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之争”及其演进

　　嘉庆时期，伴随着清王朝世运的潜移，学术思想界也随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考据之风逐渐发生嬗变，潜心考据的汉学家们开始关注风俗人心；沉寂多时、颂法程朱义理的理学家们则吸收汉学之长，开始讲究朴实之功；湮没近二千年、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重新复兴，一度沉寂的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再度昂扬起来，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潮流，从而构成当时知识界绚烂多彩的学术画卷。

　　　　　　　　　　　　　　　（一）乾嘉汉学及其成就

　　清代汉学，是指清代中期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个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1]为内容的学派。它崇尚、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2]。与致力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因而有汉学、考据学之称。又因其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故有“朴学”之称。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以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3]。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4]。
　　清代汉学的出现首先是中国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理学自宋以来，统治思想学术界已经五百多年，明显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精神的、物质的双重批判。尤其是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居动荡，及其在理论思维领域所反映出的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的反理学思潮。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无疑是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而另一方面，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又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潮。这种复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上逐渐撇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可以说，清中期汉学的形成，是清初反理学思潮蜕变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清初诸儒在学术领域、学术方法上的开拓，也就没有汉学家们在学术方法上的系统成熟。至于汉学为什么能在乾隆年间走上取代理学的独尊地位，这确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是当时统治阶级对经学的的提倡，另一个则是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5]。对此，当时的知识界是有充分认识的。
　　对于清中期汉学与清初经世学派的继承关系，当时汉学家们也是普遍认可的。如乾隆年间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书目提要》时就说：“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6]。其实这种说法实际为当时学者的共识。洪亮吉就曾说过：“我国家之兴，而朴学辈始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7]。王鸣盛为清初学者臧琳所著《经义杂记》作序也说当时信实学风的形成源于清初诸家，“溯厥首庸，实维先生与顾、阎诸公为之导夫先路”[8]。汪中更明确地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易》者，惠氏也。凡此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9]。嘉庆时人臧庸也说过：“虽小学训诂为今日为极盛，然国初诸老已启其端”[10]。
　　也正是基于对考据方法是传统学术之一、清代汉学是传统学术发展必然阶段的认识，当时学者甚至把考订方法的根源推及两汉。如纪昀就说：“自郑玄淹贯六经，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11]阎若璩也曾说考订校勘之学始于秦汉：“圣门之校订之学何如哉？秦汉大儒，精专斯业，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韩婴、司马迁、孔安国、司马相如、扬雄、刘向、刘歆、贾逵、许慎、马融、蔡邕、郑康成、卢植、服虔、应劭等，学有纯驳，行有邪正，然并先儒之领袖，后学之模范也。”[12]由此可见，在当时汉雪家看来，考经征史的方法以东汉为最精，所以他们才遵循汉儒的治学方法，而其最近源头则在清初诸儒。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论述乾嘉考据学的内在逻辑成因时，漆永祥注意到两千年来儒学发展史上考据与义理并存问题，是很有道理的，自从有了文化典籍，自然就有了不同的理解方式：考据训诂与推阐义理，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正确理解先贤遗留下来的修齐治平的道理。
　　同时，也应该承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此中道理自不必说，但有一点，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文物的不断出土，确实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便利，以致孙星衍曾不无得意地说过：“国家统一车书，拓地万里，山陬海澨，吉金贞石之所出世比之器车马图，表瑞清时，旷古未有，前哲所未纪也。”[13]近世学者陈登原则强调了印刷业兴盛与学术发展的关系，说：“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14]。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汉学奏向鼎盛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对经学的提倡也起了相当作用。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15]，因而在考试重视经说的同时，还举行了博学鸿词科，对于博通经术之士，颇为重用。以经术受知康熙的何焯，就曾很感激地说：“天下后世闻风兴起，为人之祖、父者，孰不思以一经教其子孙，孰不思以朴学显其祖、父？”[16]
　　乾隆即位之初，即举行博学鸿词科，并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倡导研经读史。乾隆六年更要求各地督抚、学政采访研究六经、明心见性的著述进呈，八年颁发《十三经注疏》。昭梿就此评价说：“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臣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于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17]。
　　惠栋曾于乾隆十七年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举荐，他颇为感动地说：“国家两举制科，尤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18]乾隆十九年，饱学之士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纪昀等同中进士，他们对皇上提倡实学颇为感激，王鸣盛就说：“今天子金声玉振，以实学为海内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礼部试贡士，首以‘循名责实’发题，盖欲学者削繁除滥，崇雅黜浮，由记由词章而徐进于研经穷理之地，皇极之敷言垂训，深切如此。”[19]钱大昕称赞说：“夫皇上慎重科场，厘定成宪，除去表、判雷同剿袭之陋，首场试《四书》文，乃性理论，二场试经文，增五言排律，复谕礼臣申严磨勘墨卷之例，将使士皆通经学古，淹长者无不收录，浅陋者不得幸售，远近闻风，争自奋厉”[20]。
　　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对朝野影响甚巨。卢文弨曾论及四库开馆及戴震入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说：“天子开四库馆以网罗放矢，雠校之司，必得如刘向、扬雄者方足以称上指。东原用荐者，以乡贡士起家，入馆充校理。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洊升翰林，天下闻之，咸喜以为得发抒所学矣”[21]。洪亮吉就注意到社会稳定局面、四库全书编纂对学术昌盛的影响，他说：“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22]所以《清史稿》称赞说：“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23]。
