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解析版

 

 

【导读】

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荀子的生卒年代不详,可能是在公元前298---前238年之间。

荀子名况,又号荀卿,赵国(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人。《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说他五十岁来到齐国,当时齐国稷下是很大的学术中心,他可能是稷下最后一位大思想家。《荀子》一书有三十二篇,其中很多是内容详细而逻辑严密的论文,可能是荀子亲笔所写的。

儒家之中,荀子思想,是孟子思想的对立面。有人说孟子代表儒家的左翼,荀子代表儒家的右翼。这个说法,尽管很有道理,但是概括得过分简单化了。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

 

●人的地位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荀子所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荀子·天论》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可见在孟子看来,圣人要成为圣人,必须“知天”,但是荀子则相反,认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荀子认为,宇宙的三种势力：天、地、人,各有自己特殊的职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地的职责。但是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又说：“故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照荀子的说法,如果忽视人所能做的一切,就会忘记人的职责,如果敢于“思天”,就会冒充天履行天的职责。这就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人性的学说

人性也必须加以教养,因为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照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

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种一致,使得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不同。事实上不然,尽管这一点表面上相同,本质上大不相同。

照孟子所说,仁、义、礼、智的“四端”是天生的,只要充分发展这四端,人就成为圣人。但是照荀子所说,人不仅生来毫无善端,相反地倒是具有实际的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企图证明,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但是他也肯定,除了恶端,人同时还有智能,可以使人向善。用他自己的话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可见,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是善的；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道德的起源

这就引起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人在道德方面如何能善?因为,每个人如果生来就是恶的,那么,道德又起源于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荀子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个方面,荀子指出,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社会组织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荀子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还因为,人们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制服其他动物。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由于这两种原因,人们一定要有社会组织。为了有社会组织、人们需要行为的规则。这就是“礼”。儒家一般都重视礼,荀子则特别强调礼。讲到礼的起源,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荀子在此指出的,正是人类的根本烦恼之一。如果人们所欲与所恶不是同一物,比方说,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有礼,才有道德。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

这是荀子所作的一个方面的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论证。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

这里荀子指出了何为自然何为人为的区别,也就是庄子所作的天与人的区别。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创造。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这方面的论证又与孟子的论证更其相似。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但是在上述论证中,它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但是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于后者的解释。荀子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礼、乐的学说

儒家以为,丧礼和祭礼(特别是祭祖宗)在礼中最为重要。丧礼、祭礼当时普遍流行,不免含有不少的迷信和神话。为了加以整顿。儒家对它们作出新的解释,注入新的观念,见于《荀子》和《礼记》之中。

儒家经典中,有两部是专讲礼的。一部是《仪礼》,是当时所行的各种典礼程序实录。另一部是《礼记》,是儒家对这些典礼所作的解释。我相信,《礼记》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写的。

人心有两方面：理智的,情感的。亲爱的人死了,理智上也知道死人就是死了,没有理由相信灵魂不灭。如果只按照理智的指示行动,也许就没有丧礼的需要。但是人心的情感方面,使人在亲人死了的时候,还希望死人能复活,希望有个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若按照这种幻想行事,就会以迷信为真实,否认理智的判断。

所以,知道的,希望的,二者不同。知识是重要的,可是也不能光靠知识生活,还需要情感的满足。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照儒家解释的,丧祭之礼正好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这些礼本来含有不少迷信和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其中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它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作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作假的来说。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所以,它是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是自觉的自欺。它很不科学,可是并不反对科学。我们从诗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照儒家所说,我们行丧祭之礼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而又不是真正的欺骗。《礼记》记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檀弓》这就是说,我们对待死者。不可以只按我们所知道的,或者只按我们所希望的,去对待。应当采取中间的方式,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这种方式就是,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那样。

荀子在他的《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好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致重其亲,于是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礼论》中还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照这样解释,丧礼、祭礼的意义都完全是诗的,而不是宗教的。

除了祭祖先的祭礼,还有其他各种祭礼。荀子用同一个观点对它们作了解释。《天论》有一段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为求雨而祭祷。为作出重大决定而占卜,都不过是要表示我们的忧虑,如此而已。如果以为祭祷当真能够感动诸神,以为占卜当真能够预知未来,那就会产生迷信以及迷信的一切后果。

荀子还作了《乐论》,其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在荀子看来,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这一直是儒家奉行的音乐观。

 

●逻辑理论

《荀子》中有《正名》篇。这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老题目。“正名”是孔子提出来的,这一点在第四章讲过。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孟子只对伦理有兴趣,所以他们应用正名的范围也基本上限于伦理。可是荀子生活在名家繁荣的时代,因此他的正名学说既有伦理的兴趣,更有逻辑的兴趣。

在《正名》篇,荀子首先叙述了他的知识论的理论,它与后期墨家的相似。他写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就是说,人所有的认识能力叫做“知”,认识能力与外物相合者叫做智”,即知识。认识能力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所谓的“天官”,例如耳目之官,另一个部分就是心。天官接受印象,心解释印象并予之以意义。荀子写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同上)就是说,心将意义赋予印象。它将意义赋予印象,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凭耳朵知道声音,可以凭眼睛知道形状。五官虽能记录某物而不能辨别它,心试图辨别它,若未能说出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只好说是没有知识。

关于名的起源和功用,荀子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前)就是说,名的起因部分地是伦理的,部分地是逻辑的。

至于名的逻辑功用,荀子说,名是给予事物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关于名的逻辑分类,荀子进一步写道：“万物虽众,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这样地区分名为两种：共名,别名。共名是我们推理的综合过程的产物,别名是分析过程的产物。

一切名都是人造的。名若是还在创立过程中,为什么这个实非要用这个名而不用别的名,这并无道理可讲。比方说,这种已经叫做“狗”的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也一样地行。但是,一定的名,一旦经过约定应用于一定的实,那就只能附属于这些实。正如荀子解释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荀子还写道：“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所以创立新名,定其意义,是君主及其政府的职能。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

 

●论其他几家的谬误

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论证大都是以逻辑的诡辩术为基础,所以是谬误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谬误。

第一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名”。他把墨辩“杀盗非杀人也”归入此类。这是因为,照荀子的看法,是盗就蕴涵是人,因为在外延方面“人”的范畴包含“盗”的范畴。所以,说到“盗”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同时也是“人”。

第二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实以乱名”。他把“山渊平”归入此类,这句话是根据惠施的“山与泽平”改写的。实是具体的、个别的；而名是抽象的,一般的。谁若想以个别例外否认一般规律。结果就是用实以乱名。高山上的某一个渊,很可能真地与低地的某一个山一样高。但是不可以从这个例外的情况推论说,一切渊与一切山一样高。

第三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实”。他把墨辩的“牛马非马”归入此类,这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正是同类的。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与“马”这个名不相等。可是在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的确是“马”。

于是荀子断言,出现这一切谬误,是由于“今圣王没”(同上)。若有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人心,引导人们走上生活的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可能和必要了。

荀子在这里反映了他那个动乱的时代精神。那是一个人们渴望政治统一以结束动乱的对代。这样的统一,虽然事实上只是统一中国,可是在这些人看来,就等于是统一天下。

荀子的学生,有两个最著名：李斯,韩非。这二人都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李斯后来作了秦始皇帝的丞相,始皇最后于公元前221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国。这两位君臣一起致力于统一。不仅是政治的统一,也是思想的统一,这个运动的顶点就是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坑儒。另一位学生韩非,成为法家的领袖人物,为这次政治的、思想的统一提供了理论的辩护。

 

目录

劝学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仲尼篇第七

儒效篇第八

富国篇第十

王霸篇第十一

强国篇第十六

礼论篇第十九

正名篇第二十二

性恶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宥坐篇第二十八

法行篇第三十

 

 

劝学篇第一

【原文】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1)。青、取之于蓝(2),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3),輮以为轮(4),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5),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6),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7),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8)”神莫大于化道(9),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10),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11),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12),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13),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14),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15)。肉腐出虫,鱼枯生蠹(16)。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17),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18),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19),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20)。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21),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22),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23),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24),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25),梧鼠五技而穷。诗曰(26)：“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27),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28)。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学恶乎始(29)?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30),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31)；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者毕矣(32)。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33),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34)。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35)。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36),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37),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38),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39),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40),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41),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42)。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43)。”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44),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45)。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注释】

(1)已：停止。

(2)蓝：即蓼蓝,一种草本植物,可以从其叶子中提炼出蓝色的染料。

(3)木直中绳：木材挺直的合乎木工的墨线。

(4)輮：用火熏烤使直的木料变得弯曲。

(5)砺：磨刀石。

(6)参省：反省检查。

(7)干、越：古国名。夷、貉：古代东方的少数民族。

(8)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小明》。

(9)神：神智,精神。

(10)跂：通“企”,踮着脚。

(11)假：借助。

(12)生：通“性”,指人的天资,天赋。

(13)涅：古代的一种黑色染料。

(14)滫：尿液。

(15)象：跟随。

(16)蠹：蛀虫。

(17)柱：支柱。

(18)施薪若一,火就燥也：方上好像同样的木材,总是干燥的先燃着。

(19)质：箭靶。

(20)醯：即醋。蚋：一种小的蚊虫。

(21)神明：心智澄明。

(22)蹞步：古人的一步是现在的两步,而把二步中的一部叫做蹞。

(23)螾：通“蚓”,指蚯蚓。

(24)衢道：歧路。

(25)螣蛇：传说中的一种会飞的神蛇。

(26)出自《诗经·曹风·鳲鸠》。

(27)瓠巴：古人名,善于弹奏。

(28)仰秣：仰着头听。

(29)恶：表疑问,哪里。

(30)数：学习的具体科目。

(31)书：指《尚书》。诗：指《诗经》。

(32)毕：完备。

(33)端：通“喘”,微言。蝡：通“蠕”,蠕动。

(34)禽犊：原意是指馈赠的礼物,这里指取悦他人。

(35)囋：指讲话很唠叨,没完没了。

(36)方：通“仿”。

(37)经：通“径”,途经。

(38)末世穷年：一生一世,一辈子。

(39)诎：通“屈”,弯曲。

(40)楛：指恶劣的,不正当的事情。

(41)争气：争强好胜,意气用事。

(42)瞽：眼盲。

(43)出自《诗经·小雅·采菽》。

(44)伦：道理。类：法。

(45)荡：动摇。

【译文】

君子说：学习不能够停止不前。靛青是从蓼蓝中提取而来的,但比蓼蓝更青；冰是由水凝固而成的,但比水还要寒冷。木材挺直的如同木工的墨线,但用火烘烤,就可使它弯曲,进而做成车轮,它的曲度就像与圆规画的一样,即使再经过烈火的烘烤,太阳的暴晒,它也不能再恢复原样了,这是熏烤弯曲使它变成这样的啊。所以木材经过墨线加工才能取直,金属刀剑在磨刀石上磨过才能锋利,君子学习广泛,而又能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为不会犯错误了。

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的高远；不亲临深溪,就不知道大地的厚度；没有听到过前代圣王的遗言,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干国、越国,夷族和貊族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哭声是一样的,但长大后习俗却不同了,这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而使他们这样的啊。《诗经》上说：“你们这些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要安守你的职位,爱好正直的德行。上帝知道了,就会赐与你极大的幸福。”融化于圣贤的道德的精神修养就是最高明的,没灾没祸的幸福就是最持久的。

我经常整天思考,但不如学习片刻所获得的教益；我曾经踮起脚远望,但不如登上高处看得广阔。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远处的人就能看见。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强,但听的人却听得很清楚。利用车马远行的人,并不是双脚善于走路,但能够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桨渡河的人,并不是善于游泳,却能够横渡江河。君子的生性并非与别人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善于借助外物,帮助自己罢了。

南方有一种鸟叫蒙鸠,它用羽毛做窝,再用毛发编织起来,系结在芦苇穗子上,大风吹来,苇穗就会折断,窝里的鸟蛋跌破,幼鸟就会被摔死。这并不是它的窝做得不好,而是窝所系的地方使它这样的。西方有一种草,名叫射干,茎长四寸,生长在高山上,就能俯临百丈深渊。这并不是由于它的茎能长这么高,而是它生长的位置使它这样的。蓬草生在丛麻当中,不需要扶持它也能长得挺直；白沙混入黑土中,会变得跟黑土一样黑。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沾上尿水,君子不愿接近它,普通百姓也不再佩带它。这并不是它的本质不美,只因为沾上尿液才使它这样的。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交游要接近贤士,这样才是防止自己误人邪途而接近正道的方法。

各种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荣辱的到来,必定和他德行相适应。肉腐烂了,就要生蛆,鱼枯死了,就要生虫。行为怠慢,忘记了自身,就要闯祸。凡是坚硬的东西,人们用作支柱,柔软的东西,人们用来捆束东西。邪恶污秽的东西存在于自身,就会为人憎恶。铺开的柴好像一样,火总是朝着干燥的一方烧去；土地好像一样平整,水总是向潮湿的一边流淌。草木总是丛聚生长,禽兽总是成群居住,万物都各自依附它们的同类。所以箭靶一旦张设,弓箭就向这里射来；森林的树木一旦茂盛,伐木者就拿着斧头来砍伐；树木一旦成荫,群鸟就会来这里栖息；醋发酸了,蚊子就飞来聚集。所以说话有时会招致灾祸,做事有时会招致耻辱,君子要谨慎地立身处世啊!

