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艳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概念是连接现实与理论的纽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概念应具备“现实契合度”“构念效度”和“理论嵌入度”的核心特征。政治认同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理论界在政治认同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概念界定和测量中也存在“概念漂移”“概念拉伸”和“概念悬浮”的问题，不利于学术对话的展开与知识生产的推进。本文认为，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和测量应聚焦其异中求同、理性赞同和行动趋同的本质属性；在测量中探寻政治认同形成的潜在心理逻辑；在具体研究中关注概念应用的现实与议题背景，将公众的政治认同观、探索过程、选择代价纳入政治认同水平评估、政治认同类型划分等相关议题中，以不断提升概念的界定和测量有效性。
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共识系统性的概念建构与运用是知识生产的前提基础。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命题就是众多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因此，概念意涵的界定是否清晰明确，概念测量是否准确有效直接影响理论模型的建构、检验和应用，进而决定理论的现实解释力、穿透力和预测力。理论叙事中的概念作为客观具象世界的主观抽象提炼，其界定、建构、测量与运用必然要在其本身与生活经验、相近概念、理论背景与研究范式之间寻求平衡。这一艰巨繁重且历时动态性的任务使得学术研究中对于概念界定和应用的探讨具有恒久持续性、理论争鸣性和包容开放性。
一、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有效性”
科学研究以知识生产为目的，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形成可以描述世界的概念入手的。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科学注重对人类政治现象的解释与预测，即追问“为什么”以及“会怎样”。但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应对要观察研究的对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回答“是什么”，完成概念界定的任务。作为“事物的一般性概括”和“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概念并非实实在在的具象物，而是对现象的抽象，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是将头脑中关于事物的零散观念精确化的结果。石里克提出，概念是我们发明出来用以代替实际对象的“假想物”，是人类在认识领域建立起脱离现实的“符号世界”。艾伦·巴比认为，概念是使用者“观念的集合”，“概念的建构来自于思维想象（观念）上的共识”。相对于概念的确定性、共识性和系统性而言，观念本身具有随意性、多元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从生活经验中的现象以及反映客观现象的观念出发，系统提炼、界定概念并进行精准测量，奠定理论对话的共识性基础，并促进知识的累积性发展乃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依此逻辑，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现实——观念——概念——理论——现实”的闭环过程（当然，研究者的具体研究可以选择以现实作为研究的起点，也可以选择以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概念作为在主观世界中体现现实的符号体系承担着连接现实与理论的纽带作用。因此，精准描摹现实，服务理论建构就成为概念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功能。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概念由于负载多种价值、或具有意识形态意味、或是概念本身含义与其他相近概念交叉重叠而常常引发争议。因此，安德鲁·海伍德提醒研究者应以“有效性”而非“对”“错”为标准来衡量概念的界定和运用。如果依概念描摹现实、服务理论的功能而论，所谓“有效概念”应当实现概念术语与现实意义的精确对应，并且，概念内涵应当内嵌并服务于理论的建构，在学界达成基本的共识。由此，概念“有效性”应具备的核心特征可以简单归纳为：
1. 现实契合度
诠释理论，观察现实世界，探寻并实现理论与事实的匹配，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可见，理论与现实密不可分。正如康德所言，“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概念与经验相辅相成，不借助概念对经验信息的整合归纳，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将空无一物；若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无法贴合现实，那么概念本身就是无意义的盲目。概念是经验科学的基石，必须确保政治概念具有“经验含意”。换言之，概念必须反映客观外在，与我们描述、解释的政治现实相契合。
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理论界一般根据概念的复杂程度综合直接性界定、理论性界定和操作性界定来进行概念阐释，其目的在于增加概念的现实契合度。直接性界定是通过直接描述事物的特征来下定义，而对于一些较为复杂抽象的概念，研究者需要依托理论中的其他概念以及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其精准界定，例如马克思经典理论家提出的“异化”这一概念，只有放在整个异化劳动学说中来理解才有意义，政治系统理论中的“输入”概念只有结合“输出”“反馈”等相关概念来理解才能完整呈现其意义。对于要参与到政治科学理论建构和验证但却无法直接观测的概念来说（例如民主、失败国家、政府绩效等），还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发展出一套可赋值和测量的指标，来反映具体事物和现象，进而使抽象的概念参与到具体的理论推论和验证过程中。
