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一浮、钱穆两位先生说起：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格不相入

钱穆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学术特点时曾说：“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钱氏所说，诚为的论。……

即将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大师级的人物中，眼光最锐利的一个人是马一浮。马一浮学养之深和悟慧之高，在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学苑里难得有与之相匹敌之人。如果说陈寅恪立基于地上，马一浮则飘渺于云中。早在孩童时期马即才惊四座。九岁所作指题限韵五律，已有超尘之象。十六岁绍兴县试，同考者有周树人、周作人昆仲，而马一浮名列第一。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只到职十余日，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由，挂冠而去。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恳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又遭婉拒，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遂不就。马之学，在德畜之厚，在超越与会通。他融通三教，出入二氏，通晓六经，尝谓：“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只是一性。果能洞澈心源，得意忘象，则知千圣所归，无不一致。”故有“六艺可以该摄诸学”的名言。还曾提出“菩提涅槃是—性，尧舜孔佛是一人”。而其人格之特点，则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可谓神仙一流人物，是二十世纪师儒中的一个真正的隐者。

新儒家的哲学思想是文化哲学。而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

宾四是钱穆的字，无锡人，自学名家。始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的中学，1930年起北上京华，执教鞭于燕大、北大、清华、师大等高等学府。钱之著述，早期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为代表。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隽，是钱学的特点。晚期的代表作是《朱子新学案》，其价值在重新整合理学和儒学的关系，把援释入儒的宋学，收纳回归到儒、释、道合流统贯的传统学术思想的长河中去。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有一学术理念上的分别，即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

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先生所揭示的民国以来学术界之重分类，追求专家之学，是吸收了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特征，与传统学术的重会通，通人通儒有至高的地位，两者大不相同。这里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野，实际上有古今的问题，也有中西的问题。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其义较为明显，历来学者也大都这样界定。唯子部的内涵，通常人们认为属于哲学的范畴，似尚待分解。诸子百家之说，与其说是哲学莫若称为思想学说更为恰当。所以中国历史学科中有思想史一门，而中国学术史实即为学术思想史。至于经部，分歧更大。近人张舜徽尝云：“盖经者纲领之谓，凡言一事一物之纲领者，古人皆名之为经，经字本非专用之尊称也。故诸子百家书中有纲领性之记载，皆以经称之。”后来儒家地位升高，孔门之六科即诗、书、礼、乐、易、春秋，遂成为有至尊地位的经典。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经学毫无疑问是需要分解的。诗经是文学，不成问题；尚书和春秋应属于历史的范围；易经是哲学。因此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有一个学科整合的问题。这样说丝毫不含有轻视经学的深层文化意蕴的意思，相反，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却可以认同马一浮的观点，不妨把经学看做是一切学术的源头。

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自是我国固有的传统，但现代学术则不便于继续这样区分了。究竟如何分？晚清之时的学子在理念上并不都很明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当时就没有分开。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现代学术大家，走的还是通人之学的路，在他们身上，学科的界分并不那么明显，或至少不那样严格。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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