土堆积起来就成了山,风雨就会在这里兴起；水汇积起来成为深潭,蛟龙就会在这里生长出来；不断积累善行,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自会心智澄明,就具备了圣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不一步一步的积累,就无法达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不汇集众多的小溪流,就不能形成江海。骏马的一跳,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千里。因此,成功就在于不停顿地向前走。用刀子刻东西,如果半途放弃,即使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如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连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也没有强壮的筋骨,但它能吃到地上的泥土,喝到地下的泉水,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啊；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但如果没有蛇或鳝所居住的洞穴,它就无处安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的缘故。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不能明辨事理；不专心致志地工作,就不可能有显赫的成绩。只在歧路上徘徊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侍奉两个君主的人,是不能为双方所接受的。这就像眼睛不能同时看清楚两件东西,耳朵不能同时把两种声音全都听明白的道理一样。媵蛇没有脚却能飞行,鼫鼠虽有五种技能而不免于困窘。《诗经》说：“布谷鸟居住在桑树上,精心喂养着七个雏儿；那些善人君子啊,始终坚持道义；坚持道义非常的专一,专一的就像思想打了结。”所以君子学习时总是把精神集中在一点上。

从前瓠巴弹瑟时,就连水底深处的鱼儿都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时,就连拉车的马儿被琴声所吸引,仰着头咧着嘴听。所以不管声音怎样小,没有听不到的,不管行为怎样的隐蔽,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山中藏有宝玉,山上的草木都会滋润；深潭里生有珍珠,潭岸上就不显得干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怎么会不被世人知道的呢?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终结呢?回答是：如果从学习的科目顺序来说,是从诵读《诗经》、《尚书》开始,到读《礼经》为结束；就学习的意义而言,是从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开始,到成为圣人为止。真心诚意,日日积累,力能持久,才能学而有成,学到老死后才停止。所以,从学习的科目来说是有终结的,但若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是片刻也不能停顿的。做到了这样,人成为人；半途放弃学习,就成了禽兽了。《尚书》记载的是古代的政事；《诗经》收集了的是有和谐乐律的诗歌；礼是法制的前提、事物的规范。所以学习到礼义就算达到尽头了。这就是达到了道德的顶点。《礼经》的恭敬节文,《乐经》的中正和谐,《诗经》、《尚书》的广博,《春秋》的微言大义,这些典籍囊括了天地间一切事物。

君子学习知识,要把所学听入耳中,牢记在心,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并表现在一举一动上；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小人学习,只不过是从耳中听进去,从口中说出来。嘴巴与耳朵间的距离不过四寸而已,这样怎么能使自己七尺之躯的品德得到修养呢,又怎么能使自己变得完美呢?古时候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君子的学习,是用它来修正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为了向人卖弄,讨人欢心。所以别人不问,自己却去告诉他,这叫做急躁；别人问一件事,却告诉他两件事,这叫做唠叨。急躁不对,唠叨也不对,君子回答别人,问一答一,如同回声回应本声一样。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规定了法度典章,规章而未详细说明原理,《诗经》、《尚书》记载了古时的事情,却不切近现实,《春秋》词旨隐约而晦涩,难以让人理解。仿效良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那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并获得广博的知识,也就周知世事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途径了。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向良师请教更有效更迅速的了,其次是尊祟礼法。如果既不请教良师,又不尊崇礼法,仅仅读一些杂家的书,读诵《诗经》、《尚书》,那么即使到死,也只不过是一个学识浅薄的读书人罢了。而且,要追溯先王的道德,寻找仁义的根本,那么学习礼法正是那四通八达的途径。就像提起皮衣的领子,用弯曲的五个手指去条顺它一样,它的绒毛就很容易被理顺了。不遵循礼法,而仅仅学习《诗经》、《尚书》,这就像用手指去测量河的深浅,用长矛之类的兵器舂米,用锥子代替筷子吃饭一样,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尊崇礼法,即使对其精义理解的不够透彻,也不失为一个崇尚礼法的学士；不遵祟礼法,即使学士渊博,也不过是一个散漫士人。

问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告诉他；告诉你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追问他；谈论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听他；那态度蛮横的人,不要和他争辩。所以,只有是按照礼义之道来请教的人,才可接待他,反之,就回避他。所以来请教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道义的学习方法；言辞和顺,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乐于听从,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因此,和那些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了,这叫做浮躁；不和那些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这叫做隐瞒；交谈时,不观察对方的表情,这叫做眼瞎。所以君子不急躁、不隐瞒、不眼瞎,而是谨慎地对待前来请教的人。《诗经》说：“对人不过于急躁,也不有意怠慢,这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射一百支箭,只要有一支没有射中,就不能说是擅长射箭；驾车走了一千里的路程,只要有半步不到,就不能叫做善于驾车；对事理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专一奉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学习。学习,就应一心一意,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那是乡下普通人行为,他们之中不好的多,好的少,夏桀、商纣、盗跖就是这样的人；能够劝勉理解路你规范和仁义道德,尽心尽力地学习,这样才称得上是个真正的学者。

君子知道,做学问不全面、不纯正是不足以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要反复理解以求融会贯通,用心思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贤师良友来实践它,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不正确的东西,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巴不说,内心不去思考它。等到极其爱好学习时,就像眼睛喜爱看五色,耳朵喜爱听五声,嘴巴喜爱吃五味,心里追求拥有天下一样。因此权势再大不能压倒他,人多势众不能改变他,天下任何事情不能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死了也是这样,这叫做道德操守。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操守,意志才能够坚定不移,意志坚定不移,就能够应付自如。能坚定操守,能够正确对待事物,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成就的人。天显现它的光明,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重视品德、操守完美。

 

 

修身篇第二

【原文】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1)；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2)。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3)；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4)。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5),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嗡嗡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6)。”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7)：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8)；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9)；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10)。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11)。”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12)。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13),少见曰陋。难进曰偍(14),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秏(15)。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16)；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17),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18)：“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19),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20),虽困四夷(21),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埶诈(22),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23),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渍淖也(24)；行而俯项,非击戾也(25)；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26)。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27),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倚魁之行(28),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29),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它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30)；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31)。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32)。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悫顺弟(33),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34),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愓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壮者归焉(35),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36)!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37),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38)；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注释】

(1)存：检查,考察。

(2)愀然：忧惧的样子。

(3)介然：坚固的样子。

(4)菑：音读“灾”。菑然：灾害在身的样子。

(5)厌：通“餍”,满足。

(6)出自《诗经·小雅·小旻》。

(7)扁：通“遍”,普遍。

(8)彭祖：传说中的长寿之人,生活在尧时。

(9)提僈：松弛怠慢。

(10)庸众：庸俗。

(11)出自《诗经·小雅·楚茨》。

(12)趣舍：通“取舍”。

(13)闲：也是博大的意思,这里指见多识广。

(14)偍：迟缓。

(15)秏：通“眊”,混乱的意思。

(16)劫：约束。

(17)愚款端悫：忠厚老实的人。

(18)指旧时的传闻。

(19)贾：古代商贾是两个概念,商是指运货贩卖的人；贾是指囤积盈利的人。

(20)横：通“广”。

(21)四夷：古代中原地区的人称呼周边的民族,北方的为北狄,南方的为南蛮,东方的为东夷,西方的为西戎。这里代指偏远地区。

(22)埶诈：势利狡猾。

(23)偷儒转脱：胆小怕事的人苟求免事。

(24)供冀：恭敬。渍淖：陷入泥沼中。

(25)击戾：碰触。

(26)比：同的意思。

(27)坚白、同异、有厚无厚：都是当时名家学派的辨题。

(28)倚魁：奇怪,怪异。

(29)县：通“悬”,悬殊。

(30)伥伥然：迷茫的样子。

(31)温温然：平和的样子。

(32)舍乱妄无为：指所作所为皆胡乱妄为。

(33)弟：通“悌”,敬爱兄长。

(34)钧：通“均”,同等。

(35)老老：尊敬老人。

(36)遂：通“坠”,毁灭。

(37)安燕：“燕”通“逸”。安燕：安逸的意思。

(38)杀埶：不依仗权势。

【译文】

见到善良的行为,一定认真地检查自己是否有这种行为；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严肃地检讨自己；自己身上有了好的德行,就要坚定不移地珍视它；自己身上有不良的品行,就如会因此而被害似的痛恨自己。所以,指出我的缺点而批评又中肯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赞赏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谄媚我的人,就是害我的寇贼。所以君子要尊重老师,亲近朋友,而极端痛恨那些谄媚自己的贼人。追求好的德行永远不满足,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这样即使不想进步,可能吗?小人则与此相反,自己胡作非为,却痛恨别人批评自己；自己极其无能,却期望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心肠狠毒,行为如同禽兽,却又憎恨别人说妨害自己。他们亲近阿谀奉承自己的人,疏远直言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人,把纠正自己错误的话当作讥笑自己,把极端忠诚的行为当作损害自己,这样的人即使不想灭亡,可能吗?《诗经》说：“胡乱吸取,乱加诋毁,实在是非常可悲啊。本来计划做好事,结果却违反,本来计划不好,反而一一依从。”就是说的这样的小人。

使人无往而不善的法则是：用调理血气来保养身体,那么自己的寿命会仅次于彭祖；用善行来洁身自好,那么自己的名声可与尧、禹媲美。既适宜于用来处守显达的顺境,也有利于处守困窘的境遇,这全在于礼法和信义。凡是使用血气、意志,智慧和思虑的时候,遵循礼法就通达顺利,不遵循礼义就产生谬误错乱,行为就会迟缓怠惰；在吃饭、穿衣、居处及活动的时候,遵循礼义的行为就会和谐适当,不遵循礼义就会触犯禁忌而生病；人的容貌、态度、进退、行走,遵循礼义就温雅可亲,不遵循礼义就显得傲慢、固执、邪僻,粗野。所以,人没有礼义就不能生存,做事情不讲礼义,事情就办不成,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安宁。《诗经》说：“礼仪完全符合法度,一言一笑完全得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用善行引导别人叫做教导,用善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顺应,用不良的言行引导别人叫做谄媚,用不好的言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阿谀。以是当是,以非当非,就叫做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叫做愚蠢。用言论中伤善良,就叫做谗言,用言论陷害良士,就叫做虐害。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就是正直。窃取财物,就叫做偷窃,隐瞒自己的行为,就叫做欺骗,信口开河,就叫做虚妄,对追求是进取还是放弃犹豫不决,就叫做无常,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就叫做大贼。听到的事情多叫做广博,听到的事情少叫做浅薄,见多识广叫做僴,见识少叫做孤陋寡闻。难于进取叫做废弛,学过的经常遗忘叫做遗漏。事情少但井井有条叫做治理、管理,事情多但繁多而杂乱无章叫做昏乱不明。