此外，提升概念与现实的契合度还需要关注概念应用的现实情境。在持续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学者对于某一概念的界定和运用大多是在引入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就需要在忠实于概念本质的前提下根据概念应用的具体情境进行契合现实的再建构。有学者强调，指标的相同分数在不同情境（context）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使用不同的量表，这样才能最为准确地测量有关概念，从而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可见，对概念的运用情景做出区分，对影响理论研究的情境化因素进行识别，并及时对概念的界定及其指标做出调整，才能保证概念的现实契合度和理论的解释力。
2. 构念效度
构念（construct）最早出现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原指某些假定的且可以通过测试表现反映出来的特质，后来这一术语被援引到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用以描述某一抽象概念所具有的本质或属性。换句话说，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实体性的构念，构念是研究者为了发展理论而创造出来，并用一系列变量和指标加以测量的建构物。比如，世界上其实不存在一个实体意义的叫作政治认同的东西，政治认同是研究者为了建构和发展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制度变迁、社会运动等理论而主观建构出来的。正因如此，构念的测量是否精准指向了构念要描摹的概念以及现实，即“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就成为直接影响研究结果有效度的前提。
构念效度涉及的是我们测量所用的指标或量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们想要测量的概念。具体而言，效度较高的构念能够实现构念覆盖范围与理论概念的一致性，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一般来讲，社会科学研究中影响构念效度的主要因素有三种，其一是研究者的操作性定义出现偏差，其二是测量内容没有充分反映目标概念，其三是开发的量表缺乏信度。对于建立在一定概念建构与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研究而言，测量内容没有充分准确反映目标概念是研究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疏漏。如果在测量中缺失了直接反映目标概念的本质的变量和指标，或以其他非本质的变量取而代之，则会产生概念“张冠李戴”的风险。比如，有学者提出，对于民粹主义的测量，如果将抨击当下的精英视为民粹主义的本质，那么，在美国，事实上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毕竟，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在野的候选人抨击精英几乎是规定动作。反之，如果构念和测量中涵盖了不属于理论概念的属性，也会导致测量受到污染（contamination），冲淡了目标概念的本质，导致构念效度的损耗。如何确保操作中的构念精准反映了理论概念的本质，确保测量的是目标概念，且是目标概念的全部，而不是其他相近的概念，这是确保概念有效性的重要环节。
3. 理论嵌入度
学术研究中的概念最终要服务于理论的建构。理论不仅决定了我们需要测量变量的哪些特征，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去测量。因此，有效概念不仅应精准反映现实，也应与理论情境匹配。在不同学科的研究场域中，同一概念所形成的意向共识可能有所不同，以“控制”这一概念为例，在心理学中，控制常常代表自我限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控制却常常意指外部的限制，如果忽视理论情境不加区分地运用，势必于理论建构无益。除了学科差异，概念所嵌入的理论和研究对象还有层次之分。这里，我们借用《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一书中关于概念与研究层次匹配关系的阐述：“当我们希望了解员工组织公平感对其离职意向的影响时，我们感兴趣的概念就在个体层次；但当我们关心的是部门公平气氛的作用时，感兴趣的概念就处于团队/群体层次。如果概念定义在个体层次，那么我们的测量就应该反映个体对组织公平的认知和判断……如果概念定义在团队/群体层次，我们的测量必须能够反映该团队内所有成员对组织公平共有的评价。”显然，这种概念与理论层次适配性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政治科学中的许多研究议题。在进行概念界定与测量时充分考虑概念应用的理论层次，在体现概念本质的基础上嵌入理论建构的目的与过程，有所侧重地呈现概念中的不同元素，无疑是实证研究中提升概念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综上，政治科学理论叙事中的有效概念应具备现实契合度、构念效度和理论嵌入度的核心特征，而每一种特征在具体的研究中会生发出更多维度的要求，在研究设计和概念运用中考虑并尽量达到上述要求是提升理论叙事的解释力、穿透力和预测力的前提。
二、 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界定与测量问题管窥：以“政治认同”为例
