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三讲，郭老师详细分析了宋江这个核心人物。今天开始，郭老师从故事框架上来谈《水浒传》的三重寓意。《水浒传》是一首气势雄浑的“魔君三部曲”，它蕴含着“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忠义之烈”三重寓意。今天先讲“官逼民反”。
“魔君三部曲”之“官逼民反”
文/郭英德
《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朝廷派太尉洪信到江西信州，请张天师到京城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贵溪县，游览上清宫伏魔殿，擅自打开殿门，掀开石碑、石龟压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据说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泊首领的来历。
请注意，从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到宋徽宗元年（1119年），前后跨度61年，60年一甲子，这是有某种特殊寓意的，指出宋徽宗的社会动乱来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小说开头有一首诗写道：“千古幽局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第一回）小说家追溯宋江起义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是洪信掀开了上清宫伏魔殿的那块青石板，放出了“一百单八个魔君”。那么，洪信为什么会到龙虎山上清宫来呢？他是皇帝派来的。这就将“祸胎”的酿成追问到皇帝的身上。
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一天晚上，宋徽宗在名妓李师师家，梦游梁山泊，梦到宋江向他诉冤，说自己是被冤杀的。宋徽宗惊醒后，下令宿太尉查明真相，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四时享祭。小说家深深地感叹道：“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故事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终，《水浒传》小说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叙事结构，对宋江起义的发生和结局做了一种历史的和政治的阐释。我把这种阐释概括为“魔君三部曲”，即“群魔”乱世——改邪归正——荣升天神。这是一首气势雄浑的“魔君三部曲”，它至少蕴含着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义之烈”。
今天咱们先讲第一重寓意：“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单八个“魔君”降生社会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太尉洪信“误”放出来的，这一描写隐寓着“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官逼民反”不是我们当代才有的政治话语，而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官民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古已有之。
《水浒传》小说家的政治思考是：老百姓之所以不安于自己的生活，揭竿而起，原因在官，是被官所“逼”的。明末清初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随文加上许多评语。在《水浒传序》中他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第一回批语中他又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的这一番议论是深有见地的。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发迹变泰，从一个市井无赖很快地升迁为殿帅府太尉，从此倚势逞强，无恶不作。
高俅是何等样人呢？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首先他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市井无赖。其次他品行不好，“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是一个不讲伦理道德的人。连他的父亲都受不了他，“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但是高俅偏偏有些特长，“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而他最突出的特长，“是踢得好脚气毬”，俨然是一位足球名星。
高俅犯了法，在东京难以存身，只好来到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后来遇朝廷大赦，高俅要回东京，柳大郎乘机将他托付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碍着面子，不得不接纳他，却又怕他影响自己的子女，便将他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也不愿接下这烫手的山芋，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王驸马果然喜欢高俅这样的人，从此以后，高俅在王驸马府中，深得王驸马喜爱，出入如同家人一般。也是机缘凑巧，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来的徽宗。
这端王跟高俅可说是臭气相投，“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高俅奉王驸马之命，给端王送礼，刚巧赶上端王踢球，高俅使个鸳鸯拐，将球踢给端王，这就被端王给看中了，收他在门下。于是，高俅得以飞黄腾达，“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职事”。
高俅的发迹史生动地显示出北宋王朝的“礼崩乐坏”，“用人唯亲”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政府的堕落、政治的腐败。宋徽宗看上高俅，既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也不是因为的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独特的“文化才能”，是看重他球踢得好，仅仅有这个长处就可以提拔了。小说家借高俅发迹的故事告诉我们，北宋徽宗时期官员的素质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欲，成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时这是人才选拔体制的问题，选拔人才由皇帝说了算，皇帝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升官、让你贬职，完全出于一己之好。所以高俅发迹的故事隐喻的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失望，是对整体官员素质低下的失望，这才导致百姓揭竿而起，这叫“乱自上作”。
小说由此逐渐展开故事情节，从手握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再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直到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小说由上而下，由点及面，广泛地揭露了朝政、吏治和社会的腐败黑暗。
当时整个政治体制是混乱的、腐败的，老百姓不造反就难以生存，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正是因为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一批忠义之士才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七回）。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乱自上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小说叙写了鲁达、林冲、武松、宋江等人的故事，强调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连这些统治阶级中的军官、吏员们都纷纷被逼上梁山，你就知道这个政治体制没有希望了。这些人生活比较安稳，属于“中产阶级”，连他们都不能安于其位，都朝不保夕，面临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水浒传》小说中，社会的希望不在朝廷而在绿林。绿林成了公道所在，朝廷却失去了公道，失去了正义。这就构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空间，一边是绿林，一边是朝廷。原本朝廷应该代表正义，绿林代表非正义。现在小说家对二者的褒贬完全颠倒了，金圣叹甚至这样评价道：“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绿林成了正义的化身，而朝廷成了非正义的代表，小说家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强盗”这边。这种政治空间的对比和压力构成了《水浒传》很有意思的叙事结构和政治阐释，江湖反政府的势力被正义化，而政府却成了非正义的一方。这是《水浒传》小说的第一重寓意。
郭英德，195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在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散文史研究、古典文献学、古代学术史诸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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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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