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
它的形成与流传并非罗一人之功，从唐宋起，“说三分”的艺人们就创造了大量生动的民间三国故事，其代表应为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它具有《三国演义》的一些雏型，但较粗疏荒诞，有很强的民间传说风格。而《三国演义》则在其基础上，大量运用史料，把二者剪裁熔铸，给以新的较符合史实的形式，这样更提高其文学价值。清初的毛宗岗父子，又对《三国演义》进行修订，使全书情节更加紧凑，文字更为畅达，全书由原二百四十节变为今天流行的一百二十回。同时毛宗岗仿金圣叹评《水浒》来评点《三国》，主要是为写出自己强烈的正统观念，而文学上的评论不多。
《三国演义》被喻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战争场面，描述的智慧、谋略一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方面深入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还是一部通俗的谋略大全，从明代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到现代日本大公司，都从中探索汲取了自己所需的经验。
一部中国的英雄史诗
《三国演义》叙述东汉末到晋统一全国的百年历史，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前八十回，描写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时，涌现的大批军阀如刘备、曹操、孙坚、袁绍、董卓等相互混战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大集团的故事；后四十回，描写三大集团的斗争，最后晋统一全国的过程。
《三国演义》的内容大多数人都已清楚，因此并不单列篇章介绍，我们介绍的是它的故事来源与创作手段。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本书的重点在前八十回，后四十回重点在一百零四回“诸葛归天”前，似乎以此为分水岭，一种败落萧条的气氛笼罩全书，使人不忍卒读，同时虽然作者仍不遗余力地刻画人物与事件，但其光辉远不如前。因此许多人读《三国》不读完，一到“诸葛归天”甚至刘备“托孤”就“抛书人对一枝秋”去也。这种情况并不说明作者江郎才尽，而是要从其内容的来源与创作上找根源。
《三国演义》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录的大量私史野乘，甚至《博物志》、《搜神记》等志怪小说，这一类较正式的史料，经过作者精心的安排，给小说以较合史实的面目，甚至有人称其“七实三虚”，毛宗岗更将其与《史记》并称，认为文奇根源在于史奇，即历史的本来面目幻成《三国演义》。因此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普及三国历史、人物的重要教材。
实际上，我们应看到，在井然有序、曲折紧凑的史实骨架上，最最重要的血肉都是来源于民间故事。它如同西方大致同期或稍晚的《罗兰之歌》、《亚历山大故事》等英雄史诗，用中国式的方法塑造并讴歌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烈，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爽直，赵云的忠勇……以刘氏集团为代表，一大批英雄形象涌现于纸上，同时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于世：“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大闹凤仪亭”、“官渡之战”、“千里走单骑”、“三顾茅庐”、“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舌战群儒”、“群英会”、“借东风”、“火烧赤壁”、“三气周瑜”、“单刀会”、“走麦城”、“火烧猇亭（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秋风五丈原”……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其中大部分都出自从唐宋以来流传不衰的民间“说话”艺术，他们用自己的思想观念任意地对历史加以发挥虚构，使其更符合下层人民的心理需要，他们向往仁君，就把刘备塑成仁君；他们崇尚豪侠，就写出个爽快的张飞；他们渴求智慧，就将其集于诸葛亮；他们重视义气，就将关羽作为“忠义千秋”的典范……同样，他们痛恨的奸诈、虚伪、残暴、反复无常等等恶劣品质，在“说三分”中给以强烈抨击，如董卓的残酷，吕布的见利忘义，曹操的阴险奸诈，袁术的妄自尊大，袁绍的外强中干……他们在塑造这些人物，创造这些情节时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至于有些实在是荒诞不经，如写张飞打破黄巾军，居然杀了张角、张宝、张梁；关羽单刀劈四寇（即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青梅煮酒成了闹剧，刘备招亲也如同儿戏……显出一种民间艺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创作精神。