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是：对血气刚强的,就用心平气和使其顺服；思想深沉而不明朗的,就用坦率、平易的方法去同化他；勇猛乖张的,就用疏导的方式辅助他；对性急嘴快的,就用动静相辅相成的方式去节制他；对心胸狭窄的,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对于卑下、迟钝、贪图小利的,就用高尚的志向去提高他；对庸俗散漫的,就用良师益友去改造他；对怠慢、轻薄、自暴自弃的,就用招致灾祸后果使他明了；对于愚钝、朴实、端庄、拘谨的,就用礼仪音乐去协调他,用深思熟虑去开导他。凡是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遵循礼义,得到好的老师的指导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专心一致更神妙的了。这就是所说的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

志向买好就能傲视富贵,看重道义就能鄙薄王公贵族；内心省察自己,就觉得外来的财物轻微了。古书上说：“君子支配外界事物,小人则被外物所支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身体劳累,但内心感到安适的事,就去做它；利益少但意义重大的事,就去做它；侍奉暴君违背礼仪而显达,不如侍奉穷困的君主而按照礼仪治理国家。所以好的农民不因为遭到水灾、旱灾就不再耕种,好的商人不因为亏本就不再做买卖,有志向和学问的人不因为贫穷而怠慢道义。

外貌恭敬,内心忠诚,遵循礼义并且性情仁爱,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敬重他的；劳累辛苦的事抢先去做,有利可图、享乐的事却能让给别人,诚实守信,谨守法度而又明察事理,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信任他的。外表傲慢固执,内心阴险狡诈,滥用慎到和墨翟的学说,并且性情肮脏,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不轻视他的；遇到劳累辛苦的事就逃避,遇到有利可图、得以享乐的事就用花言巧语地谄媚,毫不谦让地迅速抢夺,邪僻恶劣又不忠厚,轻贱而不善良,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是不摒弃他的。

走路时小心谨慎,不是因为怕陷于泥沼；走路时低头俯视,不是因为怕碰撞着什么；与别人对视而先低下头,不是因为惧怕对方。读书人这样做,只是想独自修养自己的身心,而不愿去得罪世俗之人。

千里马一天能奔跑千里,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但是,如果用有限的气力要去穷尽无尽的路途,追赶起来没完没了,那么即使劣马跑断了骨头,走断了脚筋,一辈子也不能赶上千里马啊!如果有个终点,那么千里的路程虽然很遥远,也不过是快点、慢点,早点、晚点而已,怎么不能到达目的地呢?不知道走小路的人,是用有限的力量去追逐那无限的目标呢?还是也有个一定的范围和止境呢?对那些“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命题的考察、辨析,不是不明察,然而君子不去辩论它们,是因为有所节制啊。那些怪异的行为,并不是不难做到,但是君子并不去做,也是因为有所节制啊。所以学者说：“当别人停下来等待我的时候,我就努力赶上去,这样或慢或快,或早或晚,怎么不能一同到达目的地呢?”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地走个不停,那么即使瘸了腿的甲鱼也能走千里；土堆积起来没完,山丘也能够堆成；堵塞水源,开通沟渠,即使是长江、黄河也会枯竭；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是六匹千里马拉车也不能到达目的地。至于人的资质,即使相距悬殊,难道会像瘸了腿的甲鱼和六匹千里马那样悬殊吗?然而瘸了腿的甲鱼能够到达目的地,六匹千里马拉的车却不能到达,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路程即使很近,但如果不走就不能到达；事情虽然很小,但不做就不能完成。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

遵守法度,而且尽力遵行的,是学士；意志坚定,而又亲身实践的,是君子；思虑敏捷而智慧又永不枯竭的,是圣人。人没有礼法,就会无所适从；有礼法,却不知其意义,就会局促不安,遵循礼法而又深明事类,精确把握它的具体规则,然后才能温和可亲,得心应手。

礼法,是用来端正自身的行为的；老师,是用来正确解释礼法的。没有礼法,怎么能够端正身心呢?没有老师,又怎能知道礼义是正确的呢?礼法怎样规定就怎样去做,这就是性情习惯于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理智顺从老师。性情习惯于遵礼而行,理智顺从老师,这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了礼法,就是无视法度；违背了老师,就是无视老师。不遵照老师的教导,违背礼法,喜欢自以为是,这就好像用盲人去分辨颜色,用聋子去分辨声音,除了胡说妄为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所以,学习就是学礼法,老师要以身作则,而且又要安心于这样做。《诗经》说：“不知不觉,顺应天帝的法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端正谨慎而顺从兄长,就可以称为好少年了；如果还好学上进,谦虚敏捷,那就没有人能超过他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了。苟且偷安,懒惰怕事,没有廉耻而又贪图吃喝,就可以称为坏少年了；如果还放荡凶暴,不顺从长者,险恶害人,这就叫做凶险的少年了,这样的人即使遭受刑杀,也毫不可惜。

尊敬老人,那么青壮年便会归附；不轻侮处境艰难的人,因而明通事理的人便都会来聚集；暗中做好事,施惠不图报答,这样贤人和不贤的人都会归向你,人有这三种好德行,即使有天大的过失,恐怕上天也不会让他大祸临头吧。

君子对利益的追求不斤斤计较,他能较早的避开祸害,惶惧不安的避免耻辱,他对于道义的奉行是勇往直前的。

即使身处贫困,君子志向是远大的；即使身处富贵,体态容貌却非常恭敬；即使生活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即使劳累疲乏,但容貌依然端庄；发怒的时候也不过份地处罚人,高兴时也不过份地奖赏人。君子虽然受到贫穷,但志向是远大,这是因为他要尊重仁德；虽然得到富贵,可是容貌是谦恭的,这是因为他不依势作威；虽然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这是因为他明通道理；虽然身体劳累,但容貌依然端庄,这是因为他爱好礼仪,注重礼节；发怒时、高兴时的赏罚不过度,这是因为礼法战胜了私情。《尚书》说：“不要有所偏好,要循古代圣王的正道；不要有所偏恶,遵循古代圣王的正路。”就说的是君子能用公理正义战胜个人的欲望。

 

 

仲尼篇第七

【注释】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1),言羞称乎五伯(2)。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3)；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4),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5),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6),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7),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8)。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9)；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10)。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11),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12),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13),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14),武王诛二(15),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16)；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17)；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18)：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19),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20)。”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21),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22),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23)；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24)。是何也?则堕之者众(25),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26)；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27),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28)。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注释】

(1)竖子：童子。

(2)五伯：“伯”通“霸”,即指春秋五霸。

(3)杀兄而争国：只为了争夺王位,让人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

(4)般乐奢汏：纵情作乐,奢侈放纵。

(5)诈邾袭莒：欺骗邾国,袭击莒国。

(6)倓然：一见之下,形容安然不疑。

(7)这句话是说：起初,管仲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管仲曾经用箭射伤齐桓公的事情。

(8)大决：英明的决断,伟大的决断。

(9)距：通“拒”,抵抗,反对。

(10)大节：关键。

(11)綦：极。文理：指礼仪制度。

(12)乡：通“向”,趋向,追求。

(13)委然：有文采。

(14)四：指密、阮、共、崇四个小国。

(15)二：指纣王和妲己。

(16)僔：通“撙”,谦恭地后退。

(17)嗛：通“谦”,谦虚。

(18)详：详明。

(19)徒处：独处。

(20)出自《诗经·大雅·下武》。

(21)大重：高的官职。

(22)同：和协。

(23)节：适度,适当。

(24)竟：完毕。

(25)堕：通“隳”,毁坏的意思。

(26)伐：自夸,自诩。

(27)辟：读“譬”音。

(28)经：通“缢”,上吊自杀。

【译文】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淫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爱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

 

 

儒效篇第八

【原文】

大儒之效：武王崩(1),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2),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3)。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4),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5),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6)；以弟诛兄而非暴也(7)；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8)：“儒无益于人之国。”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9)；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10),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11),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12),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13)。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4)。’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15)。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16),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17),序五种(18),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19),以相耻怍(20),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21),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22)。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23),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24)。”此之谓也。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25),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26),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圆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27),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28),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29)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

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30),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埶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31)。”此之谓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32)。”此之谓也。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33),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34),指其顶者愈众。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35)。”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36)；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37),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38),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39),分分兮其有终始也(40),猒猒兮其能长久也(41),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照照兮其用知之明也(42),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43),绥绥兮其有文章也(44),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45),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46)：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47)：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48)。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49),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50),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51),至泛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52)!”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53),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54)。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55),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56),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57)。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媿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58)。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59),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60),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61)；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62),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63),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64)；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65),一朝而伯(66)。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67)；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68),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69)。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70)；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71),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72),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73),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74),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75)。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76)。”此之谓也。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77),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78),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79)。人伦尽矣。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80)。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81)。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注释】

(1)崩：古代为避讳,称天子死为“崩”。

(2)这句话是讲：由于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担心天下动乱,他代行天子之职,当成王长大后,又归位给成王的事。

(3)倍：通“背”,背叛。

(4)冠：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要加冠礼,表示成年。

(5)乡：通“曏”以前,从前。

(6)枝：旁支。古代指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因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所以称为“支”。

(7)诛兄而非暴：指评定管叔的叛乱。

(8)孙卿子：即荀子。

(9)编；列次。这里指编户口。

(10)漏：通“陋”。

(11)粥：通“鬻”,卖的意思。

(12)不：通“罘”,捕兽的工具。

(13)讙：喧哗,这里指回答的很一致。

(14)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15)比：按照。

(16)人之所以道也：人所应遵循的准则。

(17)硗：指土地贫瘠。

(18)序五种：根据土地的好坏区别种植五谷。

(19)荐：通“践”。

(20)以相耻怍：互相诋毁。

(21)惠施：名家代表,战国时期宋国人。邓析：春秋时期郑国人。

(22)偻指：屈指算来,指很快能够说清。

(23)戆陋：指人愚蠢。

(24)出自《诗经·小雅·何斯人》。

(25)敦慕：勉励,尽力去做。

(26)混然：混混沌沌。

(27)胥靡：空无所有。

(28)溢：通“镒”,古代的度量单位,黄金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29)偻售：快速的卖出。

