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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西域分裂为55国。王莽时期，实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得西汉以来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所形成的臣属关系陷于破裂。匈奴乘机侵入西域，控制了北道诸国，敛税重刻，剥削压迫西域各族人民。
光武帝在位时期，西域诸国屡遣使求内属，求东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均遭拒绝。建武十七年(41年)，莎车王遣使求置都护，光武帝听从窦融的建议“赐西域都护印绶”。但遭到敦煌太守裴遵的反对。他上书认为“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光武帝又更赐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并令裴遵强迫莎车王使者交回了西域都护印绶。光武帝这种政策上的失误，严重影响了西域与东汉王朝的亲密关系。《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至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再次遣子求质于东汉王朝以谋求保护，而光武帝却以“令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东汉王朝初期对西域的消极管理，使得西域诸国皆附匈奴。到永平十五年(72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耿秉建议孝明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他认为：“唯有西域，俄服内属，其势易乘也……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后汉书·窦固传》）永平十六年，汉遣窦固、耿忠等出酒泉塞，击北匈奴，“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后汉书·窦固传》）这是东汉首次进军西域。又据《后汉书·西域传》“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东汉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到了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东汉政府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然而到永平十八年“及明帝崩（75年），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后汉书·西域传》）虽然在建初元年（76年），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但“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后汉书·章帝纪》）伊吾从此复归匈奴。东汉王朝对西域地经营遂进入了中断阶段。
班超字仲升，陕西扶风平陵(今陕西兴平)人，大文学家班彪的少子。窦固攻打匈奴时，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窦固的西征大军，他在收复都善、于阗、疏勒等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汉书·班超传》记载：明帝永平十六年“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班超知道，这必定是有匈奴使者到来，而鄯善王“狐疑未知所从故也”。于是“会其吏士三十六人”，称夜斩匈奴“使及从士”；“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鄯善王广见汉使如此英勇，立即臣属于汉。班超在于阗、疏勒等地卓有成效地活动，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地残暴统治，东汉威望重新在西域树立起来。孝章帝继位后，在对待西域的政策上，听从了杨终等的意见“大旱彀贵”且“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选择了放弃西域，下诏绝西域。“章帝因超孤立无援，下诏徵超。超自疏勒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欲遂本志，乃还疏勒。”（《后汉书·西域传》）班超在众人的苦劝下留了下来，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班超在返回疏勒之后，西域的形势已相当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北道诸国，且占据了鄯善等西域与中原来往的咽喉要地。而班超仅获得疏勒、于阗等南道几国的支持。鉴于上述形势，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以抗击匈奴。班超客观的分析了西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和 “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上书章帝请求恢复对西域的经营：“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后汉书·班超传》）因而得到汉章帝的采纳。建初五年(80年)，东汉遣徐干领兵千人增援班超。建初九年(84年)，和恭领兵八百再入西域。之后班超先攻莎车，打败龟兹等国援军。到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遣使称臣。至此西域除焉耆、危须、尉犁等国因杀前都护陈睦而拒不降外，其余皆降东汉。同年，东汉王朝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立府西域。永元六年(94年)，班超领西域诸国兵合七万余人，攻焉耆，斩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 ，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丝绸之路又畅通无阻了。97年（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经安息（今伊朗）至条支海（今波斯湾），为打通欧亚交通作出了贡献。
班超从永平十六年(73年)至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为东汉政府奔走三十余年，其经营的政策是：以东汉王朝为名号，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叛者，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班超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并使西域各族人民同内陆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同时扩大了东汉王朝对西方的影响。对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承班超西域都护的任尚却并没有能贯彻班超的这一政策。虽然班超在卸任前曾嘱咐任尚：“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则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然而任尚终违超言，为政过严，激起了西域诸国的反叛。从而使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陷入瘫痪。
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总的来说是消极、被动的。稍受挫折便放弃西域。不出几年，北匈奴统治者重新进入西域地区，而东汉政府竟“以其险远，难相应赴”为由，诏罢都护，主动放弃了西域。面对如此短视之见，班超的儿子班勇挺身而出，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恢复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班勇首先认为“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被压榨下的西域诸国人心向汉，思慕汉家。其次，班勇指出，若东汉政府坚持放弃西域，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居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设若东汉政府“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最后，班勇针对东汉政府关心的财政问题及普遍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
东汉政府最终采纳班勇的建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始“复羁縻西域”。《后汉书·班勇传》记载：延广二年夏，汉“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第二年，班勇发龟兹等国兵，凡“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东汉政府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出屯柳中—这标志着东汉政府正式恢复对西域的管理。“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后汉书·西域传》）《后汉书·班勇传》又载，永建元年“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 至此“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西域诸国再无匈奴侵扰之忧。但是焉耆王元孟未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指阙贡献”。至此，班勇为东汉再次经营西域扫清了障碍。
班勇经营西域虽然时间很短，但解除了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和对河西走廊的掠夺，使西域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维护了西域诸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加强了西域同祖国内陆的联系与交流，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稳定。沉寂一时的丝绸古道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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