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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被污,父母被污,刺杀引发的攻击反倒最可还诗人清白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晨,长安城中发生了一起巨案,宰相武元衡与其副手裴度在上朝之时分别遇刺,一死一伤。消息传出,朝野为之震动。

武元衡、裴度都为忠心铁血之人,是唐宪宗削藩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二人在几天前才刚刚接受了一项任命,将率军征讨谋反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居然就发生了此事,因此消息一经传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大臣们立刻都噤若寒蝉,万分小心起来。

案发十多天里,长安城一片恐怖气氛,大臣们举止失措,只想保命,竟连上朝也大都懈怠起来。

他们天不亮不敢出门,出了门也畏畏缩缩,如临大敌,以至于宪宗皇帝要等很久,他的大臣们才能到齐。

这样一种情形下自然没人敢为武元衡和裴度说话,更别说缉凶,眼见得正义沦丧,国耻昭然,此事真正是无可奈何了,然而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给唐宪宗递上了一个奏折。

此人正是史上著名的大诗人,时任太子左善赞大夫的白居易。

堂堂的一个当朝宰相在帝都被人刺杀、割头,居然无一个大臣敢出来说话,这让白居易实在忍不住了。

武元衡可敬,此事更有关国家法度,朝廷尊严,而且白居易与武元衡也私交甚好,所以白居易就要冒死上书为武元衡伸冤,要求朝廷缉拿凶手,以雪国耻。

白居易勇气过人,其要求非常正当,而唐宪宗也决不会任由他的天下四分五裂,所以他在其后不久,就以一个任命明确宣示了他的态度:任命裴度继任武元衡为相。

此种案子的办理似乎也只能以继续坚定不移地削藩和平叛为办法,然而不料这件事却给白居易带来了极大的厄运。他的贬谪之路就要因此开始了。

白居易为官端正,曾经得罪过不少人,他与武元衡交好,也自然会因武元衡树立政敌,而唐宪宗现在的表现,似乎预示着白居易即将得宠,因此那些人随即向白居易发起了猛攻。

他们先前本来是一句话都不敢说的,可是他们现在却说白居易为东宫之官,不负谏官之责,不该抢先谏官上书言事。为了彻底打倒白居易,他们甚至把白居易母亲之死也关联上了,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坠井而死,可是白居易居然能作《赏花》、《新井》之诗。

这当然是有伤名教,有悖伦理的大不孝之罪,于是另外两位宰相韦贯之和张弘靖随后立刻出面上奏,要求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

然而此事难道这样就算完了吗?不,这绝对不行。当白居易已经出京赴任之时,那中书舍人王涯偏还要痛打落水狗,说白居易所犯之罪,治理州郡也不适宜。

白居易就因此在半路上又接到第二道圣旨,再次被贬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闲官,江州司马。白居易事事多嘴多言,对皇帝多有直谏冒犯,实际上唐宪宗对他也早已不满。

宰相被杀,“合朝震栗,不知所云”,自“书籍以来,未有此事”,白居易自认为“国辱臣死,此其时邪?”“不当默默”,故而“独进封章”。

此“谓之忠,谓之愤”,故而白居易“亦无愧矣”,即便“谓之妄,谓之狂”,白居易亦自觉“又敢逃乎?”然而白居易“以此获辜”,已“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因此这未免就使白居易更有愤激之感。

上面这些话见于白居易年后的《与杨虞卿书》,读来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此真正是“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的世道了。

政敌们仅以抢先谏官上书言事打击白居易,显然力道虚弱,太过牵强,所以他们之后才会搬出白居易之诗,硬往伦理大道上靠。然而这种攻击依旧牵强,那么政敌们到底是为何要出此招,此招又到底是为何偏能奏此大效呢?

