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乾嘉时期，学者们将考据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确立了一套考据话语，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派。考据学的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如章太炎、陈寅恪等名家走的都是乾嘉诸老的路数。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已不存在。本文试分析乾嘉考据学终结的逻辑过程，并尝试着清理从古代学术到近代学术的内在理路。

　　　　　　　　　　　　　　　　　　　　一

　　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这说明它有着坚实的基础。然而，即使是在全盛期，考据学也孕含着危机因素。
　　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但对汉学的批评却不绝如缕。特别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宋学派更是对之攻击不遗余力，所谓汉宋之争未曾停息。一方面，程朱理学自为康熙帝推崇以来，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而高居庙堂；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因此，执着于理学的大有人在。他们对于“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的现象，深表不安；认为汉学家“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1]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可谓是宋学家攻击汉学的集中体现。在该书中，他抨击汉学有“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2]对于汉学家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求义理的做法尤为不满。他承认义理存在于训诂中，但坚持要在义理的指导下进行，“若不以义理为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者乎! ”汉学诸人“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却毫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3]既从学术本身，又从社会作用等角度对汉学作了批评。虽然出于卫宋学之道的目的，却也有切中要害之处。
　　如果说宋学家的批评主要是出于门户之争、对汉学作为学术主流地位的影响不大的话，那么，考据内部对汉学的不满则是汉学盛极而衰的结果。初期的乾嘉学者并不排斥义理。在思想主张上，一些汉学家表现出汉宋兼收的倾向。纪晓岚尝谓：“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4]王鸣盛以为汉宋“两家本一家，如主伯亚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盐梅必和剂以成味也”。[5]钱大昕批评某些浅学之士“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呈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6]从治学实践看，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汉学家理性追求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创立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优良学风。随着考据学的日益流行，举国希声附合，浮华之士竞相趣从，“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这种理性追求很快被淹没了，同时学风也变踏实流为浮泛，求务实为务虚。从事考据者或“藉以取名”，或“以此希取富贵”[7]“袭其名而忘其实， 得其似而遗其真”，[8]视考据为利禄的敲门砖，使考据学庸俗化。同时，考据学繁琐僵化的弊端日益严重。考据家好逞异说，广征博引，繁冗滋蔓，“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这种状况引起汉学内部有识之士的警惕和不满，至嘉道之际批评之声风起云涌。凌廷堪担忧汉学“不明千古学术之源，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9]李兆洛批评汉学“非为解经，为八股耳”，感叹汉学“波流至今日而极⋯⋯亦稍稍有厌之者矣”。[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道之际的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汉宋兼采的倾向。所谓“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登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外矣。”因此须“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11]方东树虽以卫道者的身份撰《汉学商兑》，期待宋学象倦鸟一样复兴，但也肯定“汉学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12]可见，汉宋双方都注意到对方的合理性， 并图取长补短。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难以为继。

　　　　　　　　　　　　　　　　　　　　　二

　　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是以社会承平、经济繁荣为外部基础的。这种基础在嘉道之际已动摇破坏。一方面清朝盛极而衰，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贪污腐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备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时之轻薄，明昌、贞祜、时之苟且”。[13]层层剥削，层层护持，“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贫户变饿，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4]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官方在学术上不再倡导考据，无类似《四库全书》的大工程。另一方面， 闭关自守的古老中国面临着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外患日逼。当清朝驱逐来华传教士，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时， 西方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进行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市场的西方强国在东方扩张，将侵略矛头对准中国。
　　严重的社会危机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 思索救国之道，认识到真正的学问不在时文、八股，而要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本着匡时救世的宗旨，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摒弃脱离现实的考据学而倡实学。他们主张：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学要“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氏所谭，而知其义例，遍入其门径，我从而管钥之，百物为我所隶用。”[15]于是学术思潮为之一变，故纸堆中吹进了一股实学清风。
　　如果说，乾嘉考据学是江浙皖地域学术精神的放大的话，那么，在嘉道之际的这股经世思潮中，湘籍人士的表现尤为突出。[16]“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 以湖南为最，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如汤鹏，乃“文章经国，志气拔俗”之士，平日“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但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于是作《浮邱子》91 篇，对郡国利病、人事情伪等到皆植之以学、索之以古。特别是他还提出了40个“变”，认为“此四十变者得， 则乱塞治兴”。充分反映了他的改革思想。
　　又如陶澍，乃“道光以来第一人才”。他“少负经世之志，尤邃于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踏上仕途后，“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任安徽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期间， 对漕政、盐政、粮政等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如此，他还是经世实学的倡导者。有感于当时“敝俗相寻，正学日晦”，“其号为老师宿学者，亦不过据摭训诂，泛滥词章，以为弋钓科名之具”等不良风气，他在兴办书院时，提出“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他倡修《安徽省志》，以为志书是官吏施政的重要参考，“举一方之利病而剔之，其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富各大端，皆不可不同知其政”。[17]表现实践经世实学思想的精神。
　　陶澍之外，还有一批讲求经世致用的大臣和幕僚，如贺长龄、贺熙龄、唐鉴、魏鉴、林则徐、包世臣等，其矫乾嘉学风。其中魏源“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迁，究舆地以策边防”，开晚清学术新风。贺长龄在江苏任职时，倡经世实学。魏源受陶澍的推荐，入贺氏幕，为其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以为“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18]因此排除纯考证著作，只收录清初以来有关经世思想观点的论著，使《皇朝经世文编》成为讲求经济者之榘。后魏源又入陶氏幕，与其共事12 年，参预了很多重大改革，经世思想得以深化。至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又在林则徐、包世臣编译的《四洲志》等材料的基础上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近代学习西方文化之先河。
　　在经世思潮的冲击下，学术界博古相尚之风有所改变，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成为研究重点。进步史家究当务之急，西北史地、世界史地的研究蔚然成风。至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沈垚、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人都从事西北史地的研究，形成一个专门讲求西北舆地的学者群。萧令裕、姚莹、魏源、梁廷楠、徐继畲等则从事世界史地的研究，将睁眼看世界的思想付诸史学实践，给古老的史学增加了全新的内容。