(30)比周：结党营私。

(31)出自《诗经·小雅·鹤鸣》。

(32)出自《诗经·小雅·角弓》。

(33)辟：通“譬”,譬如。

(34)伛伸：曲背。

(35)出自《诗经·小雅·采菽》。

(36)桥：通“矫”。

(37)要时：把握,抓住时机。

(38)正：通“政”,政事。

(39)严严：威严。

(40)分分：坚定。

(41)猒猒：安然的样子。

(42)照照：光明的样子。

(43)修修：有条理的样子。

(44)绥绥：安泰的样子。

(45)熙熙：和乐的样子。

(46)隐隐：忧郁的样子。

(47)管：关键。

(48)诗书礼乐：指儒家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礼记》《乐经》。

(49)臧；善。

(50)扆：古时候,宫殿中门与窗户之间的屏风。

(51)太岁：即木星。

(52)恶：疑问词,何。

(53)易乡：倒戈相向。

(54)武：指《大武》；象：指《象舞》,二者都是周朝时的舞蹈。《韶》与《护》都是周以前就有的舞蹈。

(55)至；同“致”。到达。

(56)笞棰：打击。

(57)稽：考核,验证,这里指考核的标准。

(58)子弓：即冉雍,孔子的弟子。

(59)逢衣浅带：穿着宽松的衣服,束着宽阔的腰带。

(60)缪：通“谬”,错误。

(61)杀诗书：降低诗书的地位。

(62)揜：同“掩”。揜其口：糊口的意思。

(63)长子：显贵的人。

(64)儗作：惭愧,疑惑。

(65)举错：举措。

(66)伯：通“霸”,称霸。

(67)妄：虚妄。

(68)云能：有才能。

(69)论：决断。

(70)隆性：扩大,发展自己的本性。

(71)注错：错置的意思。

(72)六指：指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

(73)耨耕：耕种。

(74)反：通“贩”。

(75)靡：接触。积靡：长时间接触。

(76)出自《诗经·大雅·桑柔》。

(77)污漫：污秽。

(78)忍：克制。这里指克制自己的欲望。

(79)检式：法度,标准。

(80)坛宇：指范围,界限。防表：指标准。

(81)不二后王：同后王一致。

【译文】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他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些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贪图王位。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残暴。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所以,周公以“枝子”的身份代替嫡长子的王位这不算超越礼规,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如果不是圣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如果君主任用他,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老百姓。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歪门邪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怎样呢?”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昭王说：“讲的好!”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

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反之,就不做,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反之,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诗经》上说：“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回答道：那只有通过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所以说,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诗经》上说：“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诗经》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中说：“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

什么叫做专一?答：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神明与稳固?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多么伟大啊,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答道：“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

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工匠的儿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

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诗经》上说：“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人的类别是：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

 

 

富国篇第十

【原文】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2),生也(3)。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4)；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5),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6)。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7),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8),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9)。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10),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11),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12),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13)。”此之谓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14),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15),士皮弁服(16)。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17),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18),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19),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21)。”此之谓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22),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23),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24),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25),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26)!”此之谓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27)；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28)；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29)：有掎絜伺诈(30),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31)。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32)。”此之谓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33),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34)。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35)。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36)；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37),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38),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39),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40),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41),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42),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43),汸汸如河海(44),暴暴如丘山(45),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46)。”此之谓也。

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47),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48)。”此之谓也。

垂事养民(49),拊循之(50),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51),夏日则为之瓜麮(52),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53),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偷偏者也(54)。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55),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56)。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57)。”此之谓也。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58),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59),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60),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61)。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观国之治乱臧否(62),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62)。其候缴支缭(63),其竟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64),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65),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66),是辱国已。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67)：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68),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69),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70),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71),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72),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73)。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74),致忠信,期文理(75)。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76)；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77)。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硕(78),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79)。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80)。”此之谓也。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81),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82)；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83),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挠腘(84),君卢屋妾(85),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86)。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谓也。

【注释】

(1)数：自然的道理。

(2)知：通“智”。

(3)生：读“性”。

(4)县：悬殊,差别。

(5)同物：同类。

(6)官：通“管”。

(7)树事之患：事业就难以建立。

(8)内：通“纳”。

(9)臧：通“藏”,收藏。

(10)易：治理。

(11)秽：荒芜。

(12)纠譑：收取。

(13)《康诰》：《尚书》的一篇。

(14)袾：通“朱”,红色。裷：通“衮”指龙袍。

(15)裨：诸侯卿大夫觐见天子时候所穿的一种礼服。

(16)皮弁：用白鹿皮做的帽子。

(17)揜：通“掩”。

(18)劬：劳苦,劳累。

(19)黼黻文章：指礼服上的花纹,黑白相间的称作黼,青黑相间的为黻,青红相间的威文,红白相间的为章。

(20)观：多的意思。

(21)出自《诗经·大雅·棫朴》

(22)制：禁止。

(23)材：通“裁”。

(24)出死断亡：免去死亡。

(25)藩：通“蕃”,繁盛。

(26)出自《诗经·小雅·黍苗》。

(27)功：完成,成功。

(28)长：长久,长寿。

(29)不然而已：不惟如此而已。

(30)有：读“又”。掎：偏引,牵制。絜：悬持。

(31)靡敝：败坏。

(32)出自《诗经·大雅·抑》

(33)屮：音读“草”。

(34)将率：将帅,主管军政民政。

(35)昭昭然：忧虑不安的样子。

(36)剸：通“专”,独用,独享,独占。

(37)鳣：即黄鳝。

(38)堕：通“隳”,诋毁。

(39)敖：通“嗷”,愁苦。

(40)嚽：通“啜”。

(41)錭：通“雕”,雕刻。

(42)渐：加重。

(43)浑浑：水流的样子。

(44)汸：通“滂”,汸汸：水多的样子。

(45)暴暴：指发动得很突然。

(46)出自《诗经·周颂·执竞》。

(47)萃：通“悴”,困顿。

(48)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

(49)垂事：发布政令。

(50)拊循：抚慰。

(51)饘粥：古代的粥,浓的为饘,稀的为粥。

(52)麮：煮麮粥。

(53)傮然：杂乱的样子。

(54)偷偏：苟且偏激。

(55)宛喝：中暑的意思。

(56)均辨：均平。

(57)出自《尚书·康诰》。

(58)不类：不依法。

(59)申重：反复告诫,强调。

(60)潢然：水大的样子。

(61)利之：取之以为利。

(62)臧否：好坏。

(63)疆易：边界。

(64)支缭：委曲巡警。

(65)露：败坏。

(66)便嬖：受到君主宠幸的左右的小臣。

(67)轫：柔,这里指怠慢。僈：通“慢”。楛：不坚固。

(68)陵：严明,严格。

(69)已：不许,不答应。诺：许,答应。

(70)县鄙：古代百家为一鄼,五暂为一鄙,五鄙为一县。

(71)窌：地窖。

(72)等赋：按照等级征收赋役。

(73)菜色：饥饿。

(74)蹶：倾倒。

(75)伉：通“亢”。

(76)期文理：守法度。

(77)聚：众多的意思,这里指军队。

(78)麷：麦芽。若拨麷：指很轻易地做到。

(79)圭璧：用来修好的礼物。

(80)旗翼：分别指二十八星宿中的两个。

(81)出自《诗经·曹风·尸鸠》。

(82)单：通“殚”,用尽。

(83)畔：通“叛”,背叛,背信。

(84)婴：系在脖子上。

(85)诎要挠腘：弯腰,屈膝。

(86)君卢屋妾：指态度很恭敬。

(87)乌获：秦国的大力士。

【译文】

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没有固定的用处,却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爱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爱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淫、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性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样,敬爱他就像敬爱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爱,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淫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爱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奸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爱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爱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爱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

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凡是进攻别国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谋取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

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爱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

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邦交仍然不能建立；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团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霸篇第十一

【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1)；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2),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3)。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4)。絜国以呼礼义(5),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6),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7),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8)；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9),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10),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11),武王以鄗(12),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13),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14),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15)。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16),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17),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18),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19)。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20),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21),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22)。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23),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24)；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25)。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26)。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27),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28)。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29)。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30),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31)。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32)。”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33),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34),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35),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36)。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37),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38),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39)；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40)。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41),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42),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43)。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44)。”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45),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46)。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47),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48),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49),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50),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51)；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52),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53),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54),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55)；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56),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57),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58),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59)。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60),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61),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62),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63),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64)?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65)。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66)。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67),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68)。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69)。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70),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71),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72),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73),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74),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75),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76),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77),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78),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79),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80),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81),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82),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83),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84),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85),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86)。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87),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88)。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89)。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注释】

(1)利用：最便利的工具。

(2)綦：极。

(3)齐愍：齐国的国君,后为淖齿所杀。宋献：宋国国君,为齐闵王所灭。

(4)白：明白。

(5)絜：约束。

(6)擽然：形容势头非常坚固。

(7)乡：通“向”。

(8)綦：根基,基础。

(9)济：成功。

(10)案：这里是语气词,没有实际意义。

(11)亳：商朝的都城,在今河南境内。

(12)鄗：同“镐”,西周的都城,在今陕西境内。

(13)奏：通“凑”,聚集。

(14)利败：得失成败。

(15)五伯：即指春秋五霸。

(16)齺然：形容牙齿上下相对,这里是配合得很好的意思。

(17)殆：危及。

(18)修正：整治。

(19)析：离散。

(20)诎：通“屈”,屈服。

(21)槁：枯叶。

(22)稽：验证。

(23)错：通“措”,放置。

(24)薉：通“秽”,荒芜。涂薉：道路荒芜。

(25)谁子：谁人。

(26)积：长久积累。

(27)一朝之日：形容时间短,这里是易变的意思。

(28)安：语气词,无实意。

(29)固：破败。

(30)粹：纯粹,完全。

(31)诬：欺骗。

(32)这几句不见于现在版的《诗经》,是佚诗。

(33)臭：气味。

(34)辨：治理。

(35)校：计数。

(36)安燕：休息。

(37)论：择取,选择。

(38)宿：处,守的意思。

(39)官人：任用人。

(40)臧获：奴婢。

(41)官施：官用

(42)竭：穷尽。

(43)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44)蜂门：即逢蒙,后羿的徒弟。

(45)驭：通“御”,驾车。

(46)知：通“智”,聪明。

(47)谢：通“榭”。

(48)挟：通“浹”,周全,完备。

(49)侈离：不遵守法度。

(50)愉：通“愈”,超过,胜过。

(51)无偏：不偏袒。

(52)还：复,又。

(53)衢涂：十字路口。

(54)罢士：行为不端正,没有德行。

(55)上偏：指偏于有治法。

(56)厚：多的意思。

(57)豪末：通“毫末”。

(58)孤独鳏寡：老而无妻的人称鳏,老而无夫的人称寡,老而无子的人称孤,有而无父的人称独。

(59)总方：总揽国事。

(60)平：同“祥”。

(61)尺寸寻丈：古代的度量单位。

(62)政：通“正”。

(63)有：通“又”。

(64)以上几位皆是古代有名的贤臣。

(65)道：实行。

(66)守少：指任贤恭已,自己管理的少。

(67)齐：齐全,齐备。

(68)一：主要的事。二：指各式各样的小事。

(69)辟：通“譬”。

(70)要：主要,要领。

(71)指：要旨。

(72)分：职务。

(73)修：通“循”,遵循。

(74)先：引导,倡导。

(75)赏：通“尚”。

(76)辩：通“辦”,置办。

(77)不愉：同“不偷”,不苟且偷生。

(78)突盗：欺凌盗窃。

(79)悖：乱的意思。

(80)适人：对待人。

(81)威：作威。

(82)啖啖：贪得无厌的样子。

(83)匈中：即胸中。

(84)故：与“诈”同意。

(85)制：职分。

(86)征：征税。

(87)楛：粗劣。

(88)匮：缺乏,匮乏。

【译文】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阴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阴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但没有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险就君主就不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就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治稳定,国家就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而不在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好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妙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实现这五种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指使别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让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玄虚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

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阴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强国篇第十六

【原文】

刑范正(1),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2),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3),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4),刎牛马,忽然耳(5)。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6)。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义则修,分义则明(7),举错则时,爱利则形(8)。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9),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聚,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10),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11),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12),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13)：“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14)。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主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15),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16),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荀卿子说齐相曰(17)：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18),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埶,亶有之矣(19)。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埶,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争夺贪利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今巨楚县吾前,大燕鰌吾后(20),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21),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曷若两者孰足为也!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22),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23)。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譬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24),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25)。今已有数万之众者也,陶诞比周以争与(26)；已有数百里之国者也,污漫突盗以争地；然则是弃己之所安强,而争己之所以危弱也；损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余。若是其悖缪也,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辟之(27),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愈务而愈远。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入穴而求利也(28),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29),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30)。”此之谓也。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31),此所谓力术止也。曷谓乎威强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32),国举焉(33),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34),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35),是乃使雠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36),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37)。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38),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39),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40),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应侯问孙卿子曰(41)：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42),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43),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44),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45)。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46),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47)。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48)。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49),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50),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51),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52),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53)。”此之谓也。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天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54),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55)。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56)；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

