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5月11日我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匡亚明讲座教授的仪式后的讲演。由准备不充分，讲的并不好。后来在东北大学、辽宁省委党校就同样的题目讲了两次。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尽相同。回到天津以后就阳了，病毒侵及呼吸道，变成新冠肺炎。近日才有精力根据记忆把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讲座整理出来。整理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些讲座中没有说过的内容。供读者一哂。
感谢行政学院在我退休以后给了我一个打零工的机会。我于2005年离开行政学院，算起来到已经18个年头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本人降去变老以外，学问没有什么长进。刚才贤明院长对我的介绍，着实有些过誉了。就我本人的想法，既然退休了，就不再问江湖的事儿了，主要是以为进入新时代了，像我这样的“老派儿”教师已经跟不上形势，所以我也把一些学术团体的职务都辞掉了。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是我曾经服务过的单位，如果说我曾经有过一个思想学术进步的过程的话，这个过程主要是在行政学院实现的。学院找我回来，对我来说是不可推辞的。但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学院责成我和大家谈论一个学术问题，其实，我很长时间都不怎么思考问题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一个学术含量不太高的问题，就目前学界流行的社会科学历史转向、政治学回归历史谈一下我的想法。题目就是“政治学何以回归历史”。目前学界所说的社会科学回归历史，并不是一种原创的想法，和前些年人们热炒过的“协商民主”“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也是从国外舶来的。说到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的历史转向，一些朋友往往追溯到弗兰克·梯利、汤因比，也有人列举法国的历史方法论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做为依据。《知乎》上有一篇题为：《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介绍美国学者赫伯特·克莱因的学术观点。这篇文章是2019年贴到网上的，但其所介绍的内容应该是在早前就已经有了。我无法断定国内学界有关历史转向（也有人说是回向）的观点在怎样的程度上炒了国外的生饭，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科学历史转向或回归历史，肯定不是百分百的原创想法。上面说到的那些人，大多都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史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都是历史研究或哲学史研究，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有些时候，也有人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说明现代文明的某些事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提供一种解释路径，至于用历史研究来引导甚至替代一般意义的理论研究或全部的社会科学研究却是他们想也不敢想的。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的重视，政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历史政治学，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领域有历史社会学，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历史政治学。问题是，我们要弄清楚，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目标与功用是什么，是不是说，有了历史政治学，就意味着政治学科的历史转向或回归历史？我们都知道，在社会学界，历史社会学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历史社会学也仅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枝学科，全部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因为历史社会学而发生历史转向。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一些学者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功用是明显高估了。有人以为，历史政治学能够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构建理论，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一般性理论，为建构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可能。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自然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甚至断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向也应该根据历史来确定，“只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才能坚定未来前行的方向”。这些话都是时下在学界很知名的学者说的，我这里引述的不是他们的原话，但大意肯定没错。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不应该以历史为导向，而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不应该由既往的历史来决定。在政治学是否应该回归历史这一问题上，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政治学是否应该回归历史，第二，政治学能不能回归历史。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事关紧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历史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或者说历史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我今天主要和大家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为什么重要，政治学能否回归历史。按照通行的说法，所谓历史，就是以往时代曾经发生的事情。在甲骨文里，“史”与“事”字型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字。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历史常常被表述为“故事”。实际上，英文中的history的词根story也是故事，可见，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人类对于历史的本义的理解是一致的。既然历史就是“故事”，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历史必须是有故事可讲的。
以往，我们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一般是从元谋人说起，在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发现以前，是从周口店开始讲的。不过，在我们的历史学叙述中，无论是元谋人、周口店人，还是诸多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只是人类学、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它只能说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人，在什么时候制造了石器工具，但却不是完整意义的社会史，因为没有故事可讲。我们可以根据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的头盖骨计算出周口店人的脑容量，进而断定他们已经是直立人。但是我们却无从知道，与我们有着相近脑容量的周口店人究竟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要把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故事讲出来，这个故事只能由历史学者去编，但后人编的故事是否可靠就是一个问题。早年间，我曾经去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关于周口店人生活的绘画，几个长得像人又像猴子的人围在篝火旁烤火，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不过，关于周口店山洞里的头盖骨，国外人类学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远古时代的人们有食人的习惯，人们一旦捉到家族以外的人就会把他们当作食物吃掉，