但是，《三国演义》却去芜存菁，沙汰留金，将这些民间故事加以选择，去掉上述荒诞情节，把其中经过长期流传的精华，再抹上一层“史实”的金粉，加以加工提炼，终于放射出其内在的光辉，而相形之下，作者对史实资料往往照搬全抄，有点堆砌之感，以致后人说“事太实则近腐”，这可不是说《三国》太真实了，而是说它的史实资料运用上没有对民间故事那样高的创作热情，以致这一部分有些索然无味，这一部分在后四十回中尤其在一百零四回后更为突出，其原因在于民间艺人往往对诸葛亮死后的蜀汉及司马代魏等事不熟悉，由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已死亡殆尽，对以后事情也不感兴趣，故无甚可说，罗贯中只得从史籍上大量照抄，再加上毛宗岗的修订，虽然也有一些精彩段落，但大不如前。
因此，我们考察《三国演义》的内容来源与创作手段，可以看出与其说它“七实三虚”，不如说它虚实相间，虚多实少；与其把它当作史实，不如还它以小说的本来面目。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中国英雄史诗，它的光辉远远超过西欧同时期作品，而可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相媲美。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三国演义》实际上主要是以曹操集团和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矛盾冲突为主，孙氏集团份量较弱些（重点在与曹刘集团关系上，写江东本身的不算多），而其余诸侯又次之，这样，一方面使全书线索集中，脉络清晰，不会成为一本大杂烩，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及上层人物观念中“曹、刘正统之争”的一种艺术体现。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雄才大略，善于用人，并“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天时，他的所作所为，是基本符合历史要求统一的趋势的，他的政策措施，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作用，曹魏日后的强大直至三分归晋，不能不说是这位曹丞相的功劳。
而刘备虽是皇帝宗室，但早已败落，从贫穷落魄中，与几位心腹部下与忠诚贤臣励精图治，终于创立蜀汉，并几次向曹魏发动进攻，这种经历与志向也不能不叫人感叹。
而孙氏集团偏安江东，政策左右摇摆，（当然，联刘抗曹较重要），因此除了几次大危机之外，总缺乏曹、刘集团那种跌宕起伏、变动莫测的经历。
因此，曹、刘集团首先成为矛盾的焦点。他们可以说各有所长，并雄天下，正如曹操所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但小说中，曹操成了白脸“奸雄”，刘备成了圣贤之人，总有点不像英雄了。
究其原因，从上层来看，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正统”之争。最终是刘氏的“正统”，曹氏的“僭伪”而告终。原先这种争论只在于记载史料时以谁为主，一般人都选择了中原代汉而立，实力最强的魏，认为蜀、吴偏安一隅，不能做正统。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持此观念。但以后，这个问题逐渐上升为封建礼义问题，即怎么样才算天命所归的正牌皇帝。从宋代，朱熹的《紫阳纲目》就明确了这一点，认为蜀是汉皇族之后，当然是正统，曹魏“篡国”不会君臣之义，当为僭因。南宋由于自己之偏安，也希望把自己作为中原真正主人，因此将蜀汉作为正统（两者有点相似）。之后，由于封建理学的深入普及，这种封建正统观逐渐确认了刘氏蜀汉的正统地位。
而民间则不同，一直是尊刘抑曹占上风，从宋代讲史实艺人起，就把这二位分出善恶忠奸，宋苏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连顽劣小儿都能为刘备失败而伤心，为曹操失败而快乐，可见说话人是倾注了多少对刘备的尊敬及对曹操的痛恨。
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变化，在民间艺人心中，曹操不是那个志在统一中原的英明神武的英雄，而是个奸诈虚伪的小人。到罗贯中，则把他写成一位才高德寡的奸雄。到毛宗岗，连罗的一点点恕词和赞美曹操的段落都大加删改，保留的一些也做了恶意的解释，曹操似乎成了丑恶的化身。