【注释】

(1)刑范：铸剑的模子。

(2)火齐得：火候和配料得当。

(3)厉：通“砺”,原意是磨刀石,这里是磨的意思。

(4)劙：切割。

(5)忽然：形容轻而易举。

(6)婴：通“撄”,触犯。

(7)分：名分,上下之间的分别。

(8)形：通“刑”,有法则。

(9)黭然：突然到来,突然出现。

(10)讙敖：喧闹。

(11)比周：拉帮结伙。

(12)子发：即指楚宣王。

(13)致命：即指回来后向君主汇报情况。

(14)固；虚伪矫情。

(15)博：取得成功。

(16)堕：通“惰”,懈怠。

(17)齐相：这里指孟尝君田文。

(18)并：摒弃。

(19)亶：诚然。

(20)鰌：凌迫,钳制。

(21)四、三：这里是虚指,是国家分裂的意思。

(22)倜然：高举的样子。

(23)反然：改变的样子。

(24)而往：以上。

(25)修政：修正。

(26)陶诞：欺诈。

(27)辟之：譬如。

(28)入穴：古代利用挖地道攻城的战术。

(29)歾：通“刎”。歾颈：自杀的意思。

(30)出自《诗经·大雅·板》。

(31)諰諰然：忧惧的样子。

(32)楚父：指楚怀王。

(33)国举：指秦国攻破楚国都城。

(34)这两句话是讲楚国谋求雪耻的努力。

(35)案：则,这里指楚国在秦国的打击下无力反击。

(36)沙羡：地名,在今湖北境内。

(37)这几句讲秦国的威势。

(38)节威：少用威势。

(39)错：通“措”,放置,这里指不进行讨伐。

(40)假今：当今。

(41)应侯：指范雎,秦昭王的相。

(42)佻：妖艳的意思。

(43)及：到。

(44)倜然：高原的样子。

(45)諰：畏惧,害怕。

(46)驳：不纯的意思。

(47)时：即现在所讲的四季。

(48)敦比：勤于政事。

(49)县日：延续时日。

(50)补漏：不能建立功业。

(51)敬：重视,不敢怠慢。

(52)善箸：善谋。

(53)出自《诗经·大雅·蒸民》。

(54)节：调节,适应。

(55)倍：通“背”。

(56)芸：通“耘”,拔除。

【译文】

铸剑的模子平正,铜、锡的质量好,铸剑工匠的技艺高明,火候恰到好处,这样,打开模子宝剑就铸成了。但是,如果不把剑淬火,不磨砺它,它就连绳子也不能斩断；经过淬火和磨砺,即使用它切割铜器,宰杀牛马也是轻而易举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一个刚从模子里拿出来的剑一样。但如果不进行教育,不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对内不能依靠他们守卫国土,对外就不能用他们进行征战；如果教育他们,使他们协调一致,这样就会兵力强劲,城防牢固,敌国不敢来侵犯。国家也需要磨砺,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礼义。如果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如果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如果喜欢财利,诡诈多端,就会危险了；玩弄权术、阴暗狡诈,就会遭到灭亡。

有三种威严：道德的威严,严酷督察的威严,放肆妄为的威严。这三种威严,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

礼乐制度完善,道义名分明确,各种措施切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的都表现出来了。这样,百姓就会敬重上帝一样敬重君主,敬重上天一样敬重君主,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敬畏神灵那样敬畏君主。所以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奋努力,不用刑罚而君主的权威就能行使天下。这就叫做道德的威严。

礼乐制度不完善,道义名分不明确,各种措施不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都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禁止暴乱很明察,他惩处不服的人很审慎,他施行刑罚从重而守信用,他处决犯人严厉而坚决,突然地就像雷电闪击他们一样,就像墙壁倒塌压死他们一样。这样,百姓受到胁迫就畏惧,宽松时就会傲视君主,强行集中就聚在一起,得到机会就逃跑,敌人一攻打,就被敌人夺走,不用权势胁迫他们,不是用惩罚震慑他们,君主那就无法统治臣民。这就叫做严酷督察的威严。

既不爱护人民,也不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是整天干扰人民,百姓稍有不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施加酷刑,而不去调解民心。这样,人民就会背离君主,国家的灭亡,就会随时到来。这就叫做放肆妄为的威严。

这三种威严,是必须仔细考察的。道德的威严是国家安定强盛,严酷督察的威严使国家危险衰弱,放肆妄为的威严使国家灭亡。

公孙子说：“楚国令尹子发带兵向讨伐蔡国,攻克了蔡国首都,俘获了蔡圣侯,回国向楚王汇报有关情况说：‘蔡侯已经把蔡国献给楚国了,我已嘱咐了几个人去治理了。’不久,楚王向他颁发奖赏。子发推辞说：‘刚一发布告示,敌人就退却了,这是君主您的威严啊；进军攻打,敌人就退却,这是将帅们的威严啊；奋勇交战,敌人退却,这是战士们的威严啊。我不能凭借战士们的威力受到奖赏。”

荀子谴责这件事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推崇贤良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特做法,这是古代圣王的政治法则啊,是统一人民行动的措施,这是爱好善良,厌恶凶恶的反应,治理国家,必须这样做,古今是一致的。古时候英明的帝王在举办大事、建立大功的时候,大事已经完成,大功已经建立,那么君主就享有它的成果,群臣就分享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官吏增加俸禄,普通士兵增加粮饷。因此,做好事的受到鼓励,做坏事的受到制止,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因此各种事情能办成而功业名声伟大卓著。如今,子发偏偏不是这样,他违反了古代圣王的治国法则,扰乱了楚国的法制,打击了有功的臣子,使受到奖赏的人惭愧,虽然他没有侮辱他的家族,却压制了他的后代,而独自的以为这是个人最大的廉洁,他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

荀子对齐国的相国说：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而天下没有人怨恨,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那么,曾经富裕得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势,但现在要求做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办到,夏桀、商纣王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远远及不上实施制服别人的法则。

君主和相国用权势来制服别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才能的就认为有才能,没有才能的就认为没有才能,屏弃自己的好恶,必定要实行公道,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现在,相国,您上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下能独揽国家的大权,相国已经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驾驭这制服别人的权势,实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寻找品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君子推荐给君主?您和他一起参与国家政事,端正是非,如果这样,国内还有谁敢不按礼仪去做呢?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按照礼仪做的,那么天下的人谁不想使行动符合礼义?贤良得人都愿意在相国的朝廷里做事,能干的人都愿意在您手下做官,喜好利益的人民没有不愿意归顺齐国的,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可是相国却抛弃了这制服别人的方法不用,只是采用这世上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么君主的后妃作乱宫廷,奸诈的臣子作乱于朝廷,贪官污吏就会在官府捣乱,群众百姓都会把贪图私利互相争夺作为习俗,难道像这样就可以维持国家了吗?现在庞大的楚国摆在我们的前面,强大的燕国紧逼在我们的后面,强劲的魏国牵制了我们的西面,西面的领土虽然没有断送,也危险得像根细绳一样了,楚国则还有襄贲、开阳两个城监视着我们的东面。这样,如果有一个国家图谋进攻我们,那么齐国就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就像使借别国的城池一样,肯定会被天下的人耻笑。怎么办呢?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和不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可行呢?

“那夏桀、商纣,是圣明帝王的后裔子孙,是拥有天下人的后代,是权势帝位的占有者,是天下的宗主；土地广大,方圆上千里,人口众多,要用亿万来计数；但不久,天下人便都离开了夏桀、商纣而投奔商汤、周武了,很快地都憎恶夏桀、商纣而尊崇商汤、周武王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夏桀、商纣为什么失败而商汤、周武王为什么成功呢?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夏桀、商纣喜欢做人们所厌恶的事情；而商汤、周武喜欢做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人们所厌恶的是什么呢?是互相欺诈、争抢夺取、贪图私利。人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现在的君主,常常把自己比作商汤、周武；如果看看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却和夏桀、商纣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想求得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么?

所以凡是获得胜利的,必须利用人民；凡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必须遵从了正确的法则。这正确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所以,拥有的人口在四五万以上的国家,能够强大取胜,这不是人口众多的力量,就贼于崇尚忠信啊,拥有的领土在方圆几百里以上的国家,能够安定稳固,并不是靠了国土宽广的力量,重要的在于搞好政治啊。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万人的国家,却还要用谎言欺诈、结党营私去争取盟国；已经拥有了方圆数百里的国家,却还要用欺诈、侵犯去争夺土地。这样就是抛弃让自己安定强大,争取使自己危险衰弱办法；这是在损害自己的守信用和搞好政事等不足的方面,而在增加自己所多余的东西。他们这样错乱荒谬,却还想追求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吗?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挽救上吊的人却拉他的脚一样,这样的主张肯定行不通,只会越走越远。

做臣子的,不顾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苟且得到利益就行了,这就如同用攻城的大车去钻地道来求利一样,仁人以此为耻,是不去做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安定更快乐；但用来保养生命、取得安乐的途径,没有比遵行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知道珍重生命、喜欢安定而抛弃礼义,这就好像是想长寿而割断脖子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人民,国家就能安宁,喜欢士人,就获得荣耀,这两者一样都不具备,就会灭亡。《诗经》上说：“贤良才能之士就是那屏障,大众百姓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而实行礼义的方法。这说的是什么呢?这说的是秦国。它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土地广大超过舜、禹,然而它的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常常提心吊胆,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就是所说的要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

为什么说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商汤、周武,只能驱使拥护自己的人。现在楚怀王死在秦国,国都郢也被秦国攻克,楚王背着三个先王的神主牌位,躲避在陈、蔡之间,寻找可乘之机,总想跨着大步去践踏秦国的腹地；然而,现在秦国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被自己的仇敌任意驱使。这就是所说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

怎么说是比舜、禹还要广大?

古时候,各个帝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领地没有超过千里的。现在的秦国,南有沙羡及其周围一带,这是长江以南了；北与胡、貉相邻；西边占有巴、戎；东边占有楚国的土地和齐国交界。在韩国境内,已经越过了常山,占有了临虑；在魏国,已经占据了围津,距离大梁只有一百二十里了；在赵国,已经占有了灵丘,盘踞在松柏丛中的要塞上,背靠西海,东面以常山作为屏障,这就是土地遍及天下啊。这就是所谓的比舜、禹还要广大。秦国的威势足以震慑天下,它的强大足以打败了中原各国,但是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啊。

这样的话,那秦国该怎么办呢?节制武力而回到文治上来,然后任用正直诚实、德才兼备的君子来治理天下,并同他们一起参与国家政事,辩证是非,处理曲直,听政于咸阳,顺从秦国的就不干涉,不顺从的就去讨伐它。如果这样,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需出征国外,而政令也能实行天下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在国境以外修筑明堂而使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办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努力扩张领土不如增加信用啊。

应侯问苟子：“到秦国看见了什么?”荀卿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土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儒者吧。所以,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积累微小,每月胜不过每天,每个季度胜不过每个月,每年胜不过每个季度。一般人喜欢怠慢小事,大事来了,才努力去做。这样,就常常不如那些努力去处理小事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事来得频繁,办理小事的时间就多,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大；大事到来得稀少,办理大事的时间就少,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小。所以珍惜每一天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珍惜每一季度的君主就能称霸诸侯,出了漏洞再去补救的君主就危险了,一切时间都荒废掉的君主就会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慎重地对待每一天,称霸诸侯的君主重视每一个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陷入危险以后君主才为它担忧,亡国的君主到了国家灭亡以后才知道会灭亡,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要死。亡国的君主造成的祸害和破坏,多到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所作的好事是明显可见的,可以按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就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财物宝贝以大为贵,政教功名却与此相反,能积累微小事情的人会很成功。《诗经》上说：“道德轻得像毛发,可是很少有人能举起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说来,奸邪之人之所以能兴起,都是由于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的缘故。道义,就是限制人们作恶和行奸的。如今,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这样,老百姓就会有放弃道义而趋附奸邪了,这就是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君主,就好像是回声应和声音,影子类似本体一样。所以做君主的,一定要慎重地对待道义。道义,对内适合于人,对外适合于万物；对上可以使君主安定,对下可以调和民众,内外上下都能调节,这是道义的实质啊。这样,凡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道义是最根本,其次是守信。古时候,夏禹、商汤立足道义、努力守信,天下大治；夏桀、商纣抛弃道义、不讲信用,因而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要慎重地对待礼义,务求忠诚守信,然后可以安定天下。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