　　值得说明的是，清代“文化专制”政策与汉学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理由是清代文字狱政策偏重的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并没有对所有的研究领域进行控制，学者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所有才有钱大昕等人影射史学的出现。钱大昕讥刺时政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洛闽党争论》影射文字狱政策说：“夫摭拾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幸而得逞，如吴处厚之于蔡碓，犹为士论所薄”[24]。论宋初徐铉增《说文解字》一事，有“处猜忌之朝，不敢引古义以力争，而间于注中微见其旨，千载之下，当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 [25]。论君权与君臣关系时说：“古之治天下国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于民，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26]。《晁错论》中说：“古之人君于其臣也，尊之信之，礼貌以待之，故臣不挟术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弃臣”，“礼有议贵议能之例，而法家绌之，恶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错所受申、商之学如是，庸讵知适以自祸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于乱国，任法之臣常至于杀身”[27]。他还说：“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与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诸侯不甚卑”，天子诸侯皆“以匹夫匹妇之饥溺为己患”，不求个人安乐，然而“自秦人废封建为郡县，遂以天下为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尽改古昔淳朴之俗，欲为子孙万世之利。迨其后嗣不肖，天怒人怨，豪杰之士，桀其乱而攘取之。”[28]他因而提出了“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29]的认识。所有这些，无疑是对清代君主专制极端强化、奴使臣民的声讨。如果说，当时的文字狱真的非常严密，钱氏又如何敢如此放肆呢？
　　第二，汉学家们并非不讲义理、不讲躬行。惠栋、江永无不继承顾炎武宗仰朱熹的传统，惠栋父亲惠士奇有名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30]。江永既为《近思录》作注，又继承朱熹之志撰《礼书纲目》88卷。自称作此目的是：“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他在自序中盛推宋学说：“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惠栋虽讲“理”不满宋人将天理、人欲对立的做法，强调其现实的人事内容，但对宋人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极力推崇，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此先自治而后治人者也。以《大学》言之，诚意正心，修身规矩准绳，所谓先自治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先自治而后治人也。由本达末，原始反终，一以贯之之道也。”[31]他曾说：“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32]，因此“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33]此为后起之戴震、焦循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如凌廷堪的提倡复兴“礼学”，阮元的“仁学”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卢文弨强调要学以明理，躬行实践：“夫杂学不如学经，而穷经之道，又在于言理。理何以明？要在身体而力行之，时时省察，处处体验，即米盐之琐，寝席之亵，何在非道，即何在非学，正不待沾沾于讲说议论之功也。”[34]洪亮吉也说：“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谓名士，或悬心于权贵，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来，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弈之趣，毕命于花鸟之妍。劳瘁既同，岁月共尽，若此皆巧者之失也”[35]。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清代汉学出现的原因可以看出，汉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首先表现为它彻底结束了宋明理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元明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泛之风，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数千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考订和整理。其次则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整理，而且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象惠栋潜心研究《周易》三十年，数易其稿，“专宗虞仲翔、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36]。戴震学识宏博，“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37]。他所著《考工记图》一书，对《考工记》本文及郑康成之注多有订正。此外，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失传已久的《海岛算经》、《周髀算经》等古典算学专著，自此之后，校勘、注释古代天算著作便成为学术界一大时尚。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四库全书》。如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征书时算起，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缮写完毕为止，前后历时18个年头。《四库全书》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共收书3503种， 79337卷，另有存目6793种，93551卷，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尤其是由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反映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①][38]。尽管清廷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存在着删改、销毁“违碍”、“悖逆”书籍的一面，但毕竟第一次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和社会思想，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一直被清代学术界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宏博精审若此者”[39]。值得充分重视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动了清朝学术的全面发展，时“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各省督抚纷纷“礼聘儒雅，广修方志，群邑典章，灿然大备”[40]，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专制文治至此臻于极盛境界。与此相对应，史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由清廷经数十年完成的《明史》，“议论平允，考稽详该，前代诸史莫能及也”，属于比较成功的正史著作[41]。对《尚书》、“三礼”等著名经典的分析与考订，为人们准确了解古代社会，尤其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则有力推动了通史研究的发展。在正史研究趋于深入的同时，方志学也获得较大发展。一是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的成熟，一在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统一事业的不断前进，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日益重视，有关清朝边疆的研究也逐渐获得加强。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起，清廷就对全国进行实地测量，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它不但对中原，而且对边疆地区进行了详尽的测绘，“关门塞口，海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为“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到乾隆中叶，清廷统一新疆，又对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廷对《皇舆全览图》进行修订增补，将新绘新疆地图增入，称《乾隆内府舆图》，这幅地图可以说是国家统一的科学见证。成书于乾隆前期的《西域同文志》，对青海、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地名、部落首领名称等用满、汉、蒙、藏、维、托忒等六种文字进行记载，并以汉语述其语源、含义、人物世系等，为深入研究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准备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编成，这是清朝官方研究新疆史地的重要成果，该书图文并茂，对新疆地理、官制、兵防、音乐、学校、物产、民情、风俗等方方面面都有详细记载，为乾隆《大清一统志》新疆部分打下了良好基础。除官方研究外，学者个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赵翼对蒙古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情的关注，纪昀、洪亮吉等对新疆地区的研究，钱大昕对蒙古历史的深入研究，松筠所著《新疆识略》、《西藏巡边记》、鄂尔多斯喇嘛罗卜藏丹津所著《蒙古黄金史》等史地专著都有效地增强了人们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与了解。