在制陶技术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吃剩下的头盖骨便被留下来用作器皿。所以，在较早的史前文化遗址里发现的人的骨骼化石大多是头盖骨。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有待于验证。但我们应该知道，人类没有故事可讲的那一段经历，不是完整意义的社会生活史。
完整意义的社会生活史比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要晚许多，而思想的历史却是更晚。前些年，我参与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修订时，曾经有咨询专家提出意见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5000年，而我们的思想史却从商代中期开始写，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被我们给写没了。这一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就我们这些从事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们来说，我们也想想把那2000年的历史补上，但实在是苦于没有“故事”可讲。没有确切的文字材料可以用来说明商周以前人们的思想活动。
历史就是“故事”，这意味着历史是不可以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叙述的，它需要用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说明。时下许多人热衷于赞颂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国家”，称道历史上曾经的盛世。这种关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叙述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把这种宏大叙事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便是另外一种景象。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被称为治世的大约是汉、唐、宋、明，后面还有一个后金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清朝。但是，在这些朝代承平日久的表象背后，掩藏着的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宫廷内斗、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王朝末世帝王的昏聩无能与社会失序，没有哪一个王朝是例外。即便是被视为治世明君的汉文帝、唐太宗，也曾有过许多糗事。当我们回顾以往时代的历史时，是大而化之地述说所谓的盛世，还是反思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去追问历史上的中国所以无法走出王朝周期律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什么的问题。
历史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特有的经历。既然有故事的经历才成其为历史，这就决定了拥有历史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记忆、语言、文字。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人是唯一的理性存在者。人类有着其他动物不具有的记忆，可以把很久远的事情储存在大脑里。并且可以用语言把这些记忆表达出来，在发明了文字以后，又能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记忆永久地保存下来。同时，人类又有独特的反思能力，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人类以往的生活经历进行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解。或许有人会不同意我的这一说法，以为历史不应该是人类特有的。当然，在逻辑上说，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宇宙有它的历史，地球也有它的历史，非洲草原上的狮子、角马也有它们的历史。不过，当我们如此说的时候，也要知道，所有这些历史，都是由人来叙述的。如果没有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它们的历史就是“存在着的无”。
历史是人类以往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时代的人们都从以往的世代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同时，也会忘掉、抛却某些东西。依照常识性的感觉，人类文明或文化的传承，一定是优良的东西被继承下来，卑劣的东西被抛弃。在总体上说，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大势确是如此。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人本身是有局限的，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如说，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贪婪、狡诈以及由其支配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可是，从孔夫子那时代起，直到今天，人们却无法把这种恶劣的品质从人的本性中剔除出去，两汉时期暴君污吏做过的坏事，唐朝人会继续去做，唐代人做坏的事情，宋明时期的人们也仍然照着去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不断地遗忘着历史的教训，不断重复着前朝曾经做错的事情。
另外，在人类历史上，以往历史上那些曾经的优良的东西也未毕真的会保留下来。比如说，在现代农业机械普及以前，弯勾犁是东北农民的称手农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在农村插队时还是如此。弯勾犁、镰刀、锄头这样一些农具，凝结着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东西逐渐淡被现代农业机械取代了。再如，在近代以前，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百家之学中最为优良的思想学说。古代中国人基本的道德信念、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都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政治所以能够摆脱野蛮状态而走向文明，也应该归功于儒家思想。但是，当近代思想文化传到来以后，面对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家思想的局限便愈来愈清楚。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为人们放弃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以往的历史上最好的东西。对于历史的理解，有一个有别于常识的维度：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仅是不断地排除糟粕，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以往那些优良的东西之外，找到更为优良的东西来替代它。
