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李先生
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讲述历史是一方面的责任，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讲述历史事件表达出的作者的观点，换言之就是从作者的角度如何赋予历史事件史学家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史书的核心，《左传》也是如此。
一般文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大多都要受到当时时代的制约，受到当时外在环境和政治背景的作用，《左传》大致成书于先秦时期，因此其中主要的思想都与先秦儒家思想有关，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其中对于“礼”的理解也不同于西周时期的“礼”，它不再是确立贵族地位的制度，而是逐渐形成的一套伦理道德的政治体系。
《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也是在用历史表达自己的志向，表明儒家子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渴望参与国家治理来实现大同社会。
“礼”是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思想内涵，孔子认为复兴周礼是重新构建完美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但是学士们也十分重视“礼”，自从西周衰落礼乐崩坏之后，他们就十分渴望能够重建礼乐制度。但是他们心中的“礼”和西周时期的“礼”其实是两个概念，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
礼的来源非常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甲骨文中就有“礼”字。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曾经解释了“礼”字的来源
“履也，见礼记祭义。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丰者行礼之器。”
礼的最初来源是祭祀的礼节，类似于巫舞祝祷，古老祭祀上肯定也会有音乐在一旁伴奏，因此在古代祭祀上祝祷词的诗文、舞蹈以及音乐三者是并存的，这三者按照礼来以此进行，才能实现祭祀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在古代，音乐也是巫术祝祷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祭祀礼节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所有的音乐史中，节奏都是先于旋律出现的，这是由于节奏是靠着简单击打就可以产生的，但是旋律需要人来吹拉弹唱各种乐器，过程更加的复杂。
在所有击打乐器，鼓又更加具有神圣性和庄严性，因为鼓声沉厚悠长，深含韵味。因此在祭祀活动中，鼓声一直是重头戏，用来烘托整个仪式的庄重性。
礼和乐两者是一体的，礼是祭祀活动的外在行为，而乐则是祭祀活动的内在，借音乐来烘托气氛的庄重，人们心中对于鬼神的尊重，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外化，因此可以看出“乐”是“礼”的内涵。
礼、乐共同象征着祭祀行为的庄重，表现神的权威性，同时统治者也靠着这种崇拜虔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使得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法。
等到周朝，祭祀甚至演变成一套系统的制度，在《周礼正义》中就有对当时相关规定的记载
“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乐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来祭祀不同的神灵，因此逐渐乐就成为了等级的象征。乐从神灵的层面逐渐走下神坛，走进世俗，被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逐渐也就成为了贵族等级的标志，形成了等级制度。
这些都是为了强化人们心中的等级观念，维护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巩固贵族高人一等的地位，从而强化统治阶级的管理和统治。
在西周时期，“礼”不过是凸显统治阶级地位和等级的政治统治手段，是僵化的制度管理，其中并没有任何道德和思想因素。
等到春秋时期，因为周王朝逐渐衰弱，王室也不再是权力的中心，因此逐渐出现礼乐崩坏的情形。
新声郑卫之音的出现打破了音乐仅仅作为祭祀工具的僵局。虽然音乐起源于神圣的祭祀活动，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音乐渐渐就不局限于作为表现对于神灵的敬仰的工具，而是增加了娱乐人们的功能，并且增加了审美意趣。
同时各种丝竹音乐也逐渐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于是快速发展，这也为郑卫之音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时人们的音乐审美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钟鼓之声，于是热情奔放的郑卫之音的出现填补了原本音乐审美的空缺，流行起来，成功地取代了原本雅乐的主体地位。
雅乐是指更为庄重的音乐，大多用于祭祀活动。但是郑卫之音拥有更加优美的旋律，更加符合人的审美，因此也更加打动人心。
在《礼记》中曾经记录了一项趣事，魏文侯听古乐时就怕卧倒，这样就会越听越疲乏，但是听郑卫之音就完全不会觉得疲倦，这就表现出了在娱乐方面，郑卫之音的长处。
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贵族们对于礼乐制度的僭越，乐舞本来是用于祭祀神灵的，但是贵族们毫无忌惮地用乐舞来娱乐自我，滥用乐舞。
可以看出贵族们对于周礼的轻视和逾越，随着周王朝的没落，周礼的礼乐系统也走向了崩溃，用乐的严肃性也严重降低，因此乐不再具有等级制度标志的属性，真正出现了礼乐崩坏。
礼乐崩坏首先表现了贵族文化的衰弱，同时对于礼乐崩坏，一大批人又希望可以重建礼乐制度，因此社会的不同阶层都在讨论礼、尊敬礼，《左传》也不例外。
《左传》借历史叙述重新描述礼的价值内涵，但是其中构建的礼的内容已经和西周时期的礼完全不同。
在《左传》一书中，礼的叙述贯穿始终。甚至在全书中，“礼”字出现了四百多次，多次作者借历史人物之口来阐述自己对于礼的理解。在作者的笔下，礼不再是祭祀制度中的准则，而是个人行为的和治国安邦的准则。
于是在这其中表现了在春秋时期，礼的内涵的转变，它不再是神圣庄严的乐舞祭祀，而是合人性合国情的价值导向。礼逐渐褪去了神性，转变成理性人文的一部分。
在处理国家大事时，礼是各种政治行为的最好指导；在面对人生大事时，礼是各种个人行为的最好约束。
在这一过程中，礼的内涵逐渐转变为“德”。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强调德政，但是当时的德政和天命紧密联合，其中神圣性超过了理性，于是就是出现了浓烈的天命神秘色彩，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层天命神意的外衣终于得以脱去。
在《左传》中对于礼的内涵的转变，其实是对于周礼的世俗化，把礼、乐区分开，将礼和德结合起来，德为内涵，礼为外在，把德政作为君王合法性的来源。
《左传》中包含代表性的儒家礼治思想，内涵就德政。在书中曾经表达出了左丘明对于德政的推崇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意思就是周王朝之所以得以建立流传，是在于周王朝以周公为代表的德政。
《左传》虽然是史书，但是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言史，而是为了言志，就其根本来说就是服务于左丘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在《左传》一书中，表现出了当时春秋时期，诸侯纳言的良好社会风气，一个国家往往因卿士一言而兴，因卿士一言而衰，有时候甚至一场大战就在谈笑间灰飞烟灭。
在这本书中集中地描写了当时卿大夫的雄才大略，他们严谨遵守礼治思想，在各国政治上占据了重要的位子，他们在各国博弈中为自家的国家博取利益。
因此在史书的记载中，甚至给人的印象就是，卿大夫们才是国家权力的决定者，是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决定性人物。因此这种刻画便给予了儒生们极强的身份认同，给予他们更加清晰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与卿大夫相对应的是国君的角色，和他们相比，国君的人物形象则要逊色很多，对于卿大夫的建议他们往往只是一再地附和和赞同。
其实这是作者想要国君呈现出的姿态，一个理想的君王应当是具备品德和礼节的，既能遵循礼节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是关注人民生活，积极纳谏，实现德政，这就是左丘明渴望君主们具备的道德和品行要求。
参考历史文献：
《左传》
《礼记》
《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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