　　而且，乾嘉学派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是对清初学术的发展，也对近代学术起到了推动作用。清中后期今文经学的兴起就发源于经学的深入，无论庄存与、刘逢禄，还是龚自珍、魏源，其治学方法及治学内容，都与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提倡西汉今文经学的春秋学，正是继承汉学弃宋复汉的疑古传统，再次突破其局限向前延伸。清后期的诸子学研究，更是肇始于乾嘉学者的研究，如钱大昕、汪中、刘台拱、凌廷堪、臧庸、郝懿行等人对《荀子》的表彰，汪中对《墨子》即贾谊《新书》的肯定，孔广森等对《曾子》的考订，臧庸等对《管子》的发挥，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顾广圻等人对子部书籍的校理，都为后来学者开拓了领域。在文字训诂的研究方面，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等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及郝懿行、邵晋涵对《尔雅》的研究，也为其后文字训诂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派良好的学风和客观的归纳演绎方法，更为近现代学者所吸收，此不需多言。乾嘉学者中，如戴震、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以复古为解放”，对义理学的重新阐释方式，也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借鉴，如康有为、章炳麟、刘师培等人，无不是从古典中发掘其思想根源，吸取营养的。
　　总之，乾嘉汉学的兴起，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学术思潮，乾嘉学者以自己信实的学风、宽阔的学术视野，巨大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打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二）“汉、宋”之争局面的出现

　　在嘉庆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就是“汉、宋”学术之争，而且这种局面早在汉学走向鼎盛时即开始出现，成为汉学独尊局面下的重要不协音。
　　如当汉学初起，江南文人袁枚即唱为别调，致书惠栋加以商榷，指出：“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42]尔后，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亦不乏起而抨击者。如《四库》馆臣程晋芳，指斥一时学风之弊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佑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因此他喟叹：“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尺珠寸壁，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43]
　　《四库》馆臣姚鼐、翁方纲皆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翁方纲指出：“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44]姚鼐则更诋汉学为“异道”，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竟于考证训佑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狠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低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45]为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姚鼐甚至毅然辞去四库之职，甘愿过着著述讲学的清贫生活。清初著名汉学家臧琳的孙子臧庸，也给姚鼐写信表示自己的担心：“文教日昌，诸先正提倡于前，后起之士，精诣独到者间有其人，而浮薄之徒，逞其臆说，轻诋前辈，入室操戈，更有剽窃肤浅之流，亦肆口雌黄，谩骂一切，甚至诃朱子为不值几文钱者，掩耳弗忍闻。此等风气开自近日，不值伊于胡底！二三十年前，讲学者虽不及今日之盛，而浇薄之风亦不至是。殆盛极必衰，不可不为人心世道忧”[46]。即使汉学中人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指出，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征实不诬”，但往往“嗜博”中“失之拘执”[47]，“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恰似“散钱满屋”，“未及排贯”[48]。因此，主张兼采汉、宋，以救正其弊端。
　　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对宋学空疏之风曾大事挞伐：“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意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然而对当时“汉学专制”之局也深表忧虑：“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49]。“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50]。他明确地把考证之学称之谓“功力”，而非真知灼见，他说：“记诵名数，搜剃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辄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辍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51]。
　　汉宋学术之争为什么会在汉学鼎盛时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汉学本身存在有局限性。从汉学本身的因素来看，汉学家们强调“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治学方法确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说“非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52]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而忽视了“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53]，其片面性显而易见。汉学家们本来的目的想“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54]，所以汉学的学术内容，在吴派固然重在追寻三代制度，而皖派更是精于三礼的考证。然而绝大多数汉学家一生都疲精惫神于文字，而终无所归，一字之证动辄数千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55]。正如颜元所说：“书之文字固载道，但文字不是道；犹车载人，车且是人？”因此，汉学家往往抱小遗大流于琐碎。研究经学本是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过分强调研究方法，忽视研究的目的，忽视经学中包含的核心思想内容，仅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它就颠倒了思想与方法的主次关系，很自然地，当它发展到极端时，就必然要回归到研究目的的探讨上，纠正其颠倒了的主次关系。
　　另外，汉学家们的研究中也确实存在授人口实的不足。其一是轻易改经之弊。卢文弨就曾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有所传各异者，殆不可偏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56]。他对王念孙改《大戴礼》指出不少错误。嘉庆时人王聘珍曾受聘翁方纲校订古籍，对王念孙改《大戴礼》指责颇多：“近代以来，人事校雠往往不知家法。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子家语》，今反据肃本改易经文，是犹听信盗贼，研审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犹折狱者舍当官案牍、两造辞证，而求情实于风闻道路，得其平乎？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据某本作某。岂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贾所为，其人并无依据，是直向聋者而审音，与盲人而辨色。凡此数端，大率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洵有以悦俗学者之目。然而经文变矣，经义当由兹而亡，可不惧哉！”[57]洪亮吉也曾批评研究经学不求甚解、牵强附会的错误说：“近世六书几成习尚，甚至江总词客，亦讽《说文》；郭公画史，并研字学。实则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则芟除音声，惟讲意义，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则不明假借，不辨声转。说要之义，则久假不归。举背之形，则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纣为鲖。此则书登梵箧，口必加旁；字入道书，雨常建首。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本非义类，强为牵合，稽省旨而加山，贡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实非。若不严两观之条，恐无救六书之失者乎？”[58]