作为国家建构、政治心理与文化领域的重要内容，政治认同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议题的研究热度随着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攀升，在此过程中，学界对政治认同概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性知识积累。然而，正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言，所知越多，未知越广。学术研究的知识积累正是在不断的反躬自省与自我批判中推进前行。以此态度检视学界对政治认同概念的建构和运用可以发现，由于政治认同的心理与文化属性所致的内隐性、抽象性与变动性等特征，目前学界在政治认同概念运用的现实契合度、构念效度和理论嵌入度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通过对政治认同研究中相关问题的考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政治科学研究中一些共性的问题。
1. 概念漂移：政治认同界定的“去认同化”
所谓认同，由英文中的identity而来。简而言之，就是关于“我是谁”的追问，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对认同客体的认可、赞同、支持和归属。从词源本意分析，identity有“同一性”“认同”“身份”等不同的译法，这几种译法内在地与认同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的意涵吻合。在与政治认同紧密联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视域中，认同既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集合体，也是个体或群体身份的确认。“政治认同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它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心理，一种针对政治体系的正面的感情和意识体验，并由此种体验而产生一系列的态度与行为方式”；政治认同是“人们对所属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情感归属，同时也是人们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活动，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两个层面”。上述对政治认同的概念阐释表明，学界在界定政治认同概念时关注到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属性，并且认为心理乃是行为的前提。
然而，由于政治认同心理的内隐性特征，并受政治认同所嵌入的核心理论议题（如政治稳定、政治转型、投票选举或社会运动等）的影响，学界对政治认同概念的运用和测量有时会忽视或跨越政治认同的心理属性和认同本质，未能很好地将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参与”“政治服从”等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分，削弱了构念的区分效度。诚然，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密切相关，但毋庸置疑，政治态度不同于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更是主体与情境交互作用，多轮平衡博弈下的产物。概念本质内涵体现不充分以及在相似概念间的“漂移”不利于理论模型的建构与学术对话的达成。而现实社会中“非认同的支持”“批判后的服从”以及“理性计算下的参与”等行为的存在更削弱了以态度、行为代表心理的概念解释力。
2. 概念拉伸：政治认同测量的“非政治化”
概念基于特定经验产生，不具有完全的普适性，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概念进行多情境使用时，可能会产生萨托利所说的“概念拉伸”（concept stretching）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心理与社会学意义的认同与身份确认密切相关，即个体通过将自身划归到某种共同体之中从而确立身份价值。在此意义上，政治认同虽然涵意种种，但应与个体的政治身份——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内在关联，或者说政治认同建立的基础在于个体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理解。以此观之，如果将国家认同等同于政治认同即为将国民身份等同于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中蕴含的历史与文化元素必将淡化政治认同概念中的政治色彩，具有“概念拉伸”的风险，拉伸后的概念在萨托利“概化阶梯”（The Ladder of Generality）中有所上移，概念外延扩大，内涵属性淡化，虽能适用于更多案例，但是概念准确性和聚合效度却有所降低。相反，如果将政治认同操作化为政策认同虽然体现了认同的政治色彩，但以具体的政策代表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意涵亦有“窄化”政治认同之嫌。
3. 概念悬浮：政治认同测量的“双重脱嵌”
概念是连接现实与理论的桥梁与纽带，理想的有效概念应当内嵌于经验现实与抽象理论之中。概念精准描摹现实，反面观之，科学研究中的概念也需要具象化为可观测的指标参与理论建构。政治科学以复杂抽象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牵涉的概念往往抽象程度较高，与其他复杂概念，如政治衰败、经济竞争、文化冲突等相同，政治认同也是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多维度概念，需要明确概念内部的多维属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个异质性维度发展出立体式、多层级直至可观测的指标体系予以操作测量，才能避免出现用抽象指标测量抽象概念的问题，进而建立起抽象概念与具象现实之间的有机关联，将概念“嵌入”现实之中。具体到政治认同研究中，如果仅将政治认同概念具体化为个体对政党、体制、政策、价值观等领域的认同，那么就会存在将多层级概念“扁平化”的风险，最终的指标仍是不可观测的抽象概念，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存在“悬浮”在客观现实之上而非“嵌入”客观现实之中的风险。此外，在理论层面，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也要“内嵌”于理论场域、理论层次与理论议题，在政治学的研究场域内，政治认同概念应更加凸显其与公共权力相关的“政治”色彩；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理论叙事中，概念测量应进行更精细化的设计，以实现将概念“内嵌”于理论建构之中。