如果厅堂还没有打扫,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余暇去铲除郊外的野草了,锋利的刀锋触到胸口,那么眼睛就顾不上看飞来的箭了；利矛砍向头顶,那么就顾不上十只手指会被砍断的危险,而去抵挡了。这并不是不看重郊外的杂草、暗箭、手指,而是因为痛痒缓急之间的先后差别。

 

 

礼论篇第十九

【原文】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1),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2)。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3)。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4),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5),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6),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7)；寝兕持虎(8),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9)!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10),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11),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礼有三本(1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13)；君师者(14),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15),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16),诸侯不敢坏(17),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18),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19),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20),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祭,齐大羹而饱庶羞(21),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22),夫是之谓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发齐也(23),太庙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丧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丧,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也,县一钟(24),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凡礼,始乎梲(25),成乎文,终乎悦校(26)。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27)。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28)；其理诚高矣,暴慢恣孳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29)。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30),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31)。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32)。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墨,并行而杂(33),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鹜不外是矣(34)。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挟(35),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36)。”此之谓也。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37)。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38),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39)。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40),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41),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42),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43),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44),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45)。紸纩听息之时(46),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矣,然而殡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后作具之(47)。故虽备家必踰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48)。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朝卜日,月夕卜宅(49),然后葬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设饰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义也。

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50)。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尒则翫(51),翫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52),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53)。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54)。故文饰、麤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55)。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恶、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麤恶也,不至于瘠弃(56)；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57),是礼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外是,奸也；虽难,君子贱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相高以毁瘠(58),是奸人之道,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将以有为者也。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謷笑(59)、哭泣、谛号(60),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刍豢、稻梁、酒醴,餰鬻(61)、鱼肉、菽藿、酒浆,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食饮者也。卑絻、黼黻、文织,资麤、衰绖、菲繐、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62),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63),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64)；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65),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66)。”此之谓也。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67),终始一也。始卒,沐浴、鬠体、饭唅(68),象生执也。不沐则濡栉三律而止,不浴则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设瑱,饭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术矣。设亵衣(69),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名不见而柩独明矣。荐器(70)：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71)、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无帾丝歶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72)。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73),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74),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75)。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76)、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时,则必反铅(77)；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焦之顷焉(78),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将由夫愚陋淫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79)。

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80)。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无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以为杀(81),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82)。是百王之所同也,古今之所一也。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83),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84)。”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85),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86)；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亲也,将举措之,迁徙之,离宫室而归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87),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以容事(88),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曲容备物之谓道矣。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89)。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90),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91),汋桓箾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92)。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

【注释】

(1)无度量分界：没有确定的限度和界限。

(2)穷：穷窘。

(3)屈：竭尽。

(4)香：原作“盉”,通“和”。

(5)黼黻文章：指礼服上的花纹,黑白相间的称作黼,青黑相间的为黻,青红相间的威文,红白相间的为章。

(6)路：通“辂”,天子乘坐的大车。

(7)信：凭证,信符。

(8)持：同“跱”,蹲着。但是也有人说应为“特”的误写,是指雄性的动物。

(9)要节：约束。

(10)说：通“悦”。

(11)两：指上下。

(12)本：本源,基础。

(13)类：族类。

(14)君师：即君长。

(15)偏亡：缺少其中之一。

(16)天：把……当作天。

(17)坏：破坏,这里只破坏始祖的祭庙。

(18)郊：这里指天子祭天。

(19)事七世：侍奉七代祖先。

(20)大飨：这里指祭祀祖先。

(21)大羹：指不放盐梅的肉汁。

(22)大：读“太”。

(23)大昏：大婚礼。

(24)县：通“悬”。

(25)梲：一说“脱”,疏落的意思。

(26)校：通“恔”,满意,称意。

(27)贰：背离。

(28)辟：通“僻”。

(29)队：通“坠”,坠落。

(30)足：重视。

(31)特：只是,仅仅是。

(32)以隆杀为要：这里是指礼的厚薄要适当。

(33)杂：相互交错,相互配合。

(34)厉鹜：形容速度很快。

(35)方皇：读“彷徨”。

(36)出自《诗经·楚茨》。

(37)谨：谨慎,严谨。

(38)臧谷：奴仆和小孩。

(39)瘠：薄的意思。

(40)七重：应该为“十重”之误。

(41)翣菨：棺木的装饰。

(42)通国：通好的国家。

(43)刑余：被赦免死罪的人。

(44)衰：通“縗”,古代的一种丧服。

(45)相厌：相当,相合。

(46)紸：安放。纩：新的棉絮。这里指用新的棉絮察看人临死前还有没有气息。

(47)作具：做预备。

(48)不损五十日：不少于五十日。

(49)月夕：月末,月底。

(50)平：指从悲痛中恢复。

(51)尒：通“迩”,近。翫：漫不经心。

(52)严：指君王。亲：指父母亲。

(53)优：协调。

(54)行义：道义。

(55)御：进用。

(56)弃：废弃。

(57)慑：悲伤,悲痛。

(58)毁：是指居丧期间悲伤过度伤害身体。

(59)謷：开玩笑。

(60)谛号：古时有泪无声为哭,有声的哭为啼,大声的哭为号。

(61)鬻：通“粥”。

(62)这些都是吉凶之礼居住的设施。

(63)顺比：顺从。

(64)材朴：指木材还未经过加工。

(65)性伪合：本性与人为相合。

(66)出自《诗经·周颂·时迈》。

(67)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就是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68)唅：指下葬前,塞在死人口中的珠宝粮食等。

(69)亵衣：内衣。

(70)器：即明器,是随葬的器物。

(71)圹：墓穴。

(72)茨：茅草盖的房子。

(73)诔：哀悼死者,记述其功德的文字。

(74)群：族群。

(75)适：往。

(76)苴杖：哭丧使用的手杖。

(77)反：通“返”。

(78)啁焦：小鸟悲鸣的声音。

(79)舍：除去葬服。

(80)期：周年。

(81)缌：细麻布做的衣服。

(82)隆：厚的意思。

(83)貌：臣民恭敬的样子。

(84)出自《诗经·大雅·泂酌》。

(85)食：通“饲”,供养。

(86)社：指土神。稷：指百谷之神。

(87)繇：通“遥”,推迟。

(88)须：待,停留。

(89)唈僾：心情郁闷的样子。

(90)惆然：惆怅。

(91)韶夏护武：都是古代的舞蹈。

(92)飨：通“享”,鬼神享用祭祀的东西。

【译文】

礼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人生下来就有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有所索求,如果索求无度,没有标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导致穷困。古代的圣王厌恶混乱,就制定礼仪,划分等级,节制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物资也不会因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消耗殆尽,为了物资和欲望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

所以礼,就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肉类和粮食,五味调和,这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各种香木、香料,是用来满足人门的嗅觉需要的；精美的器物和华丽的服装,是满足人们视觉的需要的；各种乐器奏出动听的音乐,是满足人们听觉的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房屋,这是满足人们身体的需要的。所以,礼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

君子需要各方面的给养,又要区别给养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什么呢?贵与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的有一定的次序,贫与富、卑与尊各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天子乘坐宽阔的大辂车,那蒲席,是用来舒适身体的；放置的各种香草,是满足嗅觉需要的；涂金的横木,是满足视觉需要的；那铃声,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车子快行时,合乎《韶》、《护》的音律,这是满足听觉需要的；天子龙旗挂有九根飘带,是显示天子神气的；车轮上的卧犀、蹲虎,鲛鱼皮制做的马肚带,丝织的车帘,车耳上龙图,是显示天子威势的。所以,天子乘坐的大辂车的马匹必须是训练有素,而且一定要非常驯服,这是为了保护天子的安全。谁懂得那舍生以求名节的人正是用来保养生命的呢?谁懂得花费钱财正是为了保养钱财的呢?谁懂得恭敬谦让正是用来为了实现安定不乱的呢?谁懂得那礼义规范和仪式是用来培养情操的呢?所以,如果人们只看见生,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死；如果只贪图私利,这样的人—定会遭到祸害；如果只是喜欢松懈懒惰,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危险；如果只喜欢纵情享乐,这样的人一定会遭到灭亡。因此,如果人用礼义规范自身,那么,礼义与性情二者就能兼得。如果随性而为,那么两者都会丧失。所以,儒家可以使人两者兼得,而墨家则会使人两者兼失,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区别了。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先祖是宗族的根本；君主是治国的根本。没有天地,人怎么生存?没有先祖,人从哪里来?没有君主,天下怎么太平?这三者缺少一个方面,天下就无法安宁。所以,礼上用来祭天,下用来祭地,尊崇先祖而推崇君主,这是礼的三个根本。

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把开国之君与天一起祭祀,诸侯不敢毁坏始祖的祀庙,士大夫有永恒的宗法,这是用来尊重各自宗族的始祖的。尊重始祖,是道德的根本。郊外祭天是天子的权限,社祭只有诸侯以上的才能奉行,祭祀路神则是向下延及到士和士大夫,这是用来区别尊贵卑贱的,只有尊贵的才能祭祀尊贵的,卑贱的只能祭祀睥贱的,应当大的就大,应当小的就小。所以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七代祖先,诸侯可以祭祀五代祖先,拥有五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祭祀三代的祖先,拥有三十里封地的士可以祭祀两代的祖先,靠双手维持生活的普通百姓不能建立祖庙祭祀祖先。这是为了区别功绩大的,他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大,功绩小的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小。

在太庙祭祀祖先,要在樽里盛上清水,俎上放置生鱼,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汤,这是尊重饮食的本源。四季时的祭祖,以清水樽为最高祭品,供上清水,再献上薄酒,先献上五谷杂粮,而后再供上熟米饭；每月的祭祀,进献不加调味的肉汤,供上各种美味的食品,这既尊重饮食的本源,也是便于祖先食用。尊重饮食的本源叫做礼的形式,便于食用叫做合乎常理,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礼仪制度,从而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就叫做最隆重的礼。所以,酒杯里供上清水为酒,俎上放置生鱼,豆中先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汁,这都是上等的祭品,这种做法与太古时代的情况是相一致的。祭祀完毕,樽里的酒不倒尽；丧礼结束后,俎上的生鱼不品尝；三餐之后,不进食；这也是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举行大婚还没有去迎亲时,祭祀太庙而尚未使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还没有进入太庙时,人刚刚死去还没有换上寿衣时,这些都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天子祭天时大车上素色的丝帘,郊祭时用的麻布帽,丧服中腰间系的麻带,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三年服丧,哭声没有曲折,唱《清庙》颂歌,—个人领唱而三人和唱,奏乐时悬挂一口钟,也崇尚使用拊、膈、瑟等乐器,还在瑟底通孔,使瑟音低沉。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