　　另一极端则是拘泥经籍，强为之解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钱大昕和王鸣盛。钱大昕就说过：“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59]。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也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经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汉学中人王念孙就承认，“元明以来，说经者多病凿空，而矫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60]，因此主张“好学深思，必求其是，不惑于晚近之说，而亦不株守前人”[61]。阮元持此主张，认为：“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未必能言之也”[62]。
　　特别是汉学末流，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精神，完全抛弃了早期汉学家们以训诂求经义的治学精神，更成学术界讨伐的重点对象。更有甚者，在考据成为社会风气的情况下，不少人甚至把从事考据作为牟取名利的工具，从而败坏了考据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所应有声誉。据沈垚观察，当时知识阶层的情形，“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钞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文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又欺人之一术也。三者同一欺人，而习语录者最少，习考证者亦以无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术，则贵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63]
　　正因为如此，当乾嘉之际清朝世运急转直下的时候，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的汉学，尤其是汉学末流，自然成为学术界一致批判的对象。不惟宋学中人诋斥其病痛无异词，而且汉学中人于自家学派积弊亦多所反省。段玉裁、凌廷堪、焦循、王引之诸儒，不谋而合，此呼彼应，皆有高瞻远瞩之论。
　　凌廷堪为徽州戴门后学，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夏，他即予一时学风痛下针砭，指出：“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韩、王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传》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书。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64]焦循随之而起，力辨考据名学之非，他说：“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65]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扬州府属甘泉人。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会试落第后即绝意仕进，托疾不出，蛰居于所茸雕菰楼中，以著述授徒终老乡里。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词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多所专精。一生所著甚富，卷秩之积，几近三百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一时有“通儒”之称。
　　焦循尤其不赞成以考据补宜来代替经学研究，一如凌廷堪之所为，他亦假梳理一代经学源流，以鞭挞一时学风病痛。焦循就此写道：“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臞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敛，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66] 因此焦循认为当时学术之弊是“不能深造而有所得”[67]。王引之致书焦循，唱为同调。有云：“惠定字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说《周礼》丘封之度，颠倒甚矣，他人无此谬也。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68]
　　汉学后绪段玉裁也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阮元也说：“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69]。段玉裁晚年颇为自己早年忽视义理的做法而追悔，曾说：“顾玉裁不自振作，少壮之时，好习词章，生耗岁月，三十六乃出为县令，不学而仕者十年，政事无可纪。四十六引疾归养，二十余年。癸亥先君子见背，今又七年所矣。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书，又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70]继惠、戴之后，凌、焦、王皆一时经学大儒。以汉学俊彦而群起批评一己学派之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
　　而当此风气转换之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独坚守汉学壁垒，鼎力撑持，撰《汉学师承记》等书表彰汉学，而姚鼐高足方东树为反对江藩等扬汉学抑宋学的做法，撰《汉学商兑》，对清代学术进行重新评价，以致汉宋学术之争，演为激烈的汉宋学术之争。
　　需要强调的是，“汉、宋”学术之争并非嘉庆时期所专有，它早在明清之际凡理学思潮兴起时即已经出现，只不过是当时受批判的是宋学的空疏玄谈。如康熙年间著名学者田雯就曾辩论过汉、宋的关系，他说：“天下事执一理字，说之甚长，行之多戾，宋儒是也。余尝谓经学与理学相为表里。后人谓理学明于宋，而汉儒则纯杂之不同。非也，宋儒理学，皆本于经学，周程张朱，自是一代名臣，使值当时秦火之余，非有汉儒诸人，倡明而阐发之，活续薪传，以闻于后世，宋儒欲直登洙泗之堂，不可得也。宋儒无汉儒之学问，而执一理字，其势又踞汉儒之上。后世腐儒，胸无寸长，徒拾宋人牙后慧，窃据一理字，藉名溷厕其中，鼓雌黄之舌，以与人辩论，而道德、经济，有志当世之士，反智短而为其所困，岂不大可叹哉？！”[71]而清中期的“汉、宋”学术之争则一致对准高居庙堂的汉学，它始于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后以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先后结撰为突出标志，从而结束了汉学独盛的学术局面，最终导致了会通“汉、宋”学术风气的形成。
　　总之，“汉、宋”学术之争在乾隆后期的出现，并成为嘉庆时期主要的学术现象，有其必然性，其中既有汉学片面性等不足的因素，也有因时代变革而产生的不同学术要求的因素。而“汉、宋”学术之争对清代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无疑的。

　　　　　　　　　　　　　（三）会通“汉、宋”学风的基本形成

　　乾隆末年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太平盛世”已成明月黄花，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社会动荡的乱世景象，学者们再也不可能“整日书帏校勘忙”了，汉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而同时，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显得苍白无力，其“烦琐碎裂”、“不适于用”的流弊暴露无遗。在此一形势下，不惟宋学有复盛的势头，而汉学内部也发生着种种蜕变，呈现出内部更新的趋向。
　　1、汉学内部更新的趋向
　　汉学内部更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考据回归义理。根据所求义理的不同，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继承戴震的思想，致力于新义理观的疏证，其代表为焦循；二是继承纪昀的思想，主张汉、宋兼采，调和汉、宋，其代表为阮元。
　　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倒退，理所当然应予肯定。宋儒治经，固有武断臆解之失，因而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总结，实事求是地还儒家典籍以本来面目，就是一桩很有必要的工作。但是唯古是信，唯汉是求，专以儒家经典疏解的还原为务，则未免失之矫枉过正。有鉴于此，焦循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乾嘉之际弥漫于学术界的汉学之风，“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汉儒也，非孔子也”。对于当时汉学诸家治经的蓄义贬抑宋儒，焦循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徽，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72]
　　焦循治经，一反盲目尊信汉儒的积弊，力倡独立思考，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方法论。他说：“经学之道，亦因乎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73]何谓“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用焦循的话来说，就是“博览众说，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74]。换句话说，这种精神亦即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焦循的《易》学研究，正是这种治经精神的集中反映。焦循虽非戴震的及门弟子，却深得戴学精神。他最佩服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认为这本书最能代表戴震的“生平所得”[75]。曾作《申戴篇》，以发明戴学义旨，一生治学，以戴震为楷模，致力于新义理观的疏证。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即是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基础上著成的。
