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酒风之颓
曹操有名句“何以解优，唯有杜康”，早已被人们所广泛吟诵。符坚饮酒“以极醉为限”，于是赵整作《酒德歌》，云“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刘伶著名的《酒德颂》，鼓吹惟酒至尊的思想，为千古绝唱，却充分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境遇和心态。据说刘伶馋酒叫妻子备置，妻子哭劝他戒酒。刘伶谎应夫人之说有理并要在鬼神面前发誓。待供上美酒佳肴。刘伶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斛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妻子知他内心的痛苦，从此不再劝他戒酒。刘伶醉酒，脱个精光裸奔，自谓“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隐士”是纵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和政治景观，“竹林七贤”只是典型而已。这些自我放逐的文士表面麻木不仁，内心却十分觉醒。始终处于难于“觅明君而侍之”，急于入世而不能的焦虑之中，于是遁世避祸，隐于酒乡，整日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苟存性命于乱世，用自我麻醉来掩饰自己的非我。宋人叶梦得这样看待他们：“晋人多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末世、衰世之人多嗜酒，它透露出的往往是一种浸入骨髓的绝望
隋唐茶酒文化之盛
酒中之趣或在于酒精，兼有兴奋与麻醉作用。它能使人暂忘喜忧哀乐、约束矜持，“百虑齐息，万缘皆空”。怯者饮之壮胆，愁者饮它解忧，成者饮它陶然，败者饮它颓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社会人、文化人、理性人人性扭曲的一种反思与反感，试图借酒追求某种解脱，那怕它是暂时的、虚幻的。酒后潜意识和直觉意识支配了人的言行，我们见到的往往是人类原始、率真、自然（当然也有丑恶）的本性。这或是千百年来酒仙、酒徒层出不穷的缘由所在，不可单从一种角度去审视饮酒的好与坏。发自文人人性深处的率真以及硬朗的人格，只有在他们饮酒时才表现得特别充分。那酒中的豪情、酒中的长歌、酒中的飘逸、酒中的苍凉、酒中的酣然，以千形万态表现着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形象。
俗谓茶近禅、酒近仙，说明这两种饮品与佛道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茶最初的推广与普及即与佛教禅宗有关，《封氏闻见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时一长寿高僧（130岁）由洛阳抵长安，宣宗问服何药以长寿。僧答少贫无补，唯嗜茶而已，有时饮百碗不以为多。宣宗为此赐茶五十斤，入“保寿寺”，命僧人饮茶处所为“茶寮”。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神仙；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元稹《一言至七言》茶诗，别具一格（金字塔式）：“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蜀茶、春酒、员外情，诗人满足之意溢于言表。温庭筠《西岭道士荼歌》“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似乎更重视茶后的品味。自信与开放的隋唐文化，造就了许多酒仙与文豪。他们借酒以抒胸襟，留下了千古绝唱。杜甫《饮中八仙歌》概述了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进、李白、张旭、焦遂的酒事，“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王进）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适之，唐宗室）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平时口吃，一句话难得顺全）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甫没有谈到自已，但好酒却不亚于八仙。他流传至今的酒诗竟占总诗篇（1400首）的1/5，比李白多出近一倍。当然文人好酒，尤以李白醉让高力士脱靴最富传奇色彩。且听李白醉后的高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平时潜藏于心的“自我”，终以“狂言”形式得以表达。这种浸润着酒意的自在与酣畅伴随他走到生命尽头。《唐摭言》这样记载李白的死：「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其神态何等浪漫潇洒。唐人与酒相关的诗文几乎可以信手拈来，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王翰《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维《渭城曲》“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茶酒文化带动了茶酒商品经济的繁荣，酒榷茶引成为朝廷重要税收来源。茶马互市是唐宋以后民族关系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茶酒文化也带动了茶酒的学术研究，中唐时期陆羽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学论著——《茶经》。书中系统总结了前人的饮茶经验，并结合自身采茶、制茶、煎茶实践，对茶的起源、历史、栽培、采制、烹煮、器具、用水、品饮等问题作了精湛论述。后世尊陆羽为“茶圣”、“茶神”。
胡姬酒肆。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古代青年女子多以当垆买酒为有伤风雅的下贱行业。隋唐时期茶酒文化繁荣，不少外商在长安西市开设酒店，史称“酒家胡”。酒店的侍者多为域外女子，称之为“胡姬”。这些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漾溢着异域风情，给餐饮服务业带来了无限生机。胡姬酒肆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为雅集聚会的必去之处。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是胡姬酒肆的常客。他的《少年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貌如花”的胡姬的侍饮与歌舞了。唐代文学家王绩待诏门下省，每日饮酒一斗，时称“斗酒学士”。他不但是胡姬酒店的常客，而且赊欠酒账，有诗为证：“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式音），惭愧酒家胡”。张祜《白鼻娲（马旁）》“为底胡姬酒，常来白鼻娲，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韦巨源甚至专写“胡姬词”：“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愁”，似乎有涉及酒色之嫌。胡姬酒肆经营的多为西域名酒，如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龙膏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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