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的重要性，是指历史之于我们，也就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的重要性。既不是历史之于以往世代的重要性，也不是对于未来的人们的重要性。虽然在逻辑上说，历史对于每个时代的人们是重要的，但是，历史对于前人的重要性我们理解不同，对于未来的人们的重要性我们也同样理解不到。甚至有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也将成为历史，我们将被未来的人们来理解和评价。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活在当下，思考在当下。多年以前，当时我还在吉大教书，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私下和我评论起给他们讲政治课的老师，那位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说他在课堂上讲人和老鼠的差别讲了半个小时。我当时调侃说，人和老鼠的不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可后来才知道，人家讲的是一个很意义的哲学问题。是说人与老鼠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能把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后代，而老鼠则不能，它们只能靠遗传的本能生活。其实，不只是老鼠，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大抵如此。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人类的群体生活所以能够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有历史文化传承。历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它包含着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既定的生活样式。在逻辑上说，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都是从历史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可以说，既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质量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路径。这些年来，理论界的一个提法我十分赞同，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说法在近期又提升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我所以赞同这一说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事实：由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要搞美国特色是搞不来的。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不过，对于历史制度主义，也要有恰当的理解。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分析框架，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可以看到其他的分析框架下看不到的东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切不可以把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误解为“目标依赖”。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仅就这句话而言，“条条大路”所以有意义，不在于道路本身，也不在于每一条道路的起点是米兰还是巴塞罗那，而是在于它们的目的地——罗马。道路的意义是由目标给定的。如果没有了“罗马”这个目标，道路也就没有意义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的话，真正能够说明道路意义的应该是现时代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不同意所谓“政治学应该以历史为导向”的说法。如果历史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导向，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以往某一个时点上，汉朝人或者唐朝人，停在原地不动，或者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掉过头来往回走。我在前面说过，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成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那以前，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而我们行动的方向却是未来。无论我们对历史遗产何等重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每一天我们都在与历史告别。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一个正在路上行走的人，如果他一步一回头地往后看，很可能是两种情况，或者他的身后有狗在撵，或者这个人的神经有问题。至于那些极力鼓吹回归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们属于哪种情况，需要考察。在感觉上，反思历史好像是简单不过的事情，无非是对前人的知识、经验加以总结，把前人说对的话理解明白，把前人做对的事情加以模仿，把前人说错的话、做错的事情纠正过来，良好的社会生活便有了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当人们刚刚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的时候，大都是这么做的，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唐人吴竞编撰的《贞观政要》也记录了贞观君臣许多有关隋朝的历史教训的议论。古代人对历史的反思，大体上可以用唐太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来概括。汉唐两代所以被称为空前治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代王朝建立之初，其统治者在“以史为鉴”这一方面比其他王朝做得更好一些。“以史为鉴”这种方法简单易会，而且也容易收到成效。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方法简单易会，它也就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细想起来，唐朝人所说的“以史为鉴”，比时下学界朋友们所说的“历史转向”或“回向历史”还是高明了许多。只不过，从长期的历史过程着眼，即便是“以史为鉴”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也不足以保证后来的人们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社会生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后来的人们常常会忘掉前人的历史教训。大约是2017年的时候，曾有一位金融界的朋友和我说起，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与早前美国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美国政界的那些决策者和金融界的大鳄们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他们为什么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以往那些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人们大多已经不在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也被遗忘了，而后来执掌财经政策以及在市场里操作的那些人，又是足够的自信，这两个字在感觉上与愚妄差不太多，以为他们自己驾驶的这辆车绝不会翻掉。后来车真的翻了。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只要翻检一下二十四史，就不难发现，汉朝人犯过的错误，唐朝人也在犯，唐朝以后的明朝人也还会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统治者如何能够真的“以史为鉴”，是很难说的事情。其实，让每个时代的人们都牢记历史教训是极为困难的，汉唐两代王朝建立之初的统治者所以着意于审问前朝，是因为他们距离亡秦、亡隋太近，待到天下承平日久，有几多人去想前朝的事情。