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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统文化|先秦|六艺|制礼|周公旦|周文王|周朝|...
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

让我们来聊一下先秦文学,我们都知道秦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却很少人知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学。先秦之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对以周公(周文王姬昌第四子)为代表的周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扬。

周公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周代的文化,周公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周文化。

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周公自幼顺,忠厚仁爱,并多才多艺。周武王在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鞠躬尽瘁,为巩固和发展 周王朝的统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公先是平定了“三监”的叛乱,又营建东都,制礼作乐。他辅国安邦,功勋卓著,却从不越礼。七年后还政成王,自己仍躬行臣子之礼。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有写道:“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淮南子·要略》:“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

周公目睹了殷周更替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下层人民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努力倡导“德治”,主张“明德慎罚”,以使社会长治久安。

周公辅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以礼分尊卑,以乐和宗族,即在损益殷商礼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礼乐为标志的典章制度。正所谓“礼乐之邦“,便是由此而来。

周公认为,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区分尊卑贵贱,他制定了一系列区别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秩序的礼仪制度,推行维护宗法关系和尊卑等级的典章规范,包括“畿服”制、“爵谥”制、“嫡长子继承”制等“礼乐”制度。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的统治秩序,但其中所蕴含的礼教、乐教却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制礼作乐

当然,周公的“制礼作乐”也包括贵族子弟的教育。《礼记·文王世子》载唐虞之时即有太学,是谓“成均”,夏、商、周三代相继,世传文献记载有之,现地下文物出 土亦可证。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有“太学”二字,2005年出土的“荣仲方鼎”铭文即有 “序”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

国学的教官,据《周礼·地官》《周礼·春官》《礼记·王 制》《礼记·文王世子》等载,有大、小乐正,小、大胥,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乡学的教官,师氏教国子以三德(“一日至德,以为道本;二日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 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教国子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日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 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即六德(知、仁、圣、义、忠、 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记·王制》中还 有所谓六礼、七教、八政等内容。

私塾学堂

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贵族子弟之所以要受这些方面的教育,其目的在于“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即为统治阶级培养治术人才,也即如《周礼·夏官·诸子》中所说的能使贵族子弟参加朝廷的祭祀、宾客、军旅、 会同等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将教育作为巩固政权并培养各级官吏的一项国策。 《国语》《左传》所载“赋诗言志”、引《书》为证者均为贵族和统治阶层是其证。

经书

《诗》《书》《礼》《乐》而外,还有述天人之道的《易》与《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或“六艺”,均掌于王官。《庄子·天运》有“六经”之说,汉以后只有“五经”,那是《乐经》已亡。郭店楚简的出土即证实《庄子·天运》的话不错,连顺序都一样,均为 《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能郭店楚简的记载当与《庄子·天运》差不多同时。“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庄子·天运》),原属“旧法世传之史”(《庄子·天下》),即三代相传的知识与典籍的结集,记录了上古先王的治道与典章制度。

这些文献既非撰于一人,也非成于一时或一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文献类编已是当时华夏文化的主体,因其囊括了上古文明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故也预示了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六经”作为当时通行的基本教材, 不仅儒家尊之为说理之重要依据,且道、墨、法也频繁引用以证其说。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 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 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孔圣人,孔子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以“六经”为代表的春秋以前所有知识与典籍,而集其大成。为此我们后面在做详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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