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建构、对话、交锋、反思等环节均以核心概念的明确与共识为基础。概念界定与测量的多元化与模糊化不仅削减了理论对话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理论建构中个案选择的准确性及因果推论的信度。因此，探寻政治认同概念的本质属性与内在逻辑，分析其描摹的具体情境，观照其在知识生产中的理论议题应是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对话的重要前期工作。
三、聚焦本质：在界定中彰显概念的“主角色”
概念建构与运用应以“有效性”为指导，而把握概念的本质则是概念运用有效性的前提。“概念的核心特征构成了一种所观察现象的本体论理论”，一个概念所蕴含的属性可能有很多，但直接指向其本体论的属性乃是其区别于其他概念的本质属性。正如戈茨所言，铜具有多种属性，单质呈紫红色，延展性好，导热性强等，但使其区别于其他化学物质的根本属性乃是铜的原子结构。以此观之，我们在界定政治认同概念的时候首先追问的不应是政治认同的表现或结果是什么，而是政治认同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探寻厘清政治认同概念的本质，才能避免推理论证中以结果代替本质，或者以特征代替本质的“枝叶主干化”的风险。
1. 异中求同：政治认同形成的心理过程
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分析病理性认同时提出的，主要是指个体与他人进行情感联系的一种形式，是个体对他人或团体的价值进行模仿并内化的过程。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认同即为自我同一性，是自我内在的持续性和同一感以及对自我本质的确认。社会认同理论的创建者泰弗尔和特纳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自身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从其归属群体中获得群体资格所赋予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从认同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界定可以看出，首先，建立认同源自于“有机体对延续和发展其生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的需求的反应”的需要。其次，认同的确立是在个体与外界不断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在追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强烈动机下，个体形成了对外界个体和群体探索和确认的冲动。可见，虽然认同确立的终点在于“同一”（identity的中文涵意之一），但是区分差异则是确立同一的前奏。个体通过范畴化和差异化将整体、混沌、无序的世界逐步归类、清晰和有序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将自身归入到某一群体之中而实现“自我范畴化”，从而确立秩序感、价值感和方位感。社会认同的核心过程即在于确立“我群”与“他群”，这也证明了“异中求同”在群体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异”是“同”的逻辑前提，那么，“求”则是“同”的实践基础。在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看来，认同就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个体的生物心理与社会认知与外部群体协调的探索过程。Marcia则认为探索和投入是认同形成的关键成分，决定着认同的状态或者说认同的质量。认同虽由内在的心理机制触发，但却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而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对照内心价值预设并主动学习社会价值规范而逐渐习得的。政治认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个体只有不断与他人发生关系、广泛互动，才能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在多个选择中探寻反思并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价值、意义和信念。可见，这种不断与外界互动、反复求索的“求”的过程是“认”的核心成分。没有经历求索过程的认同是一种给定式的、未经选择的认同，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认同的早闭状态”，这种给定的、未经理性探索的认同本质上具有不稳定性，极易产生认同危机。
2. 理性赞同：政治认同的本质呈现