而刘备的形象则被一直提高，从一位枭雄上升为与曹操并列的大英雄，又上升到真命天子，天生圣贤，以致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刘备似乎成了一切美好仁君的化身。
这种情况，有些人常归于封建文人的正统观念，认为这是一种腐朽的坏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微妙统一，而实际上的内容是不同的。上层统治者是为了端正君臣纲纪，让人们永远不做曹操那样的乱臣逆子。而下层百姓则是希望出现刘备那样的仁君。中国的老百姓于苦难中总希望出现一个贤德仁厚的皇帝，这种希望往往寄托于民间故事中，他们把古代帝王将相加以比较（当然是较粗陋的），把心目中的理想君王自然地加以美化。而三国时期，曹操与刘备确实在品格政策上都有不同，曹操雄才大略但往往残忍阴险，多疑好杀，而刘备相比较而言，在当时就被称为“有德之人”，其性格上也较宽厚仁德，对部下更能推心置腹。百姓自然首先从品格上认可了刘备是君子，曹操是小人。再看政策，曹家”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逼宫篡位，颇为民间所不齿；而刘备半生颠沛，做了几天皇帝又大败而死，一个儿子是个“乐不思蜀”的傻瓜，累死了“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这本身的悲剧色彩，再加上刘备的一向鼓吹的“仁政爱民”之说，使人们对其更加尊崇。特别到了元末明初，残酷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的贫苦人民，多么希望有人像刘备、诸葛亮那样，高举讨贼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给人们一个好的天子。
这一切折射于《三国演义》中，刘备自然成了仁爱、贤德的化身。民间艺人是因为这样才推崇刘备，贬低曹操，并不是因为上层的“欺骗”才如此，否则就解释不通为什么上层观念变来变去，而下层观念始终如一。由于《三国演义》主要来源于民间，由此倾向不足为奇。但同时要说明，由于罗贯中本有大量来源于陈寿《三国志》等曹魏正统观的东西，因此，冲淡一些民间倾向，对曹操等人也做了一些客观评价与描写。而毛宗岗父子出于自己的正统历史观，用朱熹的《紫阳纲目》为正，用八股方法评点《三国演义》，将大量的封建伦理思想夹入书中，这种上层统治阶级思想不应与书中体现的朴素民间思想混为一谈。
历史上曹、刘皆为英雄，而文艺中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刘，一个贬低的曹，从历史形象、社会意识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歪曲，但文艺不能等同于历史，艺术上这种创造，使人物性格更鲜明，冲突更激烈，对立更尖锐。围绕这两位中心人物塑造的两大集团，展开的一幅幅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三国时期起伏变幻的风云，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魅力了。
“忠义千秋”的桃园兄弟
《三国演义》中，对正面人物，作者赋予了中国古代最美好的品德，其中最受推崇，并在各个阶层都有广泛影响的要算是“忠义”二字。上层统治者很喜欢“忠义”，主要是个“忠”字，希望通过它们来在社会中推行自己的封建伦理纲常，让人们服从自己，因此对书中的“忠义”代表—关羽，给予无尚荣光，最后干脆封为关圣大帝，各地修建关帝庙，希望以此让“忠”字深入人心。而对那个“义”字则有些讨厌，因为这个“义”字带来的如模仿“桃园结义”的行为，有一点像《水浒传》上的好汉聚义，如果推广就有犯上作乱之嫌。
而劳动人民呢，对“忠”字倒并不那么在意，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对朋友的“义”字是最重要的。他们对关羽的崇拜大多来源于此。
“忠义”二字的广泛流行，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就不能不谈谈书中到底宣扬了什么？
三国时期，由于诸侯并起，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人才济济，正是各种人物奔走于四方，出力效命之时。这些人才很少有后代的愚忠，反而像古时春秋战国的人士那样自由选择主人，如曹操手下的荀彧、许攸、贾诩、张辽、徐晃、张郃等人，刘备手下的赵云、黄忠、马超、严颜等等，都是由他处或自动或被迫的换了主人。包括那位看似超然恬淡的诸葛孔明于隆中高歌“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他们自觉地选择自己能大展才华的场所，如果发现“主公不明”，就毫不犹豫地离去，很少有人做那种埋头死节的愚忠之人，（当然也有，但下场都很悲惨，如陈宫、沮授等人）这一切都展示了一个人才流动的场面。各个军阀都在为自己的势力选择天下英豪，而天下才俊也都在用自己的标准考察那些主公们。他们相互选择，互相竞争，绝没有后人所谓的“忠”字招牌，不是么，连那位“忠义千秋”的关老爷，不是还“屯土山约三事”投降了曹操（所谓“降汉不降曹”只不过是借口而已），而且后来又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么？这么看来关羽是既不忠于刘备，也不忠于曹操的！
