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就对我的妹妹有一种负疚感。这种情绪逐渐形成一个“情结”。在我逐渐进入老年时，它对我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抗战时期，我的家庭一下子从小康落入了困境。父亲经常失业，大哥不得不辍学，到一家钱庄去当“学生意”。妹妹与小弟则被疏散到外地的舅父家去，那里至少有一口饭吃。小弟有宠爱他的外婆的荫庇，能继续过他“金色的童年”，只有六、七岁的妹妹实际上成了帮着干家务的小丫头。舅妈有好几个小孩，不可能照顾周到。外婆有点不明事理，采取的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听说有一次妹妹睡梦中从阁楼上翻跌下来；幸亏身体轻，居然没留下任何伤残。等到战争结束，弟妹被接回来，我见到妹妹双手红肿，长满了冻疮，头发也因为有寄生虫不得不剃去，戴了一顶绒线帽，好久好久都在弄堂里抬不起头来。
接着她上了小学，和我在同一个地方，每天由我领她上学。那时家境已经好转，每天早餐后可以领到五六片又甜又脆的饼干，让我们一路走一路吃。这就是一天中很让人高兴的一项节目了。我们从家到学校大约要走十分钟，得过两次马路。我很快就把饼干吃完了，妹妹舍不得吃，总是像蚕宝宝吃桑叶那样沿着边缘一点点啃，过马路时总还剩下三四片。她年纪小，胆子也小，不敢一个人过。我到那时必定以不带她为威胁，要她“上贡”一片饼干。她从不肯、到犹豫、到作出决定，必然有一番思想斗争——每天如此！但最后总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单从一两片饼干看，事情不值得一提，但就儿童心灵上所受的折磨来说，则是与一个无辜者受冤狱相差无几。记得马克·吐温还是谁说过，小孩有时也很残忍，可以成为十足的恶棍。我当时的所作所为，就和现在乱设关卡敲农民竹杠的地头蛇们没有什么区别。
妹妹逐渐长大，进了中学，又进入大学。但毕业后境况一直不算顺利，总是在偏僻的小地方转来转去，所学的专业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机会。直到1980年代初，才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学里落下了脚。但时机毕竟错过，直到快退休才评上副教授。其实据我观察，她既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又是个天生的教师。后一方面我特别不行，上了讲台，半小时内就能把全部学问倾吐殆尽，再下去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摸爬滚打一路奋斗过来，虽然落下个遍体鳞伤，但处境怎么说也比她强一些。虽说人人生来平等，这不过是个理想，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很难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