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
接过幕府主动奉还政权的朝廷在宣布剥夺幕府将军庆喜的官位和土地后，随即发布了对外国和亲通商的总方针（庆应四年正月，1868年），然后是天皇接见外国使者（同年二月、三月）。如此急切地向西方列强表明朝廷继承幕府的外交政策，无非是要打消他们的顾虑。不过这倒是证明了过去大肆宣传的攘夷论只是讨幕的借口而已，主导朝廷的长洲藩和萨摩藩不但已经领教了西方的强大，而且其后更与其合作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即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三个月后，睦仁天皇率群臣向天地神明发誓，这个仪式是朝臣们为郑重其事而效仿古代大化革新的先例，也算是王政复古的一个开端。誓文有五条：“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使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很显然，如此宽泛的五条誓文只能看做是天皇和朝廷接管政权的就职宣誓，并无多少具体政治意味。不过，诚如《日本小史》作者肯尼斯·G·韩歇尔所说：“从第五条可以看出，新政府打算不对抗外国威胁，而是向外国学习，吸收其长处。”（第100页）《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在评论朝廷由攘夷转向和亲通商时也说过：“它表明新政府的首脑们早就切身体会到外国力量的巨大，从而抱有日本也要尽快具有那种力量的愿望。”（第362页）也就是说，誓文至少表达了日本承认技不如人想要变革的愿望。这层意思，在发布誓文时天皇的敕语说得更明白：“际此我国史未曾有之变革，朕躬自率先誓于天地神明之前，大定国是，立保全万民之道，尔众亦据此旨，同心协力。”（《日本史》第362页）短短15年的政治纷扰就让日本上下达成图强的共识，这的确是日本民族之幸；而更加值得庆幸的是，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没有兴趣，所以日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步调向西方学习。（“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和方式向外国学习，因为就像古代中国或16世纪的欧洲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这次不是新大陆，而是古老的中华世界，因为美国本身现在是西方列强之一。”《日本小史》第100-101页“英国……苦于统治爱尔兰的困难；美国在文久元年（1861）到庆应元年（1865）的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忙于整顿内政；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8），重提受挫的南下计划，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盟主，忙于扶持当地的亲俄势力；法国则由于在普法战争（明治四年，1871）中战败而一蹶不振；德国与意大利正在逐步完成其民族国家的统一（德国为1871年，意大利为1870年）。日本正是利用这一间隙，在没有受到外国大规模干涉的情况下，顺利地实现了推翻幕府和王政复古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日本史》第370-371页）
庆应四年润四月（1868年6月11日），即发布誓文两个月后，朝廷颁布《政体书》，确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中央政府“一切权力集中到太政官，以防政令不统一；太政官以下设议政、行政、神祗、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个官职”。“议政官有上下两局，上局由议定（皇族、公卿、诸侯）和参与（公卿、诸侯、大夫、士、庶人）组成，下局由议长和议员组成，议员由府、县、藩选送的贡士担任。行政官掌管行政大权，下设辅相、办事二职；神祗官以下四官分掌各种行政事务，下面各设知官事、副知官事等职。官吏任期为四年，通过公开选举的办法产生。”（《日本史》第362页）至于地方政府，只有幕府的直辖领地被没收后归国家所有，并设置府、县（其官称为知府事、知县事）。藩属领地没有变化，但禁止其私授爵位、铸货币、雇佣外国人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等，换句话说，藩国已然变成国家的地方政府而失去了从前的独立政治地位。被没收的幕府领地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进行分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转变，它说明新政府的主导者们都已经摒弃了过去的封建政治观念。对这个仓促发布的《政体书》，《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认为，虽然政治组织的名称还带有日本古代的色彩，但其内容却是相当先进的。（第362页）但是《日本小史》作者肯尼斯·G·韩歇尔指出，虽然《政体书》在理论上提出了议会、官吏公选与太政官制，却只有太政官制是当时唯一付诸实施的。（第101页）尽管，坂本太郎赞誉《政体书》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有点言过其实，但它的形式与内容确实是“王政复古”与“公议政体”的巧妙结合，充分展示了日本人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庆应四年七月十七日（1868年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日本史》第363页）。八月二十七日，在京都紫宸殿举行了睦仁天皇的即位仪式。值得注意的是，仪式的细节部分与以往比较也有微妙的改变，譬如：不再采用唐制服饰和仪制而是按照日本方式进行，庭前的神案上增设了一个地球仪。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日本崇敬的对象。九月八日（10月23日），改元明治，且摒弃以往根据吉凶祸福更改年后的习惯，规定一代天皇只使用一个年号，使年号具有象征天皇在位的意义。虽说这类改变对政治并无影响，但多少也有些文化进步的意味。