　　在乾嘉学派的总结阶段，扬州大儒阮元，以封疆大吏而究心学术，振兴文教，伊然一时学坛主盟。为他所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将清代前期主要经学著作汇聚一堂，成为近200年间经学成就的一个集萃。阮元亦以之对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
　　阮元（176－1849），字伯元，号云台，一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卒谥文达，扬州府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外而累官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内而叠任詹事府詹事、都察院都御史、诸部侍郎、尚书等，道光十八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告老还乡。晚节自重，著述以终。
　　阮元博学多识，尤长考证。一生为学以研治经学为主，博及史学、金石、考古、方志、谱牒、舆地、天文、历法、数学、音韵、文字、目录、诗文诸学。著述弘富，多达30余种，数以百卷计。除主持编纂《山左金石志》、《经籍纂诂》、《畴人传》、《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两浙金石志》、《十三经校勘记》、《经郛》、《皇清碑板录》、《文选楼丛书》、《儒林》、《文苑》二传、《广东通志》、《粤东金石略》、《两广盐法志》、《江苏诗徵》诸书之外，主要著述尚有《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注释》、《诗书古训》、《性命古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等。其他诗文杂著，自道光三年起，先后辑为《研经室一集》、《二集》、《三集》、《四集》、《续集》、《外集》、《再续集》刊行。在乾嘉学派诸大师中，阮元虽不以专学名家，但主持风会，倡导奖掖，其学术组织之功实可睥睨一代。
　　针对汉学界株守考据的流弊和学术界对汉学的非难，阮元强调以训诂求义理的必要性。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既反对摈弃训诂，直求义理的倾向，也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倾向，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76]。
　　明道的目的是为了经世，因此无论是焦循还是阮元，都十分强调学以致用。焦循认为，“习先圣之学”是为了“立正身经世之法”，学而不用，“非圣学也”[77]。阮元则非常推崇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而又“留心于经世之务”的学风，主张把“稽古之学”与“政事之学”结合起来，以达到“鉴古以资治”[78]的目的。这种把问学与致用相结合的思想，既是对乾嘉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学不重用流弊的批判和矫正，也是对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和颜元“习行”思想的恢复和发扬。
　　正是由于以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诸儒，能够会通汉宋，博采诸家，才取得颇为后人称道的学术成就。如六十年代张舜徽教授撰《清代扬州学记》，曾评价说：“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79]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宋学的复盛
　　乾隆初汉学渐渐兴盛之时，连一些宋学家如王白田、李穆堂等人也深受汉学考据风气的影响，以考证来讲义理。但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和汉学流弊的充分暴露，宋学又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从儒家的德治主义传统出发，把清王朝衰败的根本症结归因为“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认为排斥程朱理学的乾嘉汉学应对此负责。如潘德舆说：“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圣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诚不为无见。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而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步自封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宗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乎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80]。因此，在他们看来，“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81]。所谓“恃学术”，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来维护纲常礼教，规范社会，匡正人心。而在学术旨趣上，他们更多地受姚鼐学术主张的影响，“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82]，即：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而且受时代的影响，他们阐述的重点不在对性理义蕴的阐发，而是着重强调程朱理学的经世功用。这种思想在姚鼐的弟子陈用光、管同，以及方东树、潘德舆等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    
　　陈用光(?-1835)，字硕士、石士、实思，江西新城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典河南、江南乡试及道光十二年武会试，提举福建、浙江学政。有《太乙舟文集》八卷传世。
　　用光出身名门，是儒臣陈道乾的孙子。少秉承家训，动必循礼，笃于行谊。他为学先从舅父鲁仕骥，后从姚鼐，又与翁方纲有门生之谊，所以经学根柢颇厚。“为文必扶植理道，缘经术为义法。治经宗宋儒，然不墨守门户”[83]。祁寯藻因此评价说他“实事求是，议务持平，不鳃鳃于汉宋之争，而精思所诣，其言自足为世法，不规规乎韩欧之貌”，“治经未尝墨守宋儒门户”[84]。
　　在学术旨趣上，陈用光是主张义理、考证、文辞三者合一的。陈用光曾说：“力宗汉儒，不背程朱，覃溪师家法也；精研考订，泽以文章，姬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不过，尽管陈用光自称于姚鼐、翁方纲两人的学术观点“无偏执焉”，但他对翁方纲的观点明显有保留的。他曾说：“其论夫子经说，谓不当自立议论，说经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则用光不敢谓然。”[85]正因为如此，他对汉、宋学术之争颇不为意，认为汉宋学术路子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陈用光是肯定的，称之谓“百世不可废之学”[86]。他曾说：“考证之学，……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则考证不徒不足为吾病案，而且有资于吾学……欲以空疎不学之辞冀能立古文之业，则无望焉已。且使韩柳诸君子生于今日，亦必不能薄考证，此古今之异也，观韩柳诸君子集中所论辨者，无考证之名，而何一非考证乎？”[87]他尤其肯定汉学家的笃实学风和求是精神。曾说：“今世之为学者鲜矣。夫人之通塞系乎时，而学之笃实存乎我，虽伏处里闾，未尝不能经世宰物之学在焉，此非所谓立德立功之根柢耶？……舍是而使人得以空疎诮我，徒以机轴气体为古文辞，虽明之茅鹿门，今之朱梅崕，皆深有得于古文者，而不免病是也，故用光奉姬传先生考订之说，而愿与足下讲习者，意在此也。”[88]
　　他曾追述汉以来学术演变说：“自汉以来，学者凡三变：始乱于谶纬，中晦于训诂，及程朱诸儒出，破除碎义，涵泳圣涯，经旨于是焕然大明。行之既久，而后之学者得其浅，而遗其深，窃其近似而不能力学以求其至，于是有高谈性命，而躬行多遗议，穷究事理，而于典章制度且懵然莫名其所从来者，有志之士倡汉学以矫之，就其善者，亦足以刊正谬误，著明古义，及其弊也，钩釽析乱，使人如游于百货之市，眩奇衰而莫辨良楛。又甚者，徒执其穴见，以与宋儒为难，讧以为直，莫执其平，非徒不足以明经旨，而其害于心术也大矣。”[89]可见他对宋学末流的“高谈性命，而躬行多遗议”，不明典章故实的行为，以及汉学末流“钩釽析乱”，甚至专门与宋儒为难的行为都是不满的，而对宋学的“涵泳圣涯”，汉学的“刊正谬误，著明古义”，都是肯定的。    
　　然而在义理、考证的关系上，陈用光确实是承继姚鼐、翁方纲的思想而主义理为先的。他很信服翁方纲的观点“与其过信汉儒，毋宁过信宋儒”，称之谓“非近日诸儒所能为之言”[90]。他曾批评汉学末流是得小失大，说：“考证之学，古人惟事其实而已，至本朝始立其名，前辈如顾宁人、阎百诗、钱辛楣诸君子，亦惟事其实而已。近人为其名者，仅仅掇拾遗阙以为博，考核名物度数以为精，而罔知其大者焉” [91]。“汉之儒者莫不从事乎此（博通），及其弊也，穿凿附会之失益滋，则反昧乎为学之本。”[92]因此可以说，陈用光应是姚鼐、翁方纲二人的学术嫡传。
　　管同（1780－1832[93]），字异之，江宁上元人。早年曾与梅曾亮、陈用光、邓廷祯、刘开等人从姚鼐肄业钟山书院，深为姚鼐赞许，称之为“得古人雄直气”，期以“为国一人物”。管同“淹贯群言，好为湛深之思”[94]，而性格“落落寡合”，仕途坎坷，直到道光五年（1825）才被自己的同学陈用光取为举人，又因家庭贫穷，不得不寄居邓廷祯的安徽抚院六年，担任邓廷祯儿子的家庭教师。年五十二卒，所著《七经纪闻》、《孟子年谱》、《因寄轩文集》和《文中子考》、《战国地理考》、《皖水词存》等。
　　在学术上，管同秉承姚鼐师承，以倡导理学为己任。他认为：“朱子解经，于义理决无谬误。至于文辞、训诂、名物、典章，则朱子不甚留神，故其间亦不能无失。义理之得，贤者识其大也；文辞、训诂、名物、典章之得，不贤者识其小也。世之善学者，当识大于朱子，识小于汉唐诸儒及近代经生之说，而又必超然有独得之见，然后于经为能尽其全体而无遗，求胜焉，曲徇焉，非私则妄，均之，无补于经也。”[95]在他看来，理学固然有细节的疏误，但其所倡义理本身没有错。他尤其倡导实学，所谓“内治其身，外讲明于天下国家之事，用则施诸时，舍则著诸书而垂于后世”即是。他说：“古之为学者，或纯或驳，或广大浅细，要皆内治其身，外讲明于天下国家之事，用则施诸时，舍则著诸书而垂于后世，未有居庠序、诵先王而汲汲然徒为仕进计者”，“使仆但工时文，瞢然不知有实学，纵由此排金门、上玉堂，仆则荣矣，亦何补于斯世！”[96]与其为仕途治经，不如不治经。
