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概念。或者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吃的是文化。这使饮食问题带有了社会性(甚至艺术性)，而不再仅仅是一项形而下的生理活动。
日本人饱食终日，自然把饮茶的过程，也提炼为向哲学靠拢的茶道，有点在清风、明月、插花与器皿中求真理的意思。中国人则更了不起，把一日三餐都当做兢兢业业的功课了，煞费苦心，追求着那令人拍案称绝的艺术效果。“好吃极了”是较流行的一句赞美用语。所以，美食家的虔诚丝毫不亚于画家或雕塑家，对美的体会甚至更全面:色、香、味——连深藏不露的舌头都调动起来了，成为鉴赏的工具。
当一席大菜和盘托出，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餐桌中央，简直就像揭开了蒙在某一尊艺术品上面的幕布，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由衷的喝彩——当然，这是躲在后台掌勺的厨师所期待的。宾客们举杯相庆，仿佛在进行小小的剪彩仪式。然后就各司其职，频频挥动蜻蜓点水的筷子。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评《红楼梦》，也不过如此吧:在字里行间做点小楷的眉批。不管是冷盘还是炒菜，最终都必须经得起筷子的“酷评”。
在中国，每一桌宴席的推出，都笼罩着新船下水般的热烈气氛。而每一位食客，都是动作熟练的老水手——或者说，都是潜在的评委。难怪开餐馆的老板，都很会看客人的脸色。看客人的脸色就能了解到厨师的水平。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喜”字，吃饭是最能烘托出这种喜气的。传统的喜宴，被清代的满汉全席发挥到极致。从其名称即能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意味，“强强联合”的意味。正宗的满汉全席要连吃三天三夜，茶肴不重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一场饮食文化的马拉松!
吃饭，在中国是最日常的仪式，是最密集的节日。
信奉基督的西洋人就餐前习惯在胸前画十字，念叨一句“上帝保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把酒临风时反而充满了当家做主的感觉。饱餐一顿(若能持螯赋诗就更好了)，是离他们最近的一种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宗教感匮乏，艺术气息却很浓郁。在我想像中，美食家都是一些拥有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家。
西餐折射出私有制的影子，各自为政，管理好自己的盘子——使用刀叉是为了便于分割利益。中餐则体现了最朴素的共产主义。围桌而聚，继承了原始氏族的遗传基因，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人人皆可分一杯羹。中国人通过聚餐就能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幻觉，这种虚拟的亲情毕竟大大增进了其食欲。所以中国人吃饭，也是在吃环境，吃气氛，甚至吃人际关系。边说边吃，边吃边听。这是一种超越了吃的吃。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吃是最有情调的，最有人情味的。
我曾经有一个理想，开一家词牌餐馆，用词牌来命名各种新旧菜肴，譬如将水煮鳝鱼改称为水龙吟，将酸菜鱼改称为渔家傲，将辣子鸡改称为贺新郎，将小葱拌豆腐改称为念奴娇……后来想一想，觉得太复杂，还是算了。况且像蚂蚁上树、狮子头、地三鲜，灯影牛肉呀什么的，是没法改的，本身就很有诗意了。
某些菜名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是有典故的。譬如在叫化鸡弥漫的香气中，分明还晃动着那位无名的乞丐的身影——他哪是在乞讨呀，分明是给后人施舍了一道美味。还有东坡肉(以及东坡肘子)，很明显沾了宋朝那位大诗人的光。苏东坡无形中担任了红烧肉的形象大使，做了近千年的广告。英雄所见略同，当代也出过一个爱吃红烧肉的伟人:毛泽东。他相信肥腻的红烧肉补脑，使人聪明。毛主席的诗歌，在豪放程度上一点不比苏东坡逊色——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有勇气把“土豆烧牛肉”写进词里。
你能说吃中国菜，不是在吃文化吗?文化是比油盐酱醋，姜茸葱花更重要的调味品。撒那么一点点文化味精，你就能吃出别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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