一切的礼,开始时简略,以后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令人称心如意的地步。所以,最完备的礼,能够使感情和礼的仪式发挥的淋漓尽致；其次的是,或者感情胜过仪式,或者仪式胜过感情；再其次,就是又回到了太古时代的情况,它就只注重质朴的感情了。天地由于它而和谐,日月由于它而明亮,四季由于它而更替有序,星辰由于它而运行正常,江河由于它而奔流不息,万物由于它而繁荣昌盛；人的喜好憎恶由于它而有节制,喜怒由于它而表现适宜；用它来治理臣民,就可以使臣民顺从,用它来规范君主,就可以使君主通达英明；世间万物怎么变化也不会混乱。但违背了它就会丧失一切。礼的作用难道不是最高的准则吗?建立完备的礼制,作为最高的准则,天下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它进行损益。这种礼制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之间互不抵触,礼的终结和开始互相呼应；礼义制度十分完备,但也有明确的贵贱等级差别,礼义制度极其细密而又合情合理。这样,天下的人顺从它,国家就治理的好,就能安定,不顺从它,国家就会陷入混乱；顺从礼的人,就能平平安安,不顺从礼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遵循礼的国家就能安定,得以保全,不顺从礼的国家就会危险,将会灭亡。礼的这些作用,小人是不能深刻理解的。

礼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那些“离坚白”“合同异”的诡辩,遇到了礼,就把它淹没掉了；礼的道理确实太伟大啊,那些擅自编造的法制和邪僻浅陋的学说,遇到了它消亡了；礼的道理确实是崇高啊,那些傲慢、放荡不羁,把轻视习俗当作高尚的人,遇到了它就要失败。所以真正把绳墨放在面前,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人了；把秤悬挂在那里,就不能以轻重行欺骗了；把圆规曲尺放置在那里,就不能以方圆欺骗人了；君子如果明察礼的内容,就不能用欺诈虚伪的手段来骗人了。所以绳墨是取直的标准；秤是取平的标准；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礼,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不遵循礼,不实行礼,就叫做没有原则人；遵循礼,又实行礼,就叫做有原则的士人。用礼指导思考,这叫做能谋虑；能够坚持礼不动摇,这就叫坚定。既能谋虑,又能坚定,又爱好礼,这就是圣人了。所以,天是最高的；地是最低的；无穷无尽,是宽广的极点；圣人是道德的极点。所以求学的人,原本就是为了做个圣人,而不是要学做不走正道的人。

礼,以财物作为行礼的费用,用贵贱的不同作为礼仪制度,以祭物的多少不同区别上下,把隆重和简省作为要领。礼节仪式繁多复杂,表达的情感欲望和所要起的作用简约,这是隆重的礼。礼节仪式简单,表达的情感丰富和欲望繁多,这是简约的礼。礼节仪式和表达的情感相互配合,并行不悖,这就是礼适中的表现。所以,君子隆重大礼,简省小礼,中等的礼适中。不论是行走、疾飞还是奔跑,君子的一切行动都不应超出礼的范围,这是君子的范围界限。如果人的活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就可以称为士君子了；超越了礼的范围,就只是普通民众；如果遵循礼而又能随意地活动,又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圣人了。因此,君子品德敦厚,是靠了礼的积蓄；君子心胸宽广,是靠了礼的深广；君子品德高尚,是靠礼的高大；英明的君子,是因为礼的透彻。《诗经》中说：“礼义完全合符法度,言行就能适当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礼,对待生死是很严谨的。生,是人生的开端；死,是人生的终结；能够按礼正确的对待生和死,那么为人之道也就完备了。所以,君子严谨的对待生与死,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原则,这是礼义的具体规定。重视人的生存但轻视人的死亡,这是尊重他有知觉,而懈怠人没有知觉,这是邪恶的人的原则,这是一种背叛。如果用这种行为来对待奴仆和小孩,君子尚且感到羞愧,更何况是侍奉君主和父母呢!死亡,只有一次而不能再来一次,臣下所以敬重君主,子女敬重父母,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所以,活着的时候,侍奉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粗野；死去后,丧葬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轻薄。君子鄙视粗野,而以轻薄为耻辱。天子的棺椁有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士的二层；其次,他们的衣服被子的多少、厚薄都有明确的规定,棺材上的装饰也都有所差别,用这些恭敬的装饰死者,使其生死始终如一,一切都适合人的愿望,这就是先王的原则,忠臣孝子的准则。天子的丧事惊动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丧礼。诸侯的丧事惊动友好国家,大夫都来参加丧礼。大夫的丧事惊动同朝的官吏,士人中的上层人物都来参加丧礼。土人中上层人物的丧事惊动整个乡里,朋友们都来参加丧礼。普通百姓的丧事,惊动本地方的人,本族的人来参加丧礼。受到刑罚制裁而受赦免的人的丧事,不准聚集同族亲属来送葬,只准许妻子儿女来治丧,棺木只能三寸厚,衣被只用三件,棺材也不能装饰,只能在黄昏时候埋葬,而不准在白天,下葬时候,亲属的穿戴要和平常一样,返家,没有哭泣的礼节,也不穿粗麻布丧服,也不按亲疏关系进行守丧,埋葬后,他的亲属都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埋葬完毕,就好像没有丧事一样,这就是最大的耻辱。

礼,谨慎地对待吉凶,两者互不混淆。当人垂危的时候,用新棉絮在他的鼻子前试探是否还有气息,就是忠臣孝子也就能确定人的生命垂危了,但这时候,还不能去准备敛葬的物品；虽然他们流着眼泪惊慌害怕,但是仍然希望他能活下来,侍奉活人的准备也没有停止；人死了,然后才开始准备。所以,即使有准备的人家,也一定要过一天才能入棺,到第三天才能穿丧服服丧。然后就可以去远方报丧,办理治丧的物品了。所以,停柩最长不能超过七十天,最短也不能少于五十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远方奔丧的人才能赶到,许多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各种事情才能够完成。这样人们的孝心就尽到了,也表达了子女的孝节,礼节仪式也就完备了。然后,白天通过占卜确定安葬的日期,晚上确定葬地,然后就可以安葬了。在这个时候,那道义上推行的事,谁又能禁止它呢?如果适宜这样做,谁又能要求停止不做呢?所以,三个月期限的葬礼,它是用三个月的时间仿效生前的陈设来装饰死者,这并不是为了留下死者来安慰活着的人,而是为了表达尊重怀念的意思。

丧礼要注意：人死以后,就要对他加以整饰,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时间长了,心情就会逐渐恢复。所以对于死者,如果不加整饰,尸体就会变得丑陋难看,这样人们就不会哀痛了,距离死者近了,人们就会漫不经心,漫不经心就会产生厌弃,厌弃了就会怠慢,怠慢了就会不敬重。君主或父母死了,送葬的人既不哀痛也不恭敬严肃,那就近似于禽兽了,君子认为这种是可耻的。所以,整饰尸体,是为了避免变形难看；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就是为了表达尊敬的；丧礼时间长,哀痛的心情才能逐渐平复,这是用来协调活着的人的。

礼,是要做到取长补短,减少多余的,弥补不足的,既表现出爱慕崇敬的仪式,又养成按礼行事的美德。所以,礼节的隆盛与简略、音乐与哭泣、安详愉悦与忧伤哀戚,这些都是相反的,但是礼仪能够同时采用他们,并能随时变换使用。所以处理平安吉祥的事情,就仪式隆盛、演奏音乐、安详愉悦；处理险恶凶灾的事情的时候,仪式就简略、哭泣、忧伤哀戚。所以,礼仪隆盛但不流于妖冶,简略但不刻薄,音乐礼仪使人安详愉悦但不放荡懈怠,哭泣哀伤但不伤害身体。这样的礼仪就恰到好处。所以,人们情感脸色的变化,能够区别吉祥凶险,辨别贵贱亲疏的差异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奸邪的人的行径了。即使做起来很困难,君子也瞧不起他。这样就好象要根据饭量吃东西,根据腰的粗细扎腰带。通过毁伤自己的途径追求更多的名利,这不是君子所为的,不符合礼义的仪式,不是孝子的真实情感,奸邪的人这样做,只是另有所图罢了。所以高兴欢乐时候,就容光焕发,忧伤悲苦时候就面色难看,这些都是吉凶喜怒哀乐的情感外在的表现。歌唱时候就欢笑,哭泣的时候大声啼号,这些声音反映的是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食品、饮料的不同,这是饮食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衣服、服饰的不同,这都是衣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敞亮的房子、深远的宫室、各种居住设施,这些都是人们居处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吉凶哀乐这些情感,是天生的,至于取长补短,持续它,发展它,增加他,削减它,同类事情,按照惯例尽量办好,使丰盛完美,使文理情感协调一致,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这就是礼。如果不是精心的整饬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所以说,人的天性,是自然的材质；后天的行为,是隆盛的礼法条文。如果人没有质朴的天性,那么人为的加工就没有地方施加,没有人为加工,人的天性就不能自行完美。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相互结合,然后才能成就圣人的名声,这样就可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所以,天与地相配合就产生了万物,阴阳二气相结合就有了千变万化,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结合就能治理好天下。上天能产生万物,却不能治理万物；大地能养育人类,却不能治理人类；世间万物和人,必须依靠圣人才能安排好。《诗经》上说“安抚所有的百神,以及大河与高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丧礼,就是按照活人的情形来装饰死者,大致模仿他的生前来为他送别。所以,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出生,侍奉死者就像侍奉他还活着一样,都是遵循礼的规定的。在刚刚死去的时候,要给他洗头、洗澡、束发、剪指甲,嘴里放着贝、玉等,就像他活着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不洗头,就要用沾湿的梳篦梳发三次,如果不洗澡,就要用沾湿的毛巾擦拭三次。在耳朵里塞上新棉,把生米、贝壳放进死者的嘴里,这些做法与他活着的时候相反。给死者穿好内衣,再加三套外衣,身上系着插笏的腰带,但不再用钩束带。用绢帛盖住死者的面目,用黑丝巾蒙上死者的眼睛,束起头发来,是男的不戴帽子,是女性就不插簪了。把死者的名字书写在旌旗上,放在木做的神主牌前,那么死者的名字在别处看不见,仅出现在灵柩前。陪葬的有帽子,但没有包头发的丝巾,陶制的器皿里不放东西,棺内有席子,但不设床垫,木器不雕刻完全,陶制器物不作成成品,竹苇器物也不能使用,笙竽具备,但不能发出声音；把丧车埋掉,把马要牵回,表示这些东西都不再使用。准备生前用的器具送到墓地,就像活着时搬家一样。那些器具都很简略,且不齐备,只具粗略的形貌,不需要精细加工,赶着车把这些器物送去埋掉,但拉车的马及其它东西不埋,这表示那些随葬的物品不再使用。就像活着的时候搬家一样,也表示不再使用,这些都是为了加重哀悼之情的。所以,这些器物只起礼仪作用而没有实际功用,随葬品只是貌似而不实用。凡是礼仪,侍奉生者,是为了表达欢乐之情；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哀痛之情；祭祀,则是为了表示恭敬之意；军事礼仪,是为了显示威武之势,这些都是历代帝王都相同,古今一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所以坟墓外看像房屋；棺椁就像乘坐的车子；棺木上和丧车的装饰物就像死者生前使用的门帘帷帐；抗折的外貌,就像人的墙壁、屋顶、篱笆和门户。因此,丧礼并没有其他的含义,它是用来彰明生死的意义的,它是用悲哀恭敬的心情送别死者的,最终把死者周全的埋葬。所以,埋葬是为了更好的掩藏死者的躯体；祭祀是为了恭敬地侍奉死者的灵魂；那些铭文悼词、家谱世系,是为了恭敬地传送他的名声。侍奉生者,是为了表示生的开始；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生命的终结。人的生命的开始和终结都侍奉好了,那么孝子应该尽的义务就算完毕了,这样也就具备了成为圣人的条件了。

对死者刻薄而厚待生者,就叫做昏暗不明,对生者刻薄而厚葬死者,就叫做惑乱,用活人陪葬,就叫做残害。大致模拟他的生前来祭送他的死,使人的生与死、终结和开始没有不尽善尽美的,这就是礼义的标准,儒者就是这样做的。