那么《三国演义》中贯穿的，并在关羽、张飞、刘备等人身上显现的是什么呢？是“义”字，是民间艺术家和广大人民所推崇的“义气”，义薄云天、肝胆相照的朋友之义。书中一开始就用“桃园结义”突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时死”的“义气”，书中一段段情节，都是为突出这个字。关羽投降曹操，不符合“忠”的标准，但他却是为了日后与刘备团聚，并保护他的家眷，是为了朋友兄弟之义。日后他挂印封金过关斩将，似乎对不起曹操，但用斩颜良、诛文丑补偿了曹操的恩德，他在古城斩蔡阳，与兄弟聚义。最后，他居然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如果说这部书宣扬的中心是“忠君”、“正统”，那么这个情节根本不该有，也不该大力赞扬。由此可见，关羽身上凛然生辉的是对兄弟的情义。
张飞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的办法较直率，不能像关羽那样克制。他的义气在于对兄弟手足情义的强烈感情，为了这个义，他在古城下，不许关羽进来，因为他认为关羽“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而一旦误会解除，又相见大哭而拜，；为这个义字，他在关羽死后痛不欲生，以致自己因鞭挞士卒而丧命（这里是美化了张飞）。他的感情更加外露、热烈、率真，是民间艺人最喜爱的人物。
刘备，似乎是一个皇帝中少见的人物，他的仁义似乎是无穷无尽，对两个兄弟之死，几乎放弃江山去报仇，最后兵败病死，真应了结义文盟（这也有美化之嫌，因为荆州是战略要地，东吴又是姻亲之国，竟然不顾诸葛孔明“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既定方针，倾全国之兵力为兄弟报仇雪恨。刘备大概是气昏了头，又以为自己必胜，才导致失败。不过书中既然如此写，我们姑且听之）；对赵云，他居然把自己的孩子摔在地上，说：“为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不过没想到后人说成“刘备摔孩子——买人心”）对诸葛亮，他三顾茅庐，言听计从，临终托孤，情义切切“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备为让孔明竭忠尽智、永不叛变的伪饰之词，而应看到一种后悔当初的沉痛心情；对老百姓，他携民渡江，为此让曹操追上大败；对别的诸侯，尤其是刘表他一再谦让不已，以示自己对兄弟之义（取西川时作者就大费周折，但仍不免显出刘备枭雄的本来面目）……
总而言之，桃园弟兄在民间首先作为“义气”的典范而存在，他们之所以大受欢迎也在于此。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对竭力推销“忠”的上层统治者思想的一种微妙的改造，带来社会上对于“义气”的崇拜。这一方面容易形成狭隘的小集团意识，造成只顾义气不讲原则的不良后果，但同时，这种形式往往被下层人民利用，结成一个个小团体共同对抗封建统治者。这种后果大概是封建统治者大修关帝庙时所未曾料到的！
料事如神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中智慧的化身就是诸葛孔明，他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一位完美的人物。从他一出场就充满了不同寻常的色彩。刘备马跃檀溪，见到司马德操首次推荐，徐庶临走时打马而回再次推荐，刘备三顾茅庐亲见亲闻，崔州平、石广元等人的才华作为陪衬，千回百转最后一见，隆中之对如茅塞顿开，刘备称之为如鱼得水。出山后所向无敌，几把大火烧得敌人望风而逃，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显出机智过人，火烧赤壁、三气周瑜、取西川、收汉中、白帝托孤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却还吓走了活仲达。他的一生是战斗中的一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一生。他作为智慧的代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史书中，尤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才智谋略、政治才能多加推崇，而认为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认为诸葛亮并非是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家。
