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杭州，有两大建筑群，一为旗营，一为贡院。前者驻扎数千军人，后者迎纳上万考生。100余年后的今天，贡院与旗营一样，早已灰飞烟灭。当年贡院的土地上，今天屹立着杭州高级中学的校舍。但是，贡院的地名仍在原地保留着，并已成为这方土地上的鲜明文化胎记，只要一提到贡院往事，相信极大多数杭州市民都会马上想到这方土地。
捉蛇三百余条
杭州贡院是浙江举行科举考试的唯一考场。每当举办乡试（即科举考试）之年，总有1万左右的考生进入杭州贡院。所以，贡院内光是用于考生考试的小房间——号舍，就有14000余间（光绪八年八月初八日《申报》报道说：杭州贡院“有号舍一万四千七百零三间，而每科实到之人总在一万三千内外”）。此外，还有不少考官的用房。
然而，由于清代的科举考试是每三年举行一次（不包括临时增添的恩科），所以，拥有众多房屋的贡院在不举办乡试的年份都是空置的。即使在乡试之年，使用的时间也很短，大多数时间也是空置的。
由于常年空置，无人使用，贡院内的房屋往往失修严重；庭院和走廊更是杂草丛生，毒蛇成窝，呈现一片荒凉景象。所以，每当举办乡试之年，浙省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整修贡院。当时的《申报》说：“浙省贡院每届乡试年份，必修整一番，亦循例事也。”（见光绪廿三年五月初五日《申报》）而具体承担这项例行公事的官员，往往是钱塘县令和仁和县令。
乡试是在农历八月（中秋节期间）举行，所以贡院的修整往往提前在农历四、五月间开工。每次整修贡院前，钱塘县令和仁和县令都会雇请民间捉蛇高手进贡院捉蛇。
据《申报》报道，光绪廿三年（1897年）农历五月初，捉蛇高手们在杭州贡院内捕捉到大小蛇300余条，全部盛于竹笼之中，然后，组织各路乞丐去分头叫卖，“从众安桥起，一直到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卖蛇者沿途不绝”。这天恰巧是端午节，往来游人很多，但是，由于端午节并不是放生的日子，所以，很少有人买蛇放生。不过，沿途如此多的卖蛇人，如此多的蛇笼，也让当时的杭州市民进一步见识了贡院的荒凉。（见光绪廿三年五月十五日《申报》）
一门四人上榜
清代乡试每三年举办一次，本来1902年已举办过一次乡试（壬寅科），1903年就不会再有乡试了，但是，这年是慈禧太后七旬寿辰，所以朝廷开恩，传出命令：再增加一次乡试。于是1903年，各地又举办了一次乡试（癸卯科）。这是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年农历八月，一位叫钟毓龙的考生（后来曾任第三届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走进了杭州贡院，并成为晚清最后一届科举出身的举人。
钟毓龙从小失去父母，家中赤贫。全靠其父亲的几位朋友集资抚养，并为其选择启蒙老师认真执教。钟毓龙也颇能潜心向学，12岁就能通读《十三经》，16岁入邑痒，成为秀才。
其实，在1902年，钟毓龙也曾参加在杭州贡院内举行的浙江乡试，但没能考上。主持浙江乡试的两位主考官都深深为钟毓龙的落榜而感到惋惜。原来，每届乡试都有三场考试。钟毓龙在第一场考试时发挥出色，所写文章已被考官推荐入《壬寅科浙江闱墨》。但是，在第二场考试时，钟毓龙所完成的考卷，因“失写添注，涂改违式”而落榜。乡试结束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念念不忘这位落榜生，在谈及试卷情况时往往会提及钟毓龙。钟毓龙落榜之事也就渐渐传了开去。
当时，一起参加这届乡试的还有杭州富商高义泰布店老板高子韶的二公子高时显，他也没有考取。乡试结束后，高子韶便带着儿子去拜见老师，言谈中，这位老师也讲到了钟毓龙落榜的情况。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回家后，高子韶便开始打听钟的学识、人品，经过一番考察后，高子韶决定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钟毓龙。1903年春天，高、钟两家举行了定婚仪式。
1903年秋天，钟毓龙再次进入杭州贡院，参加乡试，果然榜上有名。这年浙江乡试发榜，最为荣耀的就是高家：二女婿钟毓龙，榜上排名第41名；大女婿姚汉章，榜上排名第61名；二公子高时显，榜上排名第49名；高子韶的堂弟高乘，榜上排名第72名。当时的《申报》报道说：“盖一榜中，叔侄郎舅四人同科，诚佳话也。”
最早的自来水
杭州最早的自来水厂问世于1931年，但是，杭州探索自来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
清代每一届科举考试一般要考三场，每场考试要考三天。三天中，考生和考官的吃喝拉撒全在贡院中。饭菜可以自己带进去，而饮用水则难以自带。所以，每届乡试，官方都会雇佣众多水夫，挑水进贡院，为考生和考官提供饮用水。
但是，这种做法也有弊病，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三日《申报》说：往届乡试，“开门放牌后，各水夫即运水入场，以致随路倾泼，自头门至龙门甬道，积水及踵，无容足处。士子肩篮负凳，勉力支撑，少不自持，即遭倾跌。倘放牌人数众多，更形拥拥，颠者、蹶者尤不胜计。”