既然前人犯过的错误后人也会重犯，那么，以往人们做得好的事情后人是否可以照着做呢？这也很难，历史作业不好抄。比如说，传统儒家推崇尧舜文武，以为他们就是圣王之治的代名词。尧舜是如何治理国家的，他们说不清楚，但对周代的制度还有一个不太清晰的印象，尤其是周代的井田制，孔孟以下莫不推崇备至。可是，到了战国，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时废掉了井田制，秦统一中国以后，又把秦制推向了全国。客观地说，井田制的废除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在周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井田制起到了遏止底层大众贫富分化、为社会秩序提供某种保障的作用，但是，井田制的负效应就是经济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内中的道理十分简单，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社会里，便不会有健全的市场，也就不会有健康的经济。井田制的瓦解为战国秦汉年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经济增长的另一面，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正常运行的时候，资源总是会向善于经营的手里集中。但这恰恰是两汉以后的人们不肯接受的，所以，两汉以后的历代儒生和统治者，便一直想要照抄井田制的作业，其实，这种想法在战国时期的孟子那里就已经有了，只是在秦汉以后变得更为强烈。两汉以后，人们在恢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方面有过许多次努力，这期间，只是北朝的拓跋魏把这个作业抄得好一些，弄出了个均田制。其他如王莽改制时期的“王田奴婢之法”，大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实际上，均田制就是改版的井田制。均田制在北朝至唐中期能够推行下去，同样是由于北朝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的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和大量的无主荒地的存在。到了唐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国家已经没有更多的地地分给农民，于是，唐玄宗时期索性不修版图，国家不再管分配土地这个事儿了。到了唐德宗时（公元780年）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均田制遂告终结。于是，恢复井田、均齐贫富便成为两宋以后历代儒生的梦想。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个作业是无法再抄了。反思历史不是“以史为鉴”能够说明的。我这里说的反思历史，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理性思考的过程，是凭借我们理性理解历史，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历史的过程。作为认识的主体，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所承担的首要责任是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探求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科学不可突破的底线。如果离开了历史事实，一切有关历史的表述都将毫无意义。近年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大一统”成了政治学界热炒的话题。据我的了解，这些研究“大一统”的专家，既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科的训练，也没有儒家经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对“大一统”却有许多发明，他们把“大一统”说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概念。近来，这个话题越炒越玄，有人甚至说，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在建构着他们所说的“大一统国家”。事实上，“大一统”不过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概念，公羊家对《春秋》经“春、王、正月”所做的解释。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所以“先言王而后言正月”，就是“大一统”，这个大一统，不是大统一，而是重视、强调一统的意思。在“王纲解纽”、周天子的地位降若诸侯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强调周王室对天下的一统地位，或许有深意，但这个深意是什么只有孔子本人才能说明白，如果孔子不说，便只有天知道。公羊学的说法不过是对孔子本意的猜度。孔子作《春秋》是在春秋末年，春秋公羊学盛于西汉，在西汉以前，人们根本不知道“大一统”这个概念，有人把商周时期的中国社会与“大一统”扯在一起，这个玩笑开得着实有些大了。不仅如此，就是在春秋公羊学十分流行的西汉时期，“大一统”也不是思想界的核心话题，就我从《史记》《汉书》以及汉代思想家的著述中所见，在《公羊传》以外，只有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说过“大一统”问题，这是因为董仲舒思想学术的主体就是春秋公羊学。比他早的陆贾、贾谊、晁错都不曾说过“大一统”，他身后的柦谭、王充、王符、仲长统也很少说到这个话题。可见，“大一统”也不过是公羊学的一家之言。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把公羊传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科九旨”，这三科九旨里也没有“大一统”的位置。可见，“大一统”也不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议题。以往，我们在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也会说到“大一统”，但我们是把它作为董仲舒思想学说的一部分来讲的。时下学界对于“大一统”的炒作，远远脱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反思历史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我这里所说的主观性，并不是像胡适那样把历史看作任人涂摸的女孩子，作为人类既往的生活经历，历史无疑是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主观的，不同时代的人们、知识背景与价值取向不同的人们，所理解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历史。所以，探求历史事实仅仅是反思历史的基础性工作，而不是它的全部。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现代人在反思历史的时候，用来解读历史的逻辑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完全把握到历史的真实情况，更何况，历史也从来没有把全部的真实情况展现给我们。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之死。坊间传说是其弟弟赵光义所杀，但确实地说，这是一件无头案，在史书上找不到有关“斧声烛影”的确凿证据，判断这件事情的依据便不是这件事情的事实，因为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独处的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为这件事做出逻辑的判断。这个逻辑便是，在国家权力处于高度垄断状态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集团内部乃至兄弟父子之间的相互残杀是常态，而赵光义又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再证之以赵光义即位以后对赵匡胤一系的疯狂清洗，可以合乎逻辑地断定，赵光义与赵匡胤之死有着直接关系。有一个认识论问题。近代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并不能使自己的认识达到客观事物本身（即“物自体”），而只能停留在现象界。我不太懂哲学，对康德的这一观点未必理解得准确。康德似乎是在说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不能直接地表达客观世界，而只能借助于语言，为他们所感知到的客观事物赋予一个概念，然后，再在概念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客观事物，不过是我们理解到的事物，这与客观事物本身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说过，《庄子·齐物论》就一段关于一、二、三的话，大意是说，事物本身是一，人们为这个事物起了一个名字，庄子乐之为“谓”，就有了二，然后，再用这个“谓”去说明本来的那个一，便有了三。所以，人们描述的事物也不是事物本身。顺便插上一句，既然庄子的说法与康德十分相似，是不是说庄子的认识已经达到近代思想家的水平呢？不是。庄子与康德只是在这一点上比较接近，随后，两人的思想主张却大不