但是，民间传说中却不是如此，诸葛亮的才华无穷，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谋略惊人，无往不胜，甚至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诸葛亮成了个无所不能的活神仙。尤其在军事上，曹操望风披靡，周瑜难及其十分之一，司马仲达吓得闭门不出，甚至被个木像吓跑，西南“蛮夷”更不是对手，一个个巧妙的计谋，一场场精彩的斗智，突出了诸葛亮作为军事家的地位。《三国演义》中不但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精心地删除了粗陋不堪的地方，加以重新提炼，虽然他仍无法摆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局面，但却更多地给予了他一个人的性格，使其从荒诞的神话中客观地解脱出来。
但是，由于六出祁山的无功和蜀汉的最终失败，从某种程度上会让人觉得诸葛亮不是全知全能吗？为什么不是预料这一切呢？作者由于封建时代思想局限性，无法深刻地剖析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各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时出于对这个人物的偏爱不忍心写他的缺点。因此对诸葛亮的一些弱点加以回护，如对魏延的态度上，不写诸葛亮一生谨慎，不太重用那些较胆大冒险的将军，同时对魏延与杨仪的矛盾没有很好处理，才引起以后两个人纠纷，以致魏延被杀，蜀汉失去了一员仅有的大将。而是让诸葛亮一下就看出魏延头有反骨，为以后杀他做铺垫，以后又给他安上个扑灭孔明七星灯罪人的名声，让普通读者上了当，最后再写孔明遗下的锦囊妙计，口诛笔伐，魏延罪不容诛，终于被杀。这种写法严重歪曲了魏延的形象，也令人对诸葛亮产生不满。
千古不衰的“三国热”
《三国演义》一经问世，几乎就引起轰动，这是三国故事长久以来流传、发展、完善达到的最高峰。是从唐宋以来，说三国、唱三国的“三国热”的高潮。而且从此以后三国故事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因此，说它是中国长篇古典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不为过誉。
封建统治者赞扬它可以“整纲纪，正礼仪。别正统，识僭伪”，利用它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民间则把它作为英雄赞歌，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来歌颂自己心目中的仁义、忠贞、智慧、勇敢……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书中人物上，将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同时也大力鞭挞心中的丑恶丑恶现象：残暴、奸诈、虚伪、无义、懦弱……他们把正与曲、善与恶、忠与奸如此鲜明活泼地对立起来，将书中写的桃园结义等情节引入自己生活，将关羽作为心目中最伟大的神供奉起来，三国之风对下层人民从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风气习俗都引起连锁反应，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古代长篇小说都没有达到的。
三国热从古至今，历久不衰，还由于它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智慧，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政治、军事上的种种计策谋略，仿佛是一本通俗化的《孙子兵法》，它的种种计策几乎都符合军事政治规律，有着深邃的思想，给人们以无穷的回味，以致于从古至今，有许多军队将领将它作为军事教材，最著名的清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很喜欢；皇太极还利用“蒋干盗书”的方法施用反间计，让崇祯冤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
到了现代，三国故事仍被人们所喜爱，不过，现代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用艺术分析批判的方法去分析研究《三国演义》，深入研究其代表的民族心理、社会风气、历史背景，剖析其优秀的思想，弃其糟粕，这是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化。
总之，《三国演义》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和巨大的，我们应该好好地重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