明治二年正月（1869年），主导政局的四藩即萨摩、长洲、土佐和肥前的藩主联名提出奉还封地的申请，这是继幕府提出奉还大政之后，日本政局出现的又一个积极变化。如果说幕府奉还大政是因诸侯和武士的不满，那么萨摩等四藩似乎并未出现武士对藩主的不满，这四藩藩主为何要主动放弃封地呢？坂本太郎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担任新政府中坚的是各藩出身的下级武士，他们并没有指挥各自的藩按照新政的意图行事的力量，欲使新政府的基础巩固起来，就痛感必须废除藩制，把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收归政府。”（《日本史》第364页）也就是说，这些在明治政府中任职的藩士已经不再为本藩的利益谋划，而是着眼于朝廷即国家利益。号称维新三杰、在明治政府中任参与的长州藩士木户孝允说服了藩主毛利敬亲，“大久保利通集中了萨摩藩内的意见，又联系土佐、肥前两藩，于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主联名提出要奉还封土和人民的申请”（《日本史》第364页）。我们不知道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是如何说服的，不过从萨摩藩内部能够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来看，即使藩内武士也没有了为本藩争权夺利的意愿，那么这四藩藩主能够顺应形势、放弃无谓的抵抗也算是识时务的俊杰。不仅如此，“这几个强藩一倡议，其他各藩也纷纷响应，上表奉还”（同上），更是说明当时下级武士早已没有了传统封建观念。到了六月，大多数藩侯都已上表，于是明治政府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向三十余未上表的藩侯发出收回封地的命令。同样，这些被迫交还封地的藩主也没有进行无谓地抗争。随后，明治政府任命这些藩侯为知藩事，掌管藩内行政。“同时废除公卿、诸侯的称谓，改称华族，后来又以现领禄米数的1/10作为家禄，称其旧臣为士族，对他们的俸禄，也做了适当的修改。”（《日本史》第364页）如此处置，藩侯的既得利益没有多少损失，也化解了可能的冲突，而封建政治却被根除。《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说，这种做法与1200年前的大化革新十分类似。“大化时，虽是先发布土地和人民收公的命令，但实际上，却是以中大兄皇子率先献上土地人民为开端而进行的。原来的国造被任命为郡司，以调好新官制与旧门阀，这和知藩事与旧藩主的情况完全相同。”（同上）这的确很有意思，它反映了深植于人们潜意识之中的民族行为模式。今天，自民党首相安倍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谋划和举措也是同样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不欣赏坂本太郎对藩侯奉还封地的赞许，他说：“不能认为这是各藩主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利己举动，而应该看作是各藩主希望亲身实践王政复古、国土王有精神的一种热情。这应该是从幕末以来已常识化了的尊王思想的成果。”（《日本史》第364页）藩侯们失去了武士的忠诚，不是思想教育而是城下町制度的结果，藩侯们奉还土地确实是迫于形势而非出于自愿，这与是否尊王没有直接关系。
明治三年（1870）七月，再次改革官制。由于采用了《大宝令》改定官名，《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说，这次改革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参见该书第364-365页）神祗官不再从属于太政官，其地位相当于左右大臣；太政官下面，设左右大臣：大纳言、参议、大、中、少弁等职；废除前一年的六官，改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省设卿、辅、丞、录等职。以上改变并无多少政治意涵。但是议政官的性质却有了根本改变。前年润四月设立的议政官是立法机关，当年十二月改名为公议所，但其立法机关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次又改名为集议院，其性质就由立法机关变成广征众议的咨询机关。坂本太郎说，“这显示政府在尊重公议众论方面的热情，已有所减退了”。（《日本史》第365页）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坂本太郎认为是由于政府的权力基础较前已经大为巩固，但在我看来，可能是该机构的成员对政局没有影响力，所以才会被降格而又没有引起争议。
明治四年（1871）七月，“下诏颁布废藩置县，罢免知藩事职务并召回东京”。（《日本史》第366页）前年的奉还版籍，只是在制度上取消了封建制度，但藩主改任知藩事，在行政和人事上却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德川庆胜、细川护久、池田庆德和峰须贺茂韶四位藩主提出设立郡县制。他们提出废藩置县的原因，坂本太郎说是因为有些藩出现财政困难，我以为这个理由未免有些牵强。明治三年十一月，仓岩、木户和大久保三人就废藩置县一事与萨摩、长州和土佐三强藩协商，明治四年二月，征召三藩士兵作为亲兵，置于兵部省管辖之下。明治政府有了三强藩支持，又有了亲兵，于是才有了七月废藩置县的诏令。可见，废藩置县之举不像奉还版籍那样得到大多数旧藩主的响应，所以才会有组建政府军的预防措施。但是，无论愿意与否，旧藩主们显然已经没有了抗争的政治借口和军事实力，所以只能束手就擒。当年十月，完成废藩置县。“对所有府县，重行划分，有归并，有分出：共分全国为3府72县，遴选人才担任府知事、县令之职（开始称县知事）。封建制的废除，自此才名实俱符地完成。”（《日本史》第366页）坂本太郎说，没有造成旧藩主反抗的原因是“新政府日后必须对旧藩主进行相应的补偿”。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否有证据表明，在发布诏令前旧藩主们是否知道他们会得到政府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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