如前所述，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心理上表现出“异中求同”的取向，“求”之过程本质上即蕴含着主体的理性分析与判断，但仅仅有这种“求同”属性，还远不能叫作“认同”。因为“认同”有一个确认的过程，该过程的初级阶段形成的认同心理，往往是个体根据其日常生活经验和一般人际交往自发形成的直观感受，是对政治体系或其他政治对象的未经深思、不成体系、程度较低的直接反应，还未上升到政治认同的高度。个体确认要向外寻求归属和价值之后，在理性的指导下，进一步权衡、思考政治对象的价值目标、组织条件及可能后果，并不断将其与自己预设的关于善的生活的框架相比较。经历一番思考与选择，个体自觉地对与自己价值预期相符合（认知一致）的政治对象表现出理性的认可、承认的态度，这就是理性的赞同。换言之，在“异中求同”的过程中，个体会面临很多备选的价值、制度等进行认同的甄选，在理性指导下对认同对象进行确认，经过理性甄别的政治认同是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的。在此意义上，理性赞同一定是个体在自我觉醒之后，面对自我和外界的关系，在理性指导下的甄别和反复确认。
3. 行动趋同：政治认同的行为表征
行动趋同是政治认同的行为表征。政治认同和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能动的、实践性的活动，是认同主体作用于政治体系的专门的实践活动，政治主体通过一定的政治行为体现和表达其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和政治态度”，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实践方面的价值。行动既是政治认同的实践归宿，也可以进一步强化认同。
个体对与自己价值预设相符的政治对象做出认同的选择后，持续地将这种依赖性情感和积极性评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行动上的趋同来表达对政治对象的支持和拥护，也借此形成政治意义上的归宿和确认。由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用行动的趋同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对象的认同、支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由外而内进行信息回收，根据接收到的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从而逐步形成与所认同的政治对象相统一的一体化认同结构，使政治认同和自我认同同时得到强化。“异中求同”和“理性赞同”在心理、情感上对自我与他者、我群与他群的阵营做出区分，而“行动趋同”则在实践上进一步强化这种区分，这种实践上的强化不断增强着个体政治认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总而言之，政治认同不能单纯归属于政治心理、态度和行为，但又与三者有着密切关联。只有同时把握个体对政治对象的指向性、肯定性、调适性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才能掌握政治认同的内核。政治认同本质上是心理机制及其触发的相关互动反应。自我觉醒的个体在安全感和归属感需要的刺激下，进行同一性确认，接纳“我群”而排斥“他群”，即“异中求同”；在理性指导下的个体将政治对象与自己的价值预设进行比较、甄选，在认知一致的前提下对特定的政治对象表现出高度的情感依赖和积极的评价，即“理性赞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自己的支持与选择外化为客观实在的行动，即“行为趋同”，至此，政治认同的本质结构趋于完整。
四、提升效度：在测量中探寻概念中的“隐身人”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伦理逻辑和语言思维逻辑的合理性、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逻辑是进行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概念建构推理过程的展现。对概念内在逻辑的分析就是对与概念本质相关的各要素之间内在关系与规律的梳理。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尤其是具有较强内隐性的政治概念而言，揭示该概念所描摹现象中各要素之间的潜在逻辑和前提预设是深入理解概念本质的必需，也是厘清其构念基础并对其进行测量的重要前提。
正如前文所述，政治认同是一个以主动求索、积极评价和趋同一致为核心的心理行动过程，这一外显的过程中内在地蕴含了差异、认知和舍弃的前提预设。或者说，在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差异、认知和舍弃构成了求同、赞同和趋同的心理基础。在政治认同的理论叙事中，上述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是虽不在场但却起到关键作用的“隐身人”。
1. 异为同之逻辑预设
正如前文所述，认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在发展初期的本能或内在的安全需要激发其看向他人，对他人的价值规范与行为方式进行有意识地学习、模仿，以使自身与多元社会中的一元保持一致，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过程。模仿是人的社会性的一大体现，“模仿为人类所有，在人类那里，它已获致某种独立的、自觉的存在”。
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认为自己与某个范围内其他主体相同，而与范围之外的主体相异”，可见，如果说趋同是结果，那么发现差异，并通过与差异中的一极趋同以区分与其他各极的差异则是认同过程的本质。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探测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规范标准，即政治认同观，还是考察个体对现实存在的某一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感，对政治认同的实证测量与研究都应秉持“异为同之预设”的逻辑理念。只有在政治价值、制度设置、政策主张等体现政治体系核心本质的层面设立多种差异化的备选项，着力考察个体在众多差异中的选择，才能反应认同主体“求同”的心路历程，才能客观判定个体的政治认同观，基于差异比较而呈现的政治认同水平才是较为客观的政治认同感。
2. 知为评之逻辑预设