一样了。在庄子看来，既然人的认识无法到事物本身，人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性思考而因任自然。而康德则认为，人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由理性为自然立法，为人类自己立法。近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当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也同样要以理性为历史立法。对于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主体的我们来说，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都需要经过理性的审判。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过程的批判，建立起我们社会生活的行动法则。传统中国素有重视历史的思想倾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被认为是最高深的学问。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在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做出构想的时候，往往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来表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复古主义与法家的历史进化论。儒家认为，完美无缺的社会生活是曾经的历史存在，它就是尧舜、文武这些曾经的历史片断，所以，回到这样的历史时代便是社会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法则用进化的观点说明历史，在他们看来，从远古到当今是不断进化的过程，当今的人们拥有的是自古以来最好的社会生活，人们遇到的君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君主，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儒家以古非今的做法。强烈主张对以古非今者施以重罚。两汉以后，儒家思想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复古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主流的思想倾向。如此说来，当今中国学界“回归历史”的想法虽然是舶来的，但又真的很传统。古代思想家用古今对照的方式来表达其乌托邦理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古代中国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相对不发达，当先秦时期的孔、孟构想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们不像古希腊的思想家那样清楚地知道，完美无缺的社会生活不过是一个理念，它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里。为了说明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可靠的，便把他们的乌托邦构想套在了历史这棵大树上，把有关社会生活的理解解释为曾经的历史存在。第二，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面对的是缺少比较的社会环境。当亚里士多撰写《政治学》的时候，希腊有一百多个城邦里，在这些城邦中存在着许多类型的政治制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有贵族、僭主、平民等六七种政体，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机会考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适合什么样的城邦，什么样的政体才是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则不然，虽然当时也处于小邦林立的状态，但这些诸侯国无一例外，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政体。如果要对不同的文明类型加以比较，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诸夏与夷狄的差别。这样的历史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思想家的视野，在缺少横向参照系的情况下，古今对照便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说明理想社会生活的方式。然而，时代在变，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与古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视野要比古代开阔得多，我们也拥有与古代人全然不的政治信念，我们的生活目标与古代中国人也已经全然不同，我们致力于实现的现代化，是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历史，但却不可以依赖历史。政治学是否要回归历史，对这一问题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一方面取决于我们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了许多，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向。所以，与其说这是个学术问题，莫不如说是观念问题。关于政治学为什么要回归历史，有人说，政治学回归历史可以解释政治学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构建理论，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如果说建构新的政治学理论需要求助于对历史的重新解释，那么，在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新的历史解释从何而来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所谓“新的历史解释”，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做起，首先是发现新史料，有些新发现的史料能够颠覆以往的某些史学观点或定论。例如，银雀山竹简里发现了《孙膑兵法》，因此证明以前认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是同一本书的说法是错的。在史料学的意义上说，只要我们掌握的史料是新的，根据这些史料对历史做的解释就一定是新的。但是，新史料的发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也许百十年才有一次，如果要求新发现的史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那就更难了。所以，更为常见的另一种情况，由于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进步，研究者从以往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以往人们不曾看到的东西，发现了以往人们不曾理解到的意义，对于历史做出了新的评价。如果把这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前者是技术意义的新，而后者则是理论意义的新。如果我说得不错，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建构理论的说法就是靠不住的，这一说法的要害是颠倒了理论、观念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理论的创新引致新的历史解释，而不是新的历史解释导出新的理论。所谓政治学“回向历史”或“以历史为导向”，这一说法的逻辑前提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悲观估价。