　　管同一生尽管仕途坎坷，但他时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对于蔓延数省、花费朝廷近九年时间、二亿两白银的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他从一开始就给予关注，认真考察，积极为当事者出谋划策。他在《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中指出，百姓之所以起而反叛，就在于官府不关心其饥寒、冤屈，更不知道对百姓实行教化，以致其忠义观念淡薄，一遇事变便趁机以起。他说：“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义者盖已鲜矣。天下幸无事，畏惧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因此他建议说：“今日之贼，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患其战而患其守。惟人心固而后守备坚，守备坚而后贼势败。公宜告三省长官，急讲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罢之。”[97]这种治乱先治官、除民之害的主张，无疑很有见地，也确实很深刻，他抓着了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
　　在《禁用洋货议》一文中，管同探讨了当时人普遍抱怨的公私财力交困问题，以及与人们崇尚所谓“奇巧而无用”的舶来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造成公私交困的原因，固然与人口急剧增加、风俗奢侈、官吏侵吞、富商大贾的盘剥有关，也与人们追求“奇巧而无用”的舶来品有关。他分析说：“天下之财统此数，今上不在国，下不在民，此县贫而彼州不闻其富，若是者何与？曰：生齿日繁，淫侈愈甚，积于官吏，而兼并于大商，此国与民所以并困也。虽然，是固然矣，而犹有未尽。”所谓“未尽”者即是洋货的充斥，“洋货之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因此他主张“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纾矣。”[98]尽管他禁绝中外贸易的主张，无疑反映了他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但他关注现实问题的热情却是值得肯定的。
　　在写成于嘉庆二十三年的《拟筹积贮书》一文中，管同则探讨了当时京师粮食储备空虚问题。他首先提出质疑说：“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嚢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在他认为，京师粮食储备空虚是寄生阶层急剧增加造成的，其一是王侯子孙的“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从而使国家支出的恩米急剧增加；其二是“满兵尽人而养之”；三是“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重”。而解决办法，除满兵生计所关“无善计”外，匠役可以裁减，王侯子孙的俸禄可以适当减少，“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其中贤能者可以派官差食官俸。恩米、匠米支出的减少，京师粮食储备自然就会逐渐恢复如前。管同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都在实际中得到验证。
　　不仅如此，管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将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代政治制度本身。《永命》篇针对封建统治“天命论”批驳说：“国祚之修短孰为之？曰：数为之。数为之，则圣人何以动责君？曰：修短者数也，治则修，乱则短者，数也。数定于先，而理迁于后，未有政乱而其祚终修者，未有政治而其祚终短者。”也就是说，国家统治是否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君主的是否贤明，并非由天命决定的。他而且认为：“三代以上君多贤圣，故人之权重于天。三代以下君少贤圣，故天之权重于人。天之大权莫加乎数，惟人君能以理胜焉。”[99]这无疑是对封建专制君主尊贵地位的否定。
　　或是有感于对清代压制言官的不满，特别是对嘉庆初年言路的开而复禁，甚至对洪亮吉等人封章言事而遭严惩一事的不满，管同在《读吕氏春秋》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秦虽暴，初不罪言者，故用其力卒以并天下，”“秦之事至恶不足道，然其并天下也，以能用人言，其失天下也，以不闻其过。秦固如此，后之有国家者，其亦知所鉴哉？”[100]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发生，并一度攻入大内，震动朝野，被称为“从古未有之奇变”。事后嘉庆帝特作《因循疲玩论》、《罪己诏》、《致变之源说》、《实心行政说》等文章总结原因、教育各级官员，并把官吏的“因循疲玩”作为致变的重要根源。管同则特作《重修甘敬侯墓碑记跋》，对朝廷压制言论而导致官吏不关心政事问题进行讥讽。他说：时人“尝怪风俗莫敝于西晋，史称士大夫废职业尚浮诞，至南渡而其风不息。然一旦王敦作乱，则敬侯温太真辈露檄兴师，委躯命以赴天子之难，虽其功有就有不就，而忠义皆流千古已。后世士大夫无晋时清谈之弊，顾平时则闭口恐触忌讳，不幸小值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者矣，不知自视于晋人何如也？”[101]其中“小值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则正是林清起义爆发时有关官员的窘态。
　　如果说《读吕氏春秋》等文对时政弊端还采取的是影射式的批评的话，他稍后所作的《拟言风俗书》，则是对清代专制政治制度的公开指责。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以致于“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惧，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己于人其身……国家之于明，则鉴其末流而矫之稍过矣，是以成为今日之风俗也”。文中，他还以三代政治变革的史实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说：“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代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何者？祸常出于所防，而敝每生于所矫。”专制政治发展到极端，势必走向其反面，这就是管同的结论，这也当然是我们现代人普遍接受的观点。
　　该文甚至还针对嘉庆帝亲政之初开言路问题进行了公开批评。嘉庆四年，嘉庆帝于亲政之初，为振刷朝政，特地下令开言路，允许臣民封章言事，然而当朝野开始议论政事时，嘉庆又担心其“徒滋烦扰”，便以“言无可采”为由禁止臣民随意议论政事。管同便针对此点批驳说：“言无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轻，故奇伟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顾，依违不敢尽其说。今日者宜损益前令，令言官上书，士人对策及官僚之议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国制，皆直论而无所忌讳，愈憨愈直者愈加之荣，而阿附奉迎者，必加显戮。夫如是，则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谄，夫上之不好谄，则劲直敢为之气作；上不嗜利，则洁清自重之风起”[102]。作为当时还是一个白丁士人的管同来说，如此言论，确实需要一番勇气。
　　管同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103]所以对作为社会表率的士人道德风尚的堕落关注尤多，先后写下《说士上》、《说士下》和《士论》等多篇文章，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在《说士上》中，管同指责说：“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故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也。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他分析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多太滥，以致于待遇不厚。说：“论者悯焉。或曰教之无其具也，或曰养先于教，今士无以养，虽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为物也，其名甚贵，而其品甚尊。其名贵则其实不得以多，其品尊则其选不可以滥”[104]。非但如此，朝廷对士人的管理政策也存在弊端，就是“为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争讼、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他指责说：“然则为士者舍童子之师盖无可为之乎？童子之师一县至数千，有非士而为之者，有士为之而不足自给者，然则为士者将使闭门而冻饿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圣王不以守死责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贤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不仅如此，“今之诸生号称为士，而其实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实冒士之名，而使无恒产以自给，是以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论也。”[105]而另一方面，由于士人的实际地位等同于商贾负贩，也阻碍了那些注重名节的特立之士的入仕之路。“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也。”[106]总之，一句话，虽然国家养士之法至渥，而僧多粥少，自然免不了天下之士“犹汲汲营货财无所不为”。所以，要改变以上不良状况，就要压缩其人数，“寡取士，裁其额，远其期，使一学不过数十人，则士尊贵而其风必变，士风变，而益于国家者多矣。”[107]