　　　　　　　　　　　　　　　　　　　　　三

　　在乾嘉考据学既面临着学术自身的困境又遭受现实冲击之时，今文经学以其好发微言大义和主张变易的特点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并与经世思潮相契合，加速了考据学的终结，为学术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
　　今文经学本兴于西汉，东汉以后遂几成绝学。清代学者治经，愈溯愈古，由宋至汉，起废继绝，遂有今文经学的兴起。开创者庄存与与戴震同时，但“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文字之外”，[19]著有《春秋正辞》、《春秋条例》等。既发挥今文《公羊》微言，又为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既寻西汉之“坠绪”，又不偏废弃宋儒经说。被龚自珍推为“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20]庄存与之后，又有刘逢禄、宋翔飞。刘氏撰述繁多，而致力紧深的是《春秋》，认为《春秋》“为世立教”，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而《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微显阐幽”，“知类通达”，故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申“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圣人之义。宋翔风亦治今文经学，追寻圣人大义。
　　今文经学刚出现时， 学术界正为考据学所统治，因而并无多大影响。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危机产生、经世思潮的形成，今文经学引起了殷忧国事者的关注；并因其与经世思潮的契合， 被用作批判旧学术、建立新学术的思想武器。这样，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互动出一种新的学术。这一点在龚自珍和魏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龚自珍在近代史上以其犀利的社会批判而著称，所谓“定庵之学，开议时政之先风，为乾嘉以来学风转变之标志。”龚自珍出生于考据世家，但他却将目光转向注重探讨现实问题的“天地东西南北学”，表示愿做一个衰世的史家，去实现“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抱负。龚自珍改变学术道路的原因很多，如现实的黑暗、个人落第的刺激，同时今文经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28岁时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从刘逢禄学习，有诗抒发胸臆：“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21]表明摒弃考据学的决心。此后，又作《资政大夫礼部侍郎庄公神道碑铭》，推誉庄氏之学“足以开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22]与宋翔风相识后，作《投宋于庭》一诗相赠，内有“万人丛中握君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之语，敬佩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今文经学对龚自珍的影响，除关注现实议论时政外，也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在学习今文经学之前，龚的著作中已有“三世”、“三统”的思想，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书契以降，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学习今文经学以后，援《公羊》义讥切时政、倡言变革之处更显著。在《古史钩沉》(二) 中所云：“古之王者存三统， 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这种变易史观又为他的改革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今文经学对魏源同样有深刻的影响。魏源于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公羊传》，并与龚自珍相识。后著有《诗古微》、《书古微》等书宣传今文经学，赞赏西汉借经决狱，借经言事，主张复兴西汉的今文经学以救裨当世；并推崇庄存与“真汉学”，刘逢禄是“潜心大业之士”。魏源的思想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在史学领域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他一方面强调变易，古今不同，“气化无一息不变也”。因此，“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古今既不同，“执古以绳今，是为诬；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23]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无不易简而变通之法。”[24]另一方面。魏源又没摆脱循环论的窠臼，而主张气运循环，并按“三世”、“三统”说来划分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中古时期，春秋战国时进入末世，秦代到了末世的最后灭亡阶段。到汉代，“气运再造”， 民脱水火，重复到另一气运的“太古”时期。历史变化三世三复，“气运递嬗。如寒暑然”。[25]由于以今文经学为指导，与以往相比，魏源的历史观从总体上看没有质的突破。但在鸦片战争前，变易的思想冲击了史学界根深蒂固的崇古复古观念，对近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此外，今文经学还对学术方法有所影响。纯考据的学风有所改变，史论这种臧否前朝人物、抒发已见的形式得到重视。如沈土土土虽以精通史地考证而闻名于时， 但他作《风俗篇》、《立名篇》等论古今治乱之故。龚自珍以经通史，援史论今， 撰写《古史钩沉》、《尊史》等文，敏感地反映出时代精神，对乾嘉学派显示着不同的光彩。
　　总之，作为学派意义上的乾嘉考据学终结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来锐意攻训诂、习考证的学者，开始改变学术道路，走上了慷慨论天下的史地研究道路。至太平天国起，江浙地区遭到破坏，考据学者更加凋零，几成绝响。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经史学术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经学上由古文经一统天下变为今文经的兴盛，史学上由推崇考史变为注重史论。尤其是西方殖民者到来和西学的涌入，迫使学者睁眼看世界，给学术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以集中体现这一新特点代表《海国图志》为标志，经史之学由古代进入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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