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领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团结大多数
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红军遭受严重的损失,减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遭受中央和部队领导人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力主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计划,建议去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或川黔边地区。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的矛盾也公开化。
王稼祥是第一个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也转到毛泽东一边。毛泽东还找机会和各军团首长联系,讲述自己的主张,求得多数红军将领的赞同,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张闻天在思想上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在江西的时候,他与博古是同盟合力的。后来,他被排挤出决策层,与博古矛盾日深。张闻天不是毛泽东的依靠对象,而是团结对'象。毛泽东鉴于1932年宁都会议自己被政治局赶下台的教训,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团结大多数千
部,特别是在政治局里要争取多数人的拥护。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就谈不上改变领导层。所以,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多数票。
遵义会议现场
批评瞎指挥
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毛泽东通过王稼祥,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走出困境。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毛泽东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极为不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周恩来作完报告,张闻天站起来,作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他说“博古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在措辞严厉的定性之后,张闻天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历数“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张闻天之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后来包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时,参考了毛泽东的部分观点。
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第一个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毛泽东后来称赞王稼祥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周恩来检讨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伍修权回忆“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而且严厉指责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
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但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显得更公正、更有分量,别人听来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在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张闻天、王稼祥的历史功绩。
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二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遵义会议开到这时,周恩来站起来作沉痛检讨,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也要承担责任。杨尚昆回忆:“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周恩来这关键的一票,也是举足轻重的。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重点解决军事
应该指出,博古还是有器量的。他部分地接受批评,并为自己的交权做了准备。遵义会议成功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决议》起草者。后来,博古交权,张闻天成为党的负总责者。当时,中共人事变动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因为如此,张闻天才被推到第一位。
周恩来保留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虽然名列第二,却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员。遵义会议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才是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
遵义会议能够成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开会之前,毛泽东定的调子是“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不涉及政治路线”。
为什么不批判“左”倾路线呢?如果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张闻天、王稼祥作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也有很多账要清算。遵义会议的当务之急是挽救红军,关键是变更领导层。所以,政治路线问题可以暂时搁置,这样,就能获得大多数的支持。
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特殊环境下举行的。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也被破获。正在长征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博古、李德无法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为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的心里还是不安的。在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转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以取得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承认。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走进中共最高决策层,为他取得中共领袖地位迈出重要的一步。这次会议标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确实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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