　　方东树（1772－1851），子植之，晚号仪卫。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卒于咸丰元年。方东树“少承家学，又受文法于姚姬传先生。然好为深湛浩博之思，不专专于文字，故其文醇茂昌明，言必有本，随事阐发，皆关世教。”他治学范围很广，“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之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无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甚至被赞扬为“理究天人，贯学古今，博大精深，无所不学”。所著有《汉学商兑》、《仪卫轩诗文集》、《书林扬觯》、《粤海关志》、《仪卫轩诗集》、《待定录》、《昭味詹言》等传世[108]。
　　在学术上，方东树步趋姚鼐，张扬宋儒程朱理学，故于乾嘉考据学风多所批评。他认为学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后人“立言、立行、立功”，也即为后人作出表率。他曾说：“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冀传后世二不足膺世之用，亦弛也。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足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厉志力学者也。”[109]在他看来，为学的目的说具体点就是学习古人修己治人的方法。他在道光四年八月所作《待定录自序》中就说过：“天下皆言学而学之本事益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为学，非圣贤之学矣。故者修己之学，学处贫贱而已，学处患难而已，学处富贵而已，学处死生而已”[110]。他还说：“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111]也就是说，学者的任务不仅在于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讲明治世之道以待用。
　　基于此种认识，他对汉学家“钩索微沈”的所谓学问多有微词，认为汉学家过于重视形式而忽视了为学的根本目的是“修己治人之方”。在他看来，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因此“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112]他指责汉学的琐碎无用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所以说，“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113]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汉学的兴起，方东树并非全盘否定，他否定的是乾嘉汉学否定程朱理学的倾向，他对清初诸儒的成就是颇为推崇的。他在《复罗月川太守书》中就说：“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其著书专门名家者，自群经外，历算、天文、音韵、小学、舆地、考史，抉摘精微，折中明当，如昆山、四明、太原、宣城、秀水、德清根柢，学问醇正典雅，言论风采，深厚和平，琼矣尚矣，虽汉唐名儒不过于斯矣。及乎惠氏、戴氏之学出，以汉儒为门户，诋宋儒为空疏，一时在上位者，若朱笥河先生及文正公昆弟、纪尚书、邵学士、钱宫詹、王光禄及兰泉侍郎、卢抱经学士十数辈，承之而起，于是风气又一便矣”，“然而末流易杂，变本加厉，弊亦生焉”，甚至有“行义不必检，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闻，经济文章不之讲”[114]。他在给汉学护法阮元的一封信中，就曾极力动员阮元为扭转汉学过盛的局面而有所作为。其中说：“国朝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沈，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然窃以为物太过则其失亦犹之不及焉”，“今之汉学亦稍过中矣。私心以为，于今之时，必得一非常之大儒，以正其极，扶其倾，庶乎有以挽太过之运于未敝之先，使不致倾而过其极，俾来者有以考其功焉”[115]。只可惜阮元对他的建议并不在意，这使方东树颇为不满。
　　方东树对戴震等重新解释“天理”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将之视为异端邪说。他批驳说：“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116]尽管《汉学商兑》所论充满了门户之见，但旗帜鲜明，言词犀利，颇能切中汉学流弊，如一缕清风，给那些长期困扰于汉学的士子打开了一扇思想的天窗。因此，《汉学商兑》的刊行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它改变了以往宋学与汉学对峙中处于守势的地位，使汉宋之争出现了新的变化，成为宋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识。不仅如此，方东树的主张还影响到桐城派后来的发展路向。在他之后，众多桐城派古文家皆潜心于性理之学，使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成为嘉庆之际宋学复兴的一支骨干力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为学颇重视经世。时人说他“少有用世志，于礼乐、刑法、河漕、水利、钱谷、关市，皆尝究心”[117]，“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族戚友朋之事，为之忧戚，喜忭一如己事。”[118]事实也确实如此。方东树对当时官场内外士人不论是非、随波逐流的风气很是不满，曾指责说：“《晋史· 阮藉传》称藉终日言口不臧否人物，世之为容，默以适己事者用意过当，致人心靡然不起，无复闻是非直道之公，而壹皆托于藉”，“今之君子，则务随时抑扬，隐情惜己，苟以混俗取宠而已”[119]，认为时人不论是非是有害风俗严重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历史上的所谓“党人”，特别是明末东林党人的经世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表示出由衷的赞赏，对其蒙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辩驳。
　　他在《复罗月川太守书》一信中指出，一百多年来流行的东林祸国论缺乏事实根据，导致明朝灭亡的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他说：“阁下言东林清议之害，祸延家国。窃寻此论，百余年来，缙绅大夫皆同此云云矣。东树尝反覆究之，窃独以为不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庶民不议论。惟夫刑赏失平，而后清议出焉。当明之季，神宗失柄，乾纲解纽，国事日非，诸君子在位言位，意存匡弼，当是时，无所谓东林之党也。”恰恰相反，东林党人维护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道义，其道德勇气和责任感是值得肯定的，“东林诸贤，诵法程朱，其所讲论建白、行义风节，于今可见，一时台阁寺省诸公，宏才硕学，孤忠大节，经略施展，接武而出，天下望之，朝廷赖之，何莫非东林气类乎？特风气太盛，间亦有一二不肖依附其间，而正人君子固已多矣”。
　　他甚至将矛头指向施行专制统治的皇权政治，因为政治大权落入宦官势力的是明代的皇帝，如果他们真正懂得重用既敏且贤、公正无私的大臣，朋党、清议就不会出现。朋党、清议之说实是“人主无执两用中之明，当国者无朴诚通达、敢违众议独行，而徒责小臣以言高之罪，咎局外以出位之谋，是皆无虚衷罪己之诚，务委过于人，惮自责而不强力于求治者也。”他反问说：“然当时之为此以致误国败事者，岂皆出东林之清议乎？”“夫论党人者，不曰造言诽讪朝廷，即曰伪学乱疑风俗，甚则谓其人合谋树党，图危社稷，故人主怒之疾之尤甚。由今观之，二汉及明党人所争，果讪谤耶？”“先王之政，罪人不孥，何有于党？”“清议何负于人国哉？”他的结论是：“明之亡，始终于清议无与，必若杜止清议，当如李纲所论，先变革士风，士风厚，则清议自止”[120]。此论颇有深度。
　　从方东树一生的经历来看，他也确实在认真履行自己的学术理念。他在为生计南北奔波的数十年间，也没有忘记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二年、十八年，方东树曾三次前往广东，因而对鸦片及中外交涉问题颇为重视。道光十八，围绕鸦片的禁弛问题，朝野曾有一番辩论，方东树特写下《化民正俗对》一文参加讨论。针对鸦片烟禁而不止问题，他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严禁吸食鸦片的主张，特别是对士大夫、官员、衙役、胥吏等违禁更要严惩，具体办法就是剥夺做官、应役的资格；对普通百姓则实行抵罪、罚款、象刑并罚。但要允许自新，以十二年为限。他说：“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欲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则莫若愧厉之一法。今诚下一令，曰，凡食鸦片者官褫职，永不叙复，幕宾立辞去，仍申令大小官中不得复相延聘；士子食者，终其身不许应文武试；兵役、奴仆食者，立绌退，仍申令永不得复应雇役；凡民食者抵罪，仍罚出赎锾，而犹虑无以苦其身以动其心也，从容隐混无以异于良民也，则为之象刑、墨黔，殊其衣冠，以辱别之”[121]。当中英矛盾激化时，他坚决主张严惩。可惜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战争爆发后，清军一触即溃，连失城池，畏避、投降的思想很是流行。方东树痛心疾首，特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作《病榻罪言》一文，反省中英交涉问题。他指出：“今内外议者皆以英夷之祸起于黄鸿胪之奏禁鸦片，邓、林二制府之收缴趸船，吾以为皆非也。夫邓、林二公特不达大计，无远猷硕画耳，而祸本所起，不在是也。”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英国之所以敢肆行无忌，就因为当地官员官府“贪其货税小利，姑息不敢惩治”，助长其气焰。“英夷之祸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侮辱自蛊，各前督之姑息养痈，内陆奸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长乱久矣。即积重不返，而商与官皆受其敝而不可救，而方执禁烟缴烟之迹论其致祸，失之远矣。”面对连战皆败的局面，他既反对此时议和，因为失地未复，敌未受重挫必要挟多，同时也反对浪战，应扬长避短，利用民间团练：“劝谕百姓，勿惧勿避勿迁，自相诏聚团练义勇，自相救护安堵，以待其能杀贼者，有重赏，家自为守，人自为兵，各自严防，察辨汉奸不恃官兵，亦永不隶官兵”[122]。这一主张后与当政者的思想不谋而合，广东等地团练的兴办，正是官府暗中支持的结果，也颇见成效。