他们其实是看准了白居易的软肋,知道他是耻于就此分辨的。白居易耻于分辨,那么这项罪名也就足以落实。

白居易母亲之死,颇为蹊跷,事关个人、家庭、家族荣辱,牵扯到许多伦理问题,白家当初为此曾是编造过一个谎言的,这无疑就将白居易置于了难言之地,生怕牵扯出更多意外。

此事当时之情形,我们只需看一下高彦休《唐阙史》的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

高彦休也是唐人,距白居易不远,他在《唐阙史·白乐天获罪》里是这样说的:

(白居易母亲坠井而死),时裴晋公(裴度)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座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座客意稍释。

他日,晋公独见夕拜(即夕郎,均为黄门侍郎、给事中别称,这里称呼的是薛存诚职位)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廷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

——这就是说,当时京兆府报告白居易母亲之死,大家都很惊愕,于是与白居易相邻的薛存诚就为之做了解释,说白居易的母亲神经不正常,坠井而死当无别情。其后裴度见薛存诚,称赞他为朝廷存了大体,但薛存诚却正色道,我说的是实话,并非为朝廷存大体。

薛存诚也是一位诗人,但此人做官却远比白居易还要强硬,他当初除暴之时,曾连唐宪宗的面子都不肯给。薛存诚这样一个人自然不涉圆滑,他既然仍旧这样说,裴度便不能不信。

白居易母亲坠井而死,众人为什么会感到惊愕?这是因为一个人好端端地,是不可能坠井而死的,大家都认为其中必有隐情。如果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什么事自杀,这当然就牵扯到孝道伦理大事,关系白居易的声誉、前途。

如薛存诚所言,白居易的母亲既然神经早不正常,那么这事就算比较合理了,于是在座诸人便终于“意稍释”。然而大家是“意稍释”,这事却就是裴度这种比较磊落,并曾多次提拔过白居易,算为相知的人也难以尽信,所以他后面才仍旧会有试探、求证之举。

裴度都难相信,你想其他人会怎样?可想而知白居易当时面临的是何等压力。

此事关乎伦理孝道,甚至有关官体、国体,即便是真有心疾,真因为心疾而死,白居易也难辞其咎,未免心中苦痛,而白居易之后偏偏还要将母亲之死说成是看花不慎,这就未免更加令人起疑,导致众说纷纭了。

殊不知白居易母亲患有心疾,白居易本人、家人也患有心疾,神经疾病在今天都为可耻之事,何况古代?白居易及其家人却就是因这心疾要编造谎言的。

此正如高彦休所言:“凡曰坠井,必恚恨也,陨获也;凡曰看花,必怡畅也,闲适也。安有怡畅闲适之际,遽致颠沛废坠之事?”白居易即因此作伪,因此招疑,却也因此有苦难言。

他不能说母亲有神经病,更不能言母亲之非,他只有任由别人误会。因为他母亲这病,自当有其根由,而这根由又恰在他母亲自己。这总之怎么说都极其为难。

高彦休此文,却是有关白居易母亲之死最权威的记载,这甚至是现存唯一可靠的文献证据。名教社会,对尊者及其家人,尤其是长辈之精神病案例、不得善终之死,自然一般都讳莫如深。

高彦休对白居易母亲的心疾却又是这样说的:

公(白居易)母有心疾,因悍妬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公随计宣州,因母忧发狂,以苇刀自刭,人救之得免。后遍访医药,或发或瘳,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婢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

——这里又是说,白居易的母亲早先就患有心疾,她后来守寡家贫,与两个儿子时常分离,为之担忧,就病情更重。她还曾为此自杀过。白居易后来有条件了,曾经多方为母治病,但是时好时坏。白居易不得已,只好专门雇了两个婢女看护,但是婢女稍一懈怠,白居易母亲就坠井而死。

至于其母之心疾由来,高彦休说这是“因悍妬得之”。高彦休与白居易毫无关系,不必为之遮掩,他的材料必得自时人,自为可信。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白居易身上的一段公案了,那就是有人说,白居易的父母是甥舅结婚,实为乱伦。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为此事纠缠不休,争辩不休,甚至那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考据大师。

人们有此发现,实是依靠一篇《唐故坊州鄜城县尉陈夫人白氏墓志铭》及一篇《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此二文本错乱颠倒,辈分不清,当或为伪作,或流传有误,而今人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然就弄得越发糊涂混乱。