作为一种主观能动的政治心理与态度，政治认同以政治认知为基础，或者说政治认同是在政治认知之后形成的，“认知是个体对于外界信息输入进行信息加工从而'获得和应用知识的过程’……政治成员经由政治感觉、政治知觉、政治记忆、政治思维、政治想象等政治认知形式把握了政治系统与自我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契合性，明确了自我在政治系统中的权利与义务，从而获得了认同政治系统所必需的稳定而正面的政治印象与政治知识”。首先，政治认知为政治认同提供可供甄选的信息储备。如果说政治认同是一个异中求同的过程，那么政治社会中各种差异化的信息、资讯的获得正是通过政治认知，即人们接受、存储、处理政治知识这一过程实现的。人们认识政治对象的途径，主要有两类，一是对政治体系的粗糙、直观认识，二是经过演绎和推理等思维过程对政治体系进行的拓展性认识。认识的范围包括对国家、民族历史及国体政体等的全局性认识，以及对政治体系输入、输出机制等的局部性认识。对政治对象的充分了解，有了充分的信息输入，才能对认同对象做出清晰的评判，认知充分是主体进行客观评价的前提，也是维持评价稳定性的条件。其次，深层次的政治认知为政治认同的产生提供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在面对外部环境刺激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在充斥各种各样政治信息的环境中，人们会主动地将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处理、范畴化整合和政治知识的再创造，从而形成潜藏于个体认知体系之中的评判标准。当再次面对差异化选项之时，个体往往会依据内心中已经形成的评判标准衡量各种差异化的备选项，从而确立承认、赞同、归属、一体化等构成政治认同的各种心理元素。在此意义上，个体对与政治体系密切相关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策主张的意义、价值等方面的理解是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前提，理应成为测量、分析政治认同议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3. 舍为认之逻辑预设
正如前文所述，探索和承诺是认同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核心环节。经过了政治认同主体对各种政治信息搜集、整理、加工等认知和探索过程，个体在众多差异化的价值观和信念中进行有意义的抉择。所谓承诺（commitment）就是指个体对特定目标、价值观和信念所做出的心理确认，而伴随这一确认过程而生的即是对其他与之竞争的同类价值观和信念的舍弃。在此意义上，对于认同的客体而言，任何认同包括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都是各种情境下不同价值观念的角逐过程；对于认同主体而言，对某一种角色、关系或价值的承诺，则意味着不再参与其他社会关系或不再扮演相应的其他角色，并且愿意付出相应代价，这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和取舍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认同的外在表现是认可、趋同，但是内在却蕴含着舍弃以及随之引发的代价。换言之，在明确代价基础上仍然坚持的政治认同，其稳定性更强，转变为一致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由此观之，体现代价意涵的测量和研究更能准确地探索政治认同的深层品质，尤其对于侧重分析政治认同行动层面的研究，舍弃与代价的考量尤为必要。
总之，政治认同虽然以理性评价与趋近同一为外显特征，但在逻辑上却以差异、认知和舍弃为前提预设。在界定、测量和分析政治认同的理论叙事中关注上述潜在的预设有助于体现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政治认同理论对话共识性基础的达成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
五、关注议题：在应用中体现概念的理论“场景”
理论层面的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概念内部各要素往往以均质化的状态呈现出来。然而，社会现实无疑是不断发展且丰富多元的。因此，在理论研究和概念应用中，研究者在坚持概念本质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研究对象与议题对核心概念进行有所侧重的分析往往成为理论研究的常态内容，也是体现研究者理论素养和现实关怀的重要层面。
具体到政治认同而言，由于该概念所描摹的是个体心理和态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个体心理也绝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物，兼具心理、社会和政治属性，会受到外在环境和议题情景制约。理论界对政治认同的讨论往往牵涉政治支持、政治参与、政治合法性、国家建构、制度变迁等多项议题。因此，在运用政治认同进行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时应根据研究所针对的议题类型与理论视域对政治认同概念中的不同要素予以深入分析考察，在研究中避免与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密切相关的概念元素缺失遗漏，这样才能实现深入分析现实、精准建构理论的研究目标。
1. 认同主体的价值观念之于政治认同的水平测量
测量和分析政治认同水平是政治认同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政治心理的水平测量均以概念的操作化为核心。归纳总结既有研究发现，对于政治认同客体为何，即如何将政治认同予以操作化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考量和认定。但总体上围绕身份—共同体维度、制度—绩效维度、价值—共识维度展开。并且，无论学者将政治认同概念操作化为何种维度，各维度大多以相同权重形式呈现。细致分析不难发现，以此种操作作为测量和比较政治认同水平的方式潜在地预设了政治认同主体具有相同的政治认同观，或者人们的政治认同观对其政治认同感不具有影响。
