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研究游牧社会与定居文明的冲突历史的学者，都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即游牧经济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它要依赖与其他经济形式如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换，才能弥补其非自足的特性。现代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据此，一些学者相信，欧亚大陆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草原游牧民族侵略农业定居文明的事例，要从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中寻求解释。骑马游牧民必须与定居农业社会交换产品，以获得草原上无法生产的农业物资，当这种交换不能以和平贸易的方式进行时，就必然会演变成暴力劫掠。拥有冷兵器时代最重要军事优势优良的战马和无与伦比的骑乘技术的游牧民，在与定居文明的军事较量中，总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在这种解释框架内，游牧民侵扰定居文明的目的并不是军事占领，而是劫夺物资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此，美国人类学家Thomas Barfield还创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复杂关系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每当中国境内出现统一和强盛的王朝时，北方草原上也会随即诞生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因为游牧民族需要统一在同一个强大政权体系内，才能够有效地与南方同样强大而统一的王朝进行对抗，从而保证获得游牧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物资。这个公式虽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农牧关系，但是影响却非常大。
不过，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业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一定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的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三连城便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中，也早就发现在游牧经济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定的农业因素。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Barfield的那个著名的公式，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有关游牧民族的问题总是一环扣一环：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究竟是自然的游牧单位的基本特性，还是游牧单位被组织进大型政治框架之后才具有的特性？游牧国家对农业定居文明所进行的周期性攻击，究竟是出于经济需求还是内部政治压力的某种释放？游牧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究竟何者才是最主要的动力？这一系列的问题，会促使我们在寻求匈奴帝国形成的历史原因时，从其外部转向内部，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因素。
我们还是再回到蒙古戈壁。6世纪以后，突厥、回鹘、鞑靼乃至后来的蒙古，都以鄂尔浑河、塔米尔河的河谷地区为中心，甚至突厥之前的柔然也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那么，匈奴时期的中心是不是也在这里呢？从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墓葬和三连城来看，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匈奴也曾经以这一地区作为其战略后方。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全盛时期的匈奴帝国，其重心是在漠南还是在漠北？
把蒙古高原分隔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的蒙古戈壁，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作“大漠”，清代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就是由这片巨大的荒漠区分开来的。古代大漠以南的蒙古高原被称为漠南，以北的称为漠北。历史上的游牧帝国大多以漠北为中心，以漠南为前线，形成与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如果中原王朝军事上占有上风，游牧帝国会撤退到漠北，并俟机(一般是在秋冬之际)进入漠南实施袭击。中原王朝即使有足够的军事优势，通常也难以组织起对漠北的军事远征。历史上也只有汉朝对匈奴、北魏对柔然、明朝对北元、清朝对蒙古等有限的几次例外，其困难主要在于这片巨大的蒙古戈壁(大漠)。班固《燕然山铭》说：“遂陵高阙，下鸡麓，经碛卤，绝大漠。”所谓“绝大漠”，就是南北横跨大漠，从漠南进入漠北。这种跨越大漠的行为，古书上称作“绝漠”。宋代邵缉夸奖岳飞的词句说：“好是轻裘缓带，驱营阵，绝漠横行。”岳飞固然伟大，却实在并没有机会“绝漠横行”。真正实践过“绝漠横行”的中原王朝的将领是很少很少的。然而对于游牧军队来说，“绝漠横行”倒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