　　针对英军船坚炮利问题，他主张首先要解决汉奸问题。他认为，英人“炮火之用全赖汉奸为之导引，然则今日制胜之策，惟有收服汉奸之一策耳”。具体办法就是赦免以往罪行，并重金悬赏其劫杀英人。对于当时汉奸众多的原因，他认为“有不得不附英夷之势，一固在利其资，一则内陆无容身，知露迹必死，故以英夷为渊丛，此势不得不然也”[123]。表示了一定的同情。
　　在此还需要特别提到一个终始的理学信徒潘德舆。
　　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砚辅，一字四农，江苏山阳人。年少力学，却屡困州举，二十六岁尽去举业，力求古人微言大义。所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诗余》三卷、《诗话》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札记》九卷、《九经人表》一卷。
　　潘德舆为学兼采汉宋，而以义理为根本。他曾说：“学者诚能以程朱之义理为宗，而先导以郑、孔，通其训诂，辅导以陆、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求程朱之小失，而道学之真可见，而道学之名目愈可以不立。”[124]他为理学辩护说，尽管程朱之学确实有纰漏之处，但讲究德行、政事诸大端不谬。正是俗儒忽视对德行、节义的追求，才导致了士大夫道德水准的下降。他说：“程朱之学，近则目为空疏迂滞而薄之，其说岂必无所见，然人心风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合乎圣人之罅隙，又笑其于经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知此特文学有所不备，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不可无之人。七八十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为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125]他认为，古圣贤道绪不坠的原因就在于对人精神的塑造，而程朱理学的妙处则恰恰是抓住了这一核心。他说：“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程朱识其大者，汉唐诸儒识其小者。”[126]
　　在对学术的功效认知上，潘德舆强调其实用性。如何体现其实用性？就在寻求古圣义理。他曾说：“今之学并非古之学也。古之学，学其有用者；今之学，学其无用者。曷为有用？专读经史以求义理之学是也；曷为无用？略经史之义理，而为训诂、词章之学是也。”因此他嘲笑舍本逐末的考据学者是既可悲又可笑。他说：今之学者，“群籍充栋，视如百宝，纷欲攫取，手猎目耕，晷促继夜，骈罗著录，雕肝鉥肾，矫为宏丽，冀惑庸士铺润刻峭，惟恐不极，下及谰言，争相仿摹，血枯精耗，掌皲睫眩，内外薰剥，如刃如火，故今多不嗜学者，诚畏其难也。有不避其难者，学之名未大起，已大病且死矣。既病且死，犹誉之惜之，不知皆古人之所笑也。”[127]他解释说，古人为学不是不博，而贵在能约，掌握至道大义。他说：古人之学“未尝不博，而一以经为准，其治经未尝不览传注，而一以圣为鹄，其志专易立，其事约易为，其途直易行。心不焚，力不罢，要归于明圣人之大义，而得乎己而已矣。故发愤可忘贫而乐，亦可忘忧。其乐也，万古六合，独来独往，阴阖阳辟，鸢飞鱼跃，非若今人之学之有苦而无乐，徒倚人之乐为乐，人即乐之，而己害身，且害世也。”[128]他晚年给自己儿子所传读书心得即是：不要博览杂书。他说：“吾头白齿豁，悔旧学误于无用，今为汝曹详之，欲汝曹不以多观杂书为能，而以明经史大义，自得于己，为赉立身临政、处事、属文之用，将有不期而自得者。”但情绪颇为消沉，所以劝儿子要安于定命：“时人之爱憎，名场之利钝，于汝曹定命无豪毛增益，惟不知命者纷趋焉，汝曹戒之。”[129]
　　潘德舆对士大夫道德风尚的堕落更是深表忧虑。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严气厉色，督以峻刑，亦莫能胜。”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者对讲学之风的打击、排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130]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缺陷，即不重视对贤人之微言大义的探讨。他说：“今天下之人所读者，虽圣贤之书，而自少至老，贤人之微言大义未尝一究心焉。上所校而取者为八股之文，其文非圣人欲言者也，下之舍科第而杰然以文学自命者，为考据，为词章。今考据虽托名经学，实皆讯引细故陈说，用相夸侈，不问经之垂训何意也；其词章英隽，益讯益夸侈，去圣训弥远。”[131]
　　因此，潘德舆认为，要挽救颓废的世运，首先就要振兴学术，振兴学术的根本在于张扬忠孝节义，张扬忠孝节义源在经术，其表现就在有刚直之气，以驱除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的顽懦鄙薄风尚，使整个社会风气恢复于古道之朴。他有一个颇为有名的思想，就是：“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重定取士之制不可。不重定取士之制，士习所趋，如众水汹匈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箕土障河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学术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关键看待呢？潘德舆解释说：“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132]。对于通常认为“文事乃士大夫之行为末节”的观点，他辩解说：尽管学术文章是士大夫的行为末节，“然文乃气之所为也。一人之文，观一人之气；一世之文，观一世之气。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阿纤仄，悉无直气，则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于尊崇其廉耻，培养其直气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况且文事也确实有现实的必要，因为他“居京师数年，所见士大夫，多假诗古文以鸣，而明白正大之气，与古人仿佛者，未之获也。”[133]
　　尽管潘德舆仕途坎坷，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进入仕途，但“身卑不敢忘君忧”，对现实社会问题也颇为关注，并能认真思考。他一再指出：“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修养之治者也。”[134]在潘德舆看来，社会风气的鄙薄，政局的动荡不安，根源在于封建官僚士大夫的贪婪和无所事事，而造成僚士大夫贪婪和无所事事的原因则，则是廉耻观念的沦丧，以及牢不可破的“例”的束缚；要挽救王朝的衰败，就需要“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这种认识，如果是没有对社会问题进行认真观察思考，是不可能得到的。
　　总之，嘉庆时期的学术界，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通汉宋的学术倾向非常明显，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这种倾向发展到道光咸丰之际，终于成为一时学术界的共识。
　　如著名经学家武亿就认为：“穷经即以致用，汉儒去圣未远，师传渊源、训诂有自；宋儒倡明理学，而朱子未尝不以道问学为宗，惟明人衍语录空谈,直欲举圣人删定缵修，瘁一生之精勤，思以贻教万世者”[135]。经学家郑珍为学也是“既墨守家学以治经，所为文章，实能贯串考据、义理、词章而一之，于忠孝节烈尤睠睠焉”[136]。即使如姚鼐及门弟子刘开，也主张会通汉宋，他说：“治与学皆归于有济而已。夫宋之与汉也，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有大贤者出，兼汉宋之长而折衷于孔孟，不快一时之论，而先百年之忧，取汉儒之博而去其支离，取宋贤之通而去其疎略，本之以躬行，导之以恻怛，论笃而心公，然后众议可得而定”，“不然，则汉宋之学且迭为盛衰，而言义理、考证者其相争必至数百年而不能已也”[137]。“君子之学，知法孔氏而已，何汉宋之有哉！”[138]同为姚鼐及门弟子的梅曾亮也说：“后之学者，辨汉宋，分南北，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背师法为宗，而末流浸以加厉，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贤义理之学涉之惟恐其污，矫之惟恐其不过”[139]。稍后的经学家伍崇曜，在他为江藩《汉学师承记》所作跋文中也感慨说：“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原不可偏废。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随其性情之所近，诣力之所专，殊途同归，与道大适，无庸悦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140]
　　其他如，张崇兰也认为：“汉儒稽典章、训名物，因文见义，其为说，衍之而愈详；其敝也，烦而塞，歧而诡，肤而寡要，承其后者则救之以精微。宋儒明体用，究天人，即事穷理，其为说，引之而愈高；其敝也，荡而越，隘而僻，略而多遗。”因此他主张为学应“详说而反约，多识而一贯，充其力之所能，徐以俟其知之日，引毋专己自封、毋党同伐异，谅为儒者当如是矣。”[141]谢应芝也说：“学莫患乎执一而鲜通，尚词章则黜考据，专考据则陋词章，崇义理则又薄词章、考据而不为。古之人未有不兼之者，源远而未分，在文章家固有所谓外道者矣，然恶其流于外道而置之，又乌可耶？”[142]官僚、学者陈预序也认为：“夫读书稽古，非徒资淹雅之才，应务匡时，将以裕闳通之识也。乃习训诂者，课以召杜之治行而无闻；躬薄领者，以屈宋之风骚而靡暇，岂儒林、循吏判然两途，政治文章原非一致者乎？”因此他非常赞赏牛运震 “既不为汉人穿凿之谈，亦不作宋代凿空之论，枕经葄史，要皆心得之言” [143]为学方法。
　　正是因为会通汉、宋已成为当时学术界普遍的共识，以致光绪《无锡金匮县志》的作者有如下一段评论：“自汉宋分驰，而谈理者或离经训，治经者或疏义理，墨守而相讥，通儒盖两病焉。夫生三代后，而希圣贤要旨，固舍经末由知，穷经以求理，则其道未尝不合”，“本朝宗尚实学，士务经明行修，服古之儒，彬彬盛矣。迄今数十年来，余风未远。而阁束经籍，但求速化，几于汉宋诸儒之传胥泯焉，抑又何叹！”[144]这是地方志中少有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演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