政治认同观与政治认同感是内在包含于政治认同范畴的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顾名思义，政治认同观隶属于一种价值观念，是人们认定事务、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而政治认同感是一种有关对政治体系是否信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的感官感受，或者说是公众的一种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但是，正如人们的幸福观（即判定是否幸福的标准如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受一样，公众的政治认同观（即认为值得认同的政治体系应具有何种品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如果说政治认同是一个“异中求同”的过程，那么，政治认同观就是认同主体“异中求同”的衡量标准。具有不同政治认同观的公众面对相同的政治体系，由于衡量标准不同，其政治认同水平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被具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高度认同的政治体系并不能得到后物质主义者的高度政治认同。在此意义上，在测量政治认同水平的研究议题中，对政治认同不同维度指标的均质化操作可能并不适当，至少不够精准。对公众政治认同水平的评估与比较应将具体时空背景下公众的政治认同观纳入研究视野，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政治认同概念不同维度的权重。
2. 认同主体的探索过程之于政治认同的特性分析
政治认同是一种特殊内容的集体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通过对身份共识的探寻从而定位其自身道德行为方位感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自我认同这种明确差异化和独特性的过程是政治认同这种去个性化求同过程的前提。自我意识觉醒则是现代政治认同产生并具有实质价值的前提条件。这也是政治认同话题在现代政治秩序中尤为重要的原因所在。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个体的探索和投入成为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决定着认同的状态、特性和质量。心理学家Marcia在研究青少年自我认同时将研究对象的自我认同分为扩散（低探索，低承诺）——早闭（低探索，高承诺）——延缓（高探索，低承诺）——达成（高探索，高承诺）四种状态。这种自我认同状态的类型学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政治认同，具有高度主体意识的个体在了解各种政治信息，具有高度的政治认知，经过充分的探索，基于慎重的理性判断之上形成的政治认同才可能成为稳定的、对于政治合法性具有实质价值的政治认同，相反以低探索、高承诺为核心特征的政治认同必然稳定性不强。因此，对个体主体意识和探索过程的分析是深入研究政治认同特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相关研究议题的考量范围。
3. 认同主体的舍弃代价之于政治认同的行为预测
如前所述，“人不仅具有相同情境下作出相同心理反应的能力，而且有使自己与他人在认知上、行为上保持一致的心理需要”，行为趋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政治认同能够介入政治支持、政治稳定、制度变迁等研究议题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原因所在。依据前文的分析，选择、舍弃、承诺与代价是深层次政治认同内在蕴含的过程与内容，有无选择、是否承担代价是检视政治认同程度、真伪的重要标准，也是辨析现实政治生活中“无认同的支持”“理性计算下的参与”“批判后的服从”等功利主义行为与犬儒主义行为的“试金石”。因此，在牵涉政治支持等行为议题的研究中，界定、测量和应用政治认同概念应着力体现政治认同客体的竞争维度，以增加蕴含舍弃和代价元素的方式实现对政治认同的全方位考量，增加概念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分析力。
总之，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效对接。概念的建构和应用则是这一对接过程初始且重要的环节。上述对于政治认同概念界定与测量的分析作为一家之言，其具体应用价值尚需在研究中加以验证。并且，政治科学场域内的概念特点各异，每个概念的精准界定都是一个系统而独特的工程，政治认同概念界定与测量的思路也难以推广至其他概念。但是，在概念界定与测量中聚焦本质、提升效度、关注情境，对其衍生逻辑条分缕析应是提升概念有效性的重要方面，理应成为研究者理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注：厦门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生曾培臻同学帮助收集和整理了部分资料，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林亚清副教授对文章初稿相关部分提出了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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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近年来的“政治认同”研究发展迅猛，但在概念界定和使用上存在不足。作者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重点关注该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政治认同”概念的准确认知。（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叶上源
一审：肖伟林 二审：班允博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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