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史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和王稼祥的名字经常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王稼祥；我国革命每到关键时刻，王稼祥都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关键一票，从而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1972年，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工作。王稼祥资历老，周恩来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将这封信交给毛主席。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也不会徇私，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立下很大功劳，那么面对王稼祥的“请求工作”，毛主席是如何处理的呢？
1929年年底，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主席和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于是便决定回国参加革命。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上海。
1931年1月，王稼祥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去根据地工作的请求。刚好当时根据地急需干部，于是中央便同意了他的请求，除了王稼祥要去根据地工作外，还有任弼时、顾作霖以及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王稼祥等人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江西宁都，此时中央苏区已经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三人当即参加此次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朱德等红军领导人。
会上，毛主席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作战形势都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分析，特别是红军将领们对他的信服，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会议间隙，王稼祥忍不住对毛主席说：“泽东同志，我刚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打仗更是一个外行。刚刚听你在会上说了很多事情，深有感触，以后我可以多向你请教吗？”
毛主席连连点头，笑着说：“咱们都是自家同志，不要客气，我也有很多事想向你请教呢！”
不久后，王稼祥就被请到毛主席的住处，两人热情握手后，王稼祥说：“毛委员，我早在苏联就听说过你名字了，还看过你写的《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看后真是受益匪浅。”毛主席笑着说：“稼祥同志，你真是过奖了，我也读过你写的文章，写得很有道理，颇有见地！”
两人坐下后开始促膝长谈，尽管他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但都能开诚布公地说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兴奋地坐在桌前，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两行字，然后对王稼祥说：“来来来，稼祥同志来欣赏一副对联。”
王稼祥一看，果然是一副佳对，他反复读了两遍后，刚准备抄下来，没想到毛主席却大手一挥，说：
“不用抄了，这幅对联就是专门给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我的书法，而是方便你记这几句口诀。我们红军指挥员就是靠这个打赢敌人还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一边听一边看，随后称赞道：“好好好，概括的简单明了，而且你的书法功力也自成一体，令人敬佩啊！”毛主席也笑着说：“见笑了，见笑了，比不上你们这些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也不差，不是哪个洋学堂就能学到的。”
王稼祥连忙说：“你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也比较深，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对。”毛主席摆了摆手说：“自己同志，不要客气，我还可以给你介绍些材料，请你抽空看看，有的是我自己写的，也要请你不吝赐教。”
王稼祥真诚地说：“是，我们都不用客气。”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王稼祥力排众议，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他还说：“大敌当前，不能更换将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同志莫属。”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支持毛主席的人占少数，他还是被解除兵权。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和毛主席都受伤了，两人同坐担架，通过交谈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他们共同商谈军事路线问题以及有关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对毛主席说：“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我担心再这样下去的话是不行的，应该想办法将李德等人'轰下去’。”毛主席很欣赏王稼祥的想法，并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再次深谈马列主义等道理。
王稼祥觉得现在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扭转党和红军危险的局面。于是这一想法刚刚形成，他就去找张闻天，和他谈了毛主席的主张以及自己的想法。除此之外他还说：博古
张闻天听后觉得很以后道理，便赞同了他的意见。紧接着王稼祥还利用休息、吃饭等时间，去找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彼此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当时聂荣臻因为脚伤感染化脓，也要坐担架上路，于是他经常和王稼祥一起行军。当王稼祥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的想法，也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随后，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王稼祥的意见，这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年1月初，红军在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城后，当即召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还运用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获得胜利的事实，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有力的判断。
毛主席发言完毕后，王稼祥也站起来发言。王稼祥无条件赞同毛主席的想法，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还说：“我认为应当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中国的革命战争，也必须要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获得胜利。”
当时王稼祥担任的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此他的发言在红军内部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当他第一个站出来，明确且坚决地支持毛主席的决定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也纷纷站起来支持和拥护毛主席。
在这一基础上，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机关。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政治局中没有人站出来批判错误路线，想要纠正错误路线也是非常困难的。而王稼祥正是那个重要任务，他的转变不仅可以壮大正确路线的阵营，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这里足以看出，他在遵义会议中起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
对此，毛主席也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也着重赞扬王稼祥：“王稼祥同志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是万万不行的，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王稼祥及时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成员，还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一直深受毛主席的重用和信任。
延安时期，不少政治局委员被分散到各地，王稼祥是为数不多的常驻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内部应该支持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的指示精神，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3年春，王稼祥旧病复发，这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王稼祥从杨家岭搬到枣园居住，和毛主席住在同一排窑洞。尽管还在生病，但王稼祥仍坚持工作，毛主席等领导人时不时前来看望，和他商谈一些问题。
1944年5月21日，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的日子，此次全会持续了11个月，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王稼祥本应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因病没能到场。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的提名下，王稼祥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不过在6月9日的选举大会上，他因得票数不到一半而落选。王稼祥的落选令毛主席感到十分意外，于是在第二天向全体代表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时，专门就王稼祥落选一事做了说明：
“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错，但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他关键的一票，相信是不能开好遵义会议的。同志们决不能忘记他和洛甫同志。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稼祥同志因票数不够而落选，我希望大家能选他。”
代表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增进了对王稼祥的全面了解，因此在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时候，王稼祥以高票得选。
解放战争时期，王稼祥因病去苏联治疗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担任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等职务。
1949年，毛主席开始思考新中国首都选址问题，在王稼祥夫妇来拜访的时候，他询问了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我觉得北平比较好。”然后列举了不少北平作为首都的诸多有利条件。
听了王稼祥的分析，毛主席频频点头，说：“稼祥同志，咱们两个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从这里足以看出，王稼祥的意见促使毛主席进一步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
1951 年，王稼祥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战争年代的床上，几十年来，王稼祥总是在腹部戴着热水袋工作。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进行了讲话，再次表示对王稼祥有好感，还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我……”因此，王稼祥度过了几个月稍微平静一点的生活。
1972年端午节前夕，朱德、王震等人来到王稼祥的住处看望他。朱德一见到王稼祥就说：“主席没有忘记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下了大功，你是有大功的人。相信不久后，你就会被分配工作的。”
在朱德等人的鼓励下，王稼祥写了一封请求分配工作的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不知道如何处理，只好转送到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读过信后，一时间感慨万千，随后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的学习班。当王稼祥知道自己能重新出来工作后，他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毛主席能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绝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大召开前，中央还为王稼祥配备了两个秘书、一个厨师、一个司机，还给他派来不少警卫人员。十大闭幕后，中央选定王稼祥为十大文件俄文译稿的最后定稿人。
9月30日，王稼祥出席外交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10月1日，出席北京庆祝新中国成立24周年的游园活动。
然而令谁也没想到的是，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突然去世，享年68岁。1月30日下午，王稼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
“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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