此二文既不可依据,则论点全非,而此论点之非,如要细究,则只需看一下陈之卓先生的《白居易父母非甥舅婚配考辩及有关墓志试正》就可以了。陈之卓先生与岑仲勉先生论点一致,那就是白居易父母“不过中表结婚,绝非甥舅联姻”。

而我们如果不想细究,这却也另有办法,那就是循其常理,断其正误。

常理虽然未必便是真理,但其不可依据之处,却往往因为其根基太不牢靠,而我们这常理却是绝对牢靠,甚至要比那考证更为简捷有力的。

礼教社会,甥舅婚大悖伦理,何以白居易的父亲仍旧可以为官?时人对此从无指摘?我们如果仅仅搬出这一点,论据似乎还不够充分,那么我们何不再来看看这场因行刺引发的风波,背后暗藏了什么东西呢?

白居易一生留诗无数,他几乎每事都要写诗,几乎把他的诗当做日记,但是他在母丧丁忧期间却一反常态,却绝无片言只字涉及母亲之死。

白居易那期间并没有片言只字涉及母亲,他咏花之诗比比皆是,无一春不曾咏花,其《新井》篇更不在其时,而他的政敌们却要以他前后之诗来攻击他,这说明什么?这自然说明政敌们无所不用其极。

白居易已经被贬出京城,可他的政敌们却依旧不能满足,甚至不怕将他贬到更低,踩的更深,这说明的又是什么?这自可见他们对白居易恨之入骨。

政敌们对白居易恨之入骨,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你想白居易的父母如果真是那样一种关系,他们岂能轻轻放过,岂能不紧紧抓住?

甥舅乱伦,这可是更大的伦理之罪,在当时不但白居易父亲不可能继续做官,就是白居易本人也必受到绝对牵连,如果此事真有,何以政敌们在这场攻击中却会牵强到只以白居易的诗来做武器呢?

后人不还老猜测白居易的母亲正是因为受不了舆论压力才得的神经疾病吗?舆论既然都把他母亲压到这个地步了,当朝之人为何竟能不知,政敌们又为何竟能不用?这难道符合常理?

人们甚至还能拿着这悍妬大做文章呢,说果然,果然,若非如此,其母怎会悍妬生疾,这分明不就是因为承受不了礼教法规的种种压力才精神不正常,进而严重到自杀的吗?

人们可真能附会,这当真是先理后证,生拉硬扯。谁说的这心疾得之悍妬,这悍妬就非因承受不了礼教压力而生?

妬,妒也,悍妬,悍妒也,蛮横嫉妒之意也,我等岂不闻唐代孟棨《本事诗·嘲戏》中有:“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妬, 谈畏如严君。” ?

宋代梅尧臣 《桓妒妻》中有:“昔闻桓司马 ,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 ,悍妒谁与俱。”?

《初刻拍案惊奇》中有:“妻当日悍妬,做了这事,而今见夫无嗣,也有些惭悔哀怜,巴不得是真。” ?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青梅》中有:“冢室故悍妒, 李初未敢言妾,但托买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 苟才平日本是厌恶他悍妒泼辣,样样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

她们这些人难道都是因为有某种污点,受不了舆论环境压力才悍妬的吗?白居易母亲性格不好,才会因此生疾,她后来因为担忧过重,才病情加重,高彦休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何以人们就仍旧非要咬住这一观点,死死不放呢?

岑仲勉、陈之卓对此早有合理论证,我们如今所谈的这些道理也并不高深,颇为分明,可是有人不但每每作文总要坚持前意,就是在讲坛之上也依旧态度不改,喋喋不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到底是炒作,还是心存恶意,谁能告诉我们?人皆有父母,都有苦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还诗人一个清白?

白居易后来作书友人杨虞卿,诉说此事时,还曾自言此生在世一天,就决不愿安于和光同尘,而我们却是甘于葬身鱼鳖之腹,同处鸟兽之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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