要服丧三年,这是为什么呢?丧礼的规定是由哀情的轻重决定的,区别人们等级,亲疏贵贱的礼节,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这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更改的原则。创伤巨大的,服丧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哀痛更大的,服丧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服丧三年,就是根据哀情的轻重来制定的,它是用来给极其悲痛的感情所确立的最高期限。身穿丧服、手拄丧杖、陋屋守丧、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些都表示心情哀痛到了极点。服丧三年,实际只有二十五个月,但哀痛并没有随之结束,仍会思念死者,但丧事就要到此而止了。这难道不是因为送别死者要有个终结,活着的人的生活要恢复正常吗?天地间的万物,凡是有血气的,—定都有知觉；然而,有知觉的生物,没有不爱他的同类的。那些大的飞禽走兽,如果丢失了同伴或是配偶,在一段时间里,必然会反复寻找,经过旧地,就会在那里徘徊不前,鸣叫不休,然后才离开那里。小的如同燕雀也会有悲伤的鸣叫一会,才舍得离去。有血气的生物,没有再比人聪明得了,所以人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是不会穷尽的。要依从那些愚蠢、鄙陋、邪恶的人吗?他们的父母早上死去,晚上就忘掉了；如果放纵他们,那就连禽兽都不如了,他们同人在一起,哪能不发生混乱呢?要依从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君子吗?那么服丧三年二十五个月就完毕了,时间快得好像快马从空隙中飞跑过去—样,可是按照心愿去做,服丧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古代圣王规定了服丧年月的限制,只要人们合乎礼的规定,就可以除去丧服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有的丧期只有三年的一半呢?对于最亲近的父母本来就是以周年作为终止丧礼的时间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周年后,天地已经变迁了,四季也循环一次了,天地间万物都开始重新生长了,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以周年来象征它。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服丧三年呢?这是为了使丧礼更加隆重,因而使丧礼加倍,所以就过了两周年了。然而,还有服丧少于九个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这些丧礼不如父母的丧礼隆重。所以最隆重的礼就是服丧三年；其次是中等的丧礼,服丧一年,九个月；三个月或五个月是简省的礼。上等的礼取法于天,下等的礼取法于地,中等的礼是取法于人的情感,这样不同等级的人所以能和谐相处的道理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服丧三年,是为人之道的最高的礼仪。这叫做最隆重的礼义,这是历代帝王所共有的,也是古往今来都一致的。

君主的丧期是三年,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治理天下的主宰,是礼义的本源,是真挚感情和恭敬礼貌的最高的典范,人们都互相遵循而极其推崇他,这难道不可以吗?《诗经》中说：“和蔼可亲的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君主本来就有为民父母的说法了。父亲能生子,但不能养育自己；母亲能哺育自己,但不能教诲自己；君主既能养育自己,又善于教诲自己,所以为君主举行三年的丧礼是很周到的啊!乳母,是喂养自己的人,因此可以为她服丧三个月；养母,是保护自己的人,可以为她服丧九个月；这些君主都已具备,所以要享受三年的丧礼啊!如果这样去做,国家就能治理好,就会安定,不这样做,国家就会混乱,这是最完美的礼法制度。这样去做,国家就会平安,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危险,这是最充分的表达了情感。如果这两者都具备了,服丧三年来侍奉君主还不满足,但也无从增加了。所以,社祭就只是祭祀土神；稷祭就只祭祀谷神；郊祭则是把历代帝王和上天合并在—起进行祭祀。

入殓后要停柩三个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使丧礼盛大、隆重,以此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同时还要安放死者,迁移死者,使他离开宫室而埋葬到陵墓中去,所以先王恐怕行事匆忙不符合礼仪,因此延长出殡的时间,这样就会时间充足。所以,天子停柩为期七个月,诸候停柩为期五个月,大夫停柩为期三个月,这样在他们待葬期间,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相关的各种事务,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好丧事了,从而各方面都很完备,礼仪周全。那么,丧事各方面完备周到就叫做丧礼的原则。

祭祀,是人门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心情郁闷不舒畅,又不能随时抒发。所以,在欢欣团聚的时候,那些忠臣孝子就会感动起来,思念君主,想念亲人就会表露出来。他们这种思君念亲的感情非常强烈,可是由于没有祭祀礼仪,那它的饱满的真情就要惆怅地表现不满足；这样,他们的心意和思慕的情感就会悲哀而不愉快,他们在礼节方面也是欠缺而不完备。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为此制定礼仪,于是尊敬君主,孝敬父母的礼义就产生了。所以说,祭祀就是人们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是忠诚信爱的极点,是礼仪制度的最高表现。如果不是圣人,是不能懂得这一点的。圣人明确地了解它,士君子安心地实行它,百官把它作为职守,百姓把它形成风俗。君子,把它作为治国之道；百姓,用它侍奉鬼神。所以,钟鼓管磐,琴瑟竽笙等乐器和《韶》、《夏》、《护》、《武》、《沟》、《桓》、《箭》、《象》等古乐、古歌,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的礼仪形式。穿丧服、拄丧杖、住陋屋、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和悲痛的礼仪式的形式。军队中有一定的制度,刑法有一定的等级,没有不与罪名相称的,这是君子被他所憎恶的事情感动了从而用来表达这种感动的礼法制度。占卜算卦,观察日期的吉凶,整洁身心,摆好祭祀的席位,献上牺牲的祭品,向神灵祷告诉愿,好像鬼神真来享受一样。各种物品都取一点来奠祭死者,好像鬼神真的在品尝一样。不让助食的人举杯向受祭者敬酒,主人亲自劝受祭者敬酒,好像鬼神真的在喝酒一样。宾客离去,主人拜送,返回后换上丧服,归回原位,哭泣起来,就如同鬼神真的离去了一样。悲哀啊,恭敬啊,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侍奉亡者如同侍奉活着时一样,所祭祀的虽然无形无影,但是这就是礼仪制度。

 

 

正名篇第二十二

【原文】

后王之成名(1)：刑名从商,爵名从周(2),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3),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4)。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5)；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6)。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7)：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8),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9),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10)。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11)；悫则易使,易使则公(12)。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13)。今圣王没,名守慢(14),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15),不可不察也。

异形离心交喻(16),异物名实玄纽(17),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18),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19)。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20),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疾、痒、凔、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21),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然后随而命之(22),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23)；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无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24),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25),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26),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27)。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见侮不辱(28)”,“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29)”,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30)”,“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31),”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32)。故明君临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33),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34)。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35),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36),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37)。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诗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38)。”此之谓也。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39),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40),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41)。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42)!”此之谓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43),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44)。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45),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46),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借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47)。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48)。”此之谓也。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49),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50),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51),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52),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53)。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54)。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55)；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56)。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57)；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58)。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59),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60),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

有尝试深观其隐而难者(61)：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62)。假而得间而嗛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美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寿也(63)?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絻(64),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65),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66)、芦帘、稿蓐、敝机筵(67),而可以养形。故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埶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私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无稽(68)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注释】

(1)名：确定名称。

(2)爵名从周：指五等诸侯以及三百六十官的名称。

(3)曲期：多方共同的约定。

(4)通：了解。

(5)性：天生的,本性。

(6)成：成功。

(7)节遇：偶然遇到。

(8)辨：通“辩”。

(9)析辞：玩弄辞句。

(10)度量：这里指度量的器械。

(11)悫：朴实。

(12)公：当为“功”,功绩。

(13)谨：严谨。约：用言语来约束。

(14)慢：怠慢。

(15)枢要：关键。

(16)离：背离。

(17)玄：通“眩”,混淆不清。

(18)喻：了解。

(19)天官：指耳口鼻眼等各种感官。

(20)比方：这里是比拟的意思。

(21)簿：通“薄”,接触。

(22)命：命名。

(23)共：共同使用。

(24)遍；应当为“偏”。

(25)固实：固定不变的。

(26)所：实质。

(27)稽：考察。

(28)见侮不辱：这是宋銒的观点。

(29)杀盗非杀人也：这是墨子的说法。

(30)山渊平：这是惠子的说法。

(31)有牛马非马也：这是墨子的说法。

(32)故：原因,所以然。

(33)申：晓谕。

(34)辨：辩说。

(35)期命：根据事物的性质命名。

(36)请：通“情”,实情。

(37)伐德：夸耀自己的功德。

(38)出自《诗经·大雅·卷阿》。

(39)仁：亲切。

(40)治：监督。

(41)不利传辟者之辞：有人认为本句应为“不利传者之辟辞”,辟辞是偏邪的言论。

(42)这句诗在现在版的《诗经》中不见,应该是逸诗。

(43)涉然：浅显。

(44)差差：参差不齐的样子。

(45)讱：迟钝。

(46)誻誻：语言繁琐。

(47)名：通“明”,明确。

(48)出自《诗经·小雅·何人斯》。

(49)去欲：消除欲望。

(50)异类：不是一个类别,不同类。

(51)从：通“纵”,放纵,这里是放弃的意思。

(52)亡：通“无”,

(53)知：通“智”。

(54)虑者：追求欲望的人。

(55)无多：不管怎样远。

(56)小家珍说：奇谈怪论。

(57)粹：完全,纯粹。

(58)权：这里指衡量行为的准则。

(59)俛：即俯,低下。

(60)嫌：迷惑。

(61)有：通“又”。

(62)向：通“享”,享受。嗛：通“慊”,满足。

(63)粥：同“鬻”,卖。

(64)轩：古代士大夫等所乘的车。絻：古代上层人士所戴的帽子。

(65)佣：同“庸”,一般的,平常的。

(66)局室：房屋很狭小。

(67)敝：破旧。

(68)无稽：不能查考。

【译文】

现代的君主确定名称：刑名仿照的是商代,爵位仿照的是周代,礼节仪式仿照的是《礼经》。万事万物的名称,则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风俗习惯等共同约定,他们依靠这些名称进行交流。对于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叫做性。天性和阴阳二气相和产生的,精神对外界的感应,不经人为努力而自然产生的,就叫做性。本性中的好、恶、喜、怒、哀、乐,就叫做情感。情感就是如此,而且用心加以选择,就叫做思虑。经过思虑,人们就会付诸行动,这就叫做人为。长期运用思虑、经常付诸实践,而后就能成功,这也叫做人为。符合利益的就去做,这叫做事业。符合道义就去做,这叫做德行。人生来就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叫做知觉。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认识,这就叫做智慧。而人本身具有的处理事物的能力,就叫做本能。这种能力与处置的事物相适合,就叫做才能。人的本性受到伤害,就叫疾病。偶然的遭遇,就叫做命运。这些名称都是关于人本身的,也是现代的君主确定的名称。

所以,君王确定事物的名称,名称确定了,就能把事物分辨清楚,有了制定名称的基本原则,人们就能互相沟通思想,那么,就要谨慎地引导人民遵守这些名称。那些玩弄词句、擅自改造名称,迷惑人们,扰乱正确名称,使得很多人陷于是非争论中的人,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啊,他们的罪名如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一样。老百姓都很诚实,他们不敢散布奇谈怪论,扰乱正确的名称。诚实就容易统治,容易统治就能收到功效。老百姓不敢散布奇谈怪论扰乱正确的名称,这样就能专一于法度,遵循法制。那么君主的业绩就会永世长存,永世长存,就会功名成就,天下大治,这是严谨地遵守统一名称的功效啊。

现在,英明的圣王不在了,不再遵守统一的名称了,奇谈怪论出现了,名实关系混乱了,是非标准不明确了,这样,即使官吏遵守法令,儒生熟悉典章制度,也都混乱起来。如果新的圣王产生,他必定沿用一些旧的名称,创作一些新的名称。既然如此,所以事物都要有确定的名称,但制定名称的根据,制定名称的要领,是必须要搞明白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要相互晓谕,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就会贵