此外，大量水夫进出贡院，也为考生提供了作弊途径。当年，就曾有人先设法弄到考场内的考题，然后雇人做题，最后则买通水夫，将做好的考题送入贡院指定的号舍内。如光绪元年（1875）八月二十八日《申报》在报道当年的乡试时说：“头场于水夫挑水桶底搜出传卷四十七篇，照例惩治云。”
1877年，熟悉水利的梅小岩来浙江就任巡抚一职。他注意到贡院供水的诸多弊端，更注意到挑入贡院的水浑浊龌龊（全是附近河道中的水），便决定引西湖水进贡院，在贡院内创建自来水。
当时，西湖水是从清波门、涌金门流入城中，一直流到后市街行宫前之河始止。所以，初步拟定的方案是：“于是河尽处，置一水柜，将岸上官道掘开，下埋铁管，由后市街横贯过太平坊，至金箔（波）桥河中，以便顺流而下，直达贡院西桥，然后再用吸水机器由棘垣上吸入闱中。”（见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申报》）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引西湖水进贡院的工程竣工。当年乡试，这项自来水工程让万余考生见了世面。当年的《申报》对这一新生事物作了详细报道：
梅小岩中丞体贴士林无微不至，前以闱中食水不净，改用西湖之水灌注入城，由各路所埋铁管中流至贡院东西两桥。其东、西河下各搭水台一所，上置巨桶，为戽水之用。东桥之台则通入东文场号舍，西桥之台则通入西文场号舍。至各号舍檐口，尽用洋铁制成承漏，自至公堂，下至仪门，一气连接。且沿号舍而绕入新夹道中，无不廻环周匝。每一号弄口则承漏上预留一孔，约杯许大，上盖铜帽，暗有螺旋法，以为关键，故点滴不能渗漏。如放水时，只须将铜帽旋开，以洋铁管承之，水即奔流如注，挹注收放，无不如意。兼之各管各号多寡任意取，不费力，自无争执喧嚷之弊。
当初，梅小岩中丞提出采用西法，以洋铁管引水进贡院时，杭城曾有议论说：“水由洋铁灌入，其色必变，恐不可用。”结果，考生和考官都看到：从洋铁管中流出的水“甚清冽”。《申报》记者赞叹说：“本届（浙江乡试）改用洋铁管运水，不烦挑入，是以三次出场士子，从未涉一湿路，兼场中食水亦较往年富足。”
死者不出大门
据《申报》报道，晚清浙江乡试期间，杭州贡院经常有考生病死于考场。
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廿八日《申报》报道说：本年浙江乡试，“通计三场，毙于内者不下十人。”
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廿二日《申报》报道说：本年浙江乡试“二场时，太平县某生十二日午后忽然上吐下泻，势甚危急，即传官医珍视，服药罔效。延至三更时，名登鬼录。呜呼惨已。”
光绪廿八年（1902年）八月十八日《申报》报道说：本年浙江乡试，仅八月十二日一天，“闱中病毙考生四名：一温州人，一湖州人，余二人未详籍贯。”
考生经常病死贡院，有天气变化的原因，如1889年的浙江乡试，“首场，天时炎热，士子患痧症者甚多。有鸣字号考生带病入场。初九夜十下钟时，忽然腹痛声嘶，且吐且泻。号军禀请号官舁至二门篷厂下。不多时，魂已离体，赍志以终矣。”此外，也有身体素质的原因，万余考生中难免有年老体弱者。如1903年的浙江乡试，第二场，一位70多岁的考生因年老体衰，患有疾病，被抬出考场，但回到寓所不久即死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贡院中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无论病重到何种严重程度，只要还有一口气，都可以被抬出贡院大门。但是，如果已经死了，就不准出大门了。
1893年的乡试，浙江考场的正主考官是殷如璋，殷的一名家丁跟随其进入杭州贡院。后来，这名家丁未能出贡院大门。当时的《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浙江正主考殷星使之家丁跟随入帘，屡觉胸膈郁闷，禀请星使传供给所购办西瓜。时已深秋，一时无从寻觅，乃多方设法，由荐桥水果店代购硕大无朋者数枚，价亦不甚昂贵，计每斤大钱七十二文。传送内帘以供嚼。不料食瓜后，愈加烦躁，遍体焦灼不堪。服药无效。延至廿六日病故。照例于墙外竖直木，作十字形，引绳其上，将尸体吊出。”
《申报》用了“照例”两字，表明：死于贡院内的人（无论是考生还是考场的工作人员）只准从墙垣吊出，不准被抬出贡院大门，应该是有具体规定的。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蒙蔽过关。前面提到的1889年病死于浙江考场内的鸣字号考生，就是混出贡院大门的。他的生前好友（当然也是考生）用棉被裹住他的头，然后从左右搀扶他行走，使其看起来好像是还有一口气的病人。《申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免墙头吊出之惨也”。
那么，死于贡院内的人为何只能从墙垣吊出，而不能被抬出大门呢？笔者至今没有找到具体答案，只知道满族丧葬有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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