它的潜台词是在说，存在于某些历史时点上的东西，较之当下更为可取。所以，我们应该掉转方向往回走。说到近几十年我们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如何看待这几十年，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日子最好过的几十年。自秦汉以来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是这几十年，中国人真正有房可住也是在这几十年，中国人真正拥有和平发展的环境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速度最快的也是这几十年。当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房价涨了，物价高了，社会成员之间也有贫富分化了，这或许是一些人最不愿意接受的。可是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即便历史上也曾有过相似的事情，如贫富分化，但社会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现代社会的问题只能由现代人自己的去解决，而不能乞灵于历史，从以往的历史中找不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可靠方案。一直以来，学界常有一些极富想象力的说法。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中，受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遇到了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儒家思想恰可以解决西方后工业文明的问题。30多年过去了，儒家思想如何解决后工业文明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不要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一代儒家，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等，也根本不知道工业化社会是什么样，更不知道后工业文明是怎么回事儿，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怎么能为后工业文明可能发生的问题开出药方来？在传统儒家的武库里，没有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武器。王羲之的《兰亭序》有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30年，如果有人以严谨的态度审视曾经为我们热议的某些话题，如“东升西降”、“回归历史”等等，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某一个时期的学界，留给后人的不可能全是精华，也一定会有一些笑料，不然，后人就没有了谈资，但笑料太多也不是好事。那么，回归历史或以历史为导向，能否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使我们“根据新的历史解释重新构建理论”，“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呢？我的意见也是否定的。在每个历史时代，一般性的理论都是由那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虽然人们也会继承以往的理论成果或思想遗产，但是，以往的时代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只有在被人们充分理解以后才有意义，而这个理解，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反思”。由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认识水平的不同，所谓的思想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便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不同时代的人们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近些年来，说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人们往往大而化之地概以“国学”“儒学”“儒家思想”，其实，儒家思想是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的。虽然先秦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后世儒学共同的源头，但儒学在汉、唐、宋明时期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差异。一般说赤，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汉、宋两代的儒者的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先秦儒家那里理解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宋儒讨论的理与气、心与性、格物与致知、天理与人欲这样一些思想主题，是汉儒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到的。思想的进步不仅在于以往的人们留下了哪些思想遗产，更重要的是，现时代的人们从以往的思想遗产中理解到了什么。没有现时代人们的理性思考，即便千百次地回归历史，也是无济于事。无庸讳言，重新解释历史以建构新理论的说法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如何评价近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毛泽东在叙述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曾经说过，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文化的东来，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据梁启超的说法，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始于器物层，随后进入制度层和观念层。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界接触到了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近代价值理念，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思想界的变化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原动力。不过，近代的思想观念毕竟是从海外舶来的，其与中国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冲突的。所以，当近代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本土思想传统的抵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旧学与新学之争或中学与西学之争。实际上，中西学之争直到今天也仍然在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在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上，中国思想界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派，西化论者如鲁迅，旗帜鲜明地主张“拿来主义”，而主张回归传统者如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要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至于时下的“回归历史”之说，实际上是回归传统派的后续。尽管近代以来的中西学之争一直在持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从传统走向现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改变的趋势。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应，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也经历了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政治学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恢复的学科，有人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学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此言不虚。