稳居后宫。太子即位后,称泰昌帝。

一次,泰昌帝生病,接连服用泻药与“红丸”,不久暴毙而亡,此为红丸案。进献泻药的是郑贵妃的亲信。此后,16岁的明熹宗匆匆即位。

明光宗驾崩,郑贵妃被东林党人移居慈宁宫,郑氏失势

没有辅政大臣,也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熹宗很快便倒向宦官怀抱,给了魏忠贤干政的空子。阉党上位制造了对东林党人的大清洗,把明朝吏治搞得乌烟瘴气。

第二,万历皇帝的消极应对,鼓励了文官集团的内斗行为。

万历一生怠政近三十年,导致皇权无形中退出政务运行的中心,权力顺势下移。失去控制、权力极大的文官集团因不同的利益取向而逐渐分裂。他们与地主、外戚、宦官勾结,通过地域姻亲树立了齐、楚、浙、宣、昆等多个党派。

结尾:

击案的审查过程中,分裂为两派的刑部官员就是典型的浙党与东林党之争。

从巡城御史刘廷元到刑部郎中胡士相等,有多名官员收受郑氏贿赂,几次三番篡改供词,模糊细节,隐瞒事实,坚持犯人患有精神病。这些人是浙江老乡,称为浙党。

而以王之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则被视为东林党。

这些分裂的政党,都嫌自己的财富不够多、权力不够大。而明朝的经济发展和官僚体制几乎再难进步。做不大蛋糕,党派之间就会陷入“零和矛盾”之中。毫无意义的口诛笔伐,大大降低了文官的行政效率和协同能力,大明最终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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