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酒文化（三）

三、酒与文化

三代酒的贵族化倾向   文献记载，“仪狄作酒”。仪狄为大禹臣子，用桑叶包饭造酒献禹以请赏。“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大禹或有先见之明，商、周时期皆有以酒色乱政、亡国、灭室者，从此以后酒与社会治乱兴衰之关系成了恒久的话题。三代刚踏入文明时代的门槛，酒以它的甘美醇香和富有刺激性的魅力给混沌初开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当然能享用它的人毕竟是少数。

     夏朝末代的夏桀对饮食十分讲究，尽想吃山珍海味，常吃的是西北出产的的蔬菜，东海里捞的鲸鱼，调味品佐料必须是南方出产的生姜，北方出产的海盐。《韩诗外传》卷四：“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列女传》卷七：“夏桀尽日与宠妃妹喜饮酒，无有休时，“为酒池 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籍其头而饮之于酒 池”。由于夏桀荒淫无度，残暴无情，饮酒成性，老祖宗夏禹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就让他给断送了。商国的商汤灭掉了夏朝末代暴君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期殷纣王荒淫荒无度，他住的王宫用玉石做门，黄金做柱，还在宫苑里建造了一座十丈鹿台，比夏桀的瑶台还要富丽堂皇。他在王宫里设了酒池肉林，尽情享受，纵情酗酒。《史记·殷本纪》：“（帝辛）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

    后来周人总结历史经验，把商人“荒湎于酒”视为其亡国的重要原因，并引以自戒。周代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可概括为时、序、数、令四字。时，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或喜庆典礼的场合下进饮；序，指饮酒时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数，指饮酒适量，三爵即止，过量即视为违礼；令，指在酒筵上服从酒官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此即所谓的“礼饮三爵”。

     据一些学者分析，三代盛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多为青铜器，其中所含的锡溶于酒中，使夏商王朝的人饮后中毒，身体素质日益下降，国力日渐衰微。由三代的酒池肉林与日夜饮看，似乎先民们的酒量大的惊人。实际上先秦的酒所含的酒精度极低而且宴饮的时间很长，酒或为挥发或为排泄。因此实际摄入酒精并不会很大。

秦汉酒的民间化趋势   汉代以前酒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们挥霍，汉代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酿酒业的迅猛发展，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第一，用于祭祀。汉代用酒祭祀主要有腊祭、伏祭、祭祖、社祭等。第二，宴饮用酒。或“宾昏酒食，接连成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或“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或“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的说法。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画，都有大量以宴饮为题材的，形象地描绘了汉代宴饮的情景。汉乐府古辞《古歌》云：“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第三，医药用酒。汉人把酒称为“百药之长”，用酒疗疾、以酒行药、药酒按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第四，用酒随葬。汉代官僚地主厚葬成风，酒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　第五，酒店设置。据有关史籍记载，汉代长安和洛阳均设有“酒市”，酒肆已具有卖酒与饮酒的双重职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曾在成都开设酒肆，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东汉贾逵曾写过《酒令》一文，这是“酒令”一词第一次见于史书。西汉初年吕后在宫中大宴宗室，令高祖孙刘章监酒，“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饮酒时歌舞助兴之俗，见诸汉高祖平乱凯旋途中，过故与乡里故老饮宴。酒酣之时起舞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