自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引入了现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从而使政治学能够迎头赶上，缩小了与国际学界的差距。尽管按照“应然”的期望，政治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仍不尽人意，但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人类普遍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学有着独到而且不可替代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对的。当然，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也仍然面临着发展问题，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也需要创新，但相对于所有这一切，首先要明确的却是方向选择问题。那些主张政治学回归历史的学者虽然没有明说，当代中国的政治学需要朝着历史的方向往回走，但他们有关重新解释历史以“重塑政治学理论”，进而搞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的想法，已经表明了走历史回头路的意向。现在的问题是，历史的回头路能否走得通，如果真如说者所言，在历史里面，主要是中国历史里面找到一般性的政治理论，从而达到重塑造政治学理论的目的，当然最好。可是，如果真的能够从历史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一般性理论，这事儿在康有为、梁启超那个时候就办了。近代中国人所以要向西方学习，就是因为在他们以前，历代思想家几经回到古代去，却无法找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元素。那么，回归历史是否能够实现政治学理论的重塑？主张通过回归历史而重塑造政治学理论的学者认为：“能”。他们断言，“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目前政治学研究中人们使用的许多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等，都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西方话语，基于这些概念建构起来的政治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重塑政治学理论，就是建构一个专门用来解释中国政治的理论体系。我记得，这个观点最早是香港某大学一位W姓教授提出来的，乍听起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而且是不可分辩的道理。但细想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说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人类的思维本质而言，我们都倾向于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世界，所以，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不会认为，应该有一个专门说明某一个特定家庭的知识话语，也不应该有一种种专门解释某一个村落或特定区域的知识话语，这种话语所以没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在我们能够感知的范围内，应该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来说明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知识才有更可靠的解释力，根据这样的知识来理解社会生活才会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个逻辑同样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只能用来说明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封闭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国与四夷的感觉之外，人们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所知甚少，历代思想家的知识视野也只能限定在中国的范围以内。近代以来的世界和古代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的知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人的认识边界，在我们的观念中，用来解释特定范围的社会生活的知识肯定是有局限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解释广泛意义的人类群体生活的知识话语。顺便说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如何理解理论与思想的历史特征。在思想史的视域下，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每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即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印记。所谓“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是对的。不过，思想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却未必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近代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就是如此。当近代思想家讨论自由与平等的时候，自由、平等远没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事实，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索之中”。而且，自由、平等观念的产生，与历史过程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确实地说，并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自由、平等的时代，近代思想家在故纸堆里重新找到了这些东西。诸如自由、平等这样一些价值理念，是近代思想家理性思维的结晶，既不是历史留给给他们的遗产，也不是思想家重新解释历史以后获得的观念。洛克、卢梭在阐发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道理时所说的“自然状态”，只不过是假定的前提，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通过这个“自然状态”，他们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人在本来的意义上是自由、平等的个体。自由、平等是人类普遍的道德诉求，近代思想家的贡献在于，他们把人类的道德诉求在理论上表达出来，进而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基石。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说启蒙时代是“以头立地的时代”（黑格尔）。关于政治学为什么要回归历史，说者还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更为重要的理由，就是以历史为导向的政治学的“政治实践功能”，它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这个说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在国家治理方面抄前人的作业，或者说，未来中国的治国理政，要参照以往的历史经验去做。现代中国人是否需要模仿以往的政治经验，我们无需说得更多。我只是想说，在政治上抄历史的作业是一种令人惶恐的想法。如果要让我们消除这种惶恐，那些主张回归历史的学者有必要告诉人们，在政治实践层面，他们究竟要从以往的历史过程找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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