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十几年来，如果要让我说说学生的变化，最清晰的感觉就是：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的积极性呈逐年递减趋势，最突出地表现在主动向老师提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少。
即使到了毕业班，进入5月份，马上面临中考冲刺的阶段，主动提问题的学生仍然是少数。反而是班里几个学习上的尖子生比较活跃，遇到弄不懂的题目就缠着老师问，直到真正明白为止。而在测验中考得越差、试卷上越漏洞百出的学生，从来不会请教老师。
解释这种现象或许很简单：尖子学生有强烈的“考好”的欲望，本身基础好，绝大部分知识能够自己学会，当遇到靠自己的力量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他们很自然地寻求老师的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状态是被动的，有些甚至已经放弃了，问题一大堆，“虱子多了不咬人”，那么多问题解决一个两个作用不大，索性就懒得去问了。
可是，这种现象反映的只是一种结果，有时候结果能掩盖很多实质的问题。我们要追问：
学生为什么没有问题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事实证明，学生在小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小学一、二年级的课堂上，他们只要有不懂的就问，常常把小手举得老高，天真的眼睛里充满好奇，满脑瓜子稀奇古怪的问题。可是随着年级的提升，这种热闹的场面消失了，问题越来越少，他们变得越来越沉寂，最终，只竖着耳朵，闭上了嘴巴。
所以，有人说，孩子小的时候是个“问号”，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变成了“句号”。
忘不了以前看过的一个案例。说的是美国的几位专家到上海参加物理教学研讨活动，上海某重点中学专门安排了两节公开课，由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授课。他们准备得很充分，课也似乎上得很成功。可是，在评课的时候，美国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很意外的问题：
“学生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这节课有什么意义呢？”
在美国人的理念里，一堂好课不但要解决旧的问题，还要让学生提出新的问题，尤其是科学类的课程。也就是说，下课的铃声响了，并不意味着一堂课的结束，学生要带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继续进行探索。
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要对美国专家的结论不以为然，甚至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进行辩解。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学生在课堂上提不出问题，难道是小事情吗？
出现这种现象，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学生在课堂上或许压根儿就没有提问题的机会。老师以完成预设的任务为教学目的，完全主宰（或者叫霸占）着课堂，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按照自己对教材重点和难点的理解滔滔不绝地讲解，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即便是练习，也是早就设计好的。这样，学生只能跟着老师的节奏和进度走，能掌握既定的知识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问题。
第二，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考试，一切设计都围绕着考一个高的分数而来。学生记住、理解了规定的知识，会做题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考点就是重点，需要反复讲，反复练；凡是不考的，就可略讲，甚至不讲，尽管有些知识可能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直接作用，却因为离得考试较远而不被重视。
另外，我们的教育历来就强调“按部就班”，提倡“师德尊严”，而排斥“节外生枝”的。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不是提到自己的一段经历吗？他问老师“怪哉”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让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很不高兴，并且悟到“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
有了这样的背景，问题便不可避免了。一方面，教师太“勤”，太喜欢包办代替，讲得太多，导致教学工作越来越累，学生却越来越“懒”，越来越被动，不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将其看成是老师和家长分派的不得不完成的苦差使；另一方面，以单纯知识传授为目的的狭隘的教学观也导致学生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热情，缺少了求知的欲望，没有了好奇心，也就不可能有学习上的主动性，从而也就提不出什么问题。
的确，这样的教学解决了一些问题，让少部分学生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考上了高一级的学校，却因此抹杀了大部分学生对知识本身的兴趣，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没有研究的冲动和行动，产生不了真正有影响的大师，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
因此，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角度来审视，站在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度上讲，学生没有“问题”恰恰是目前我们教育的最大问题。
最后再来重温一下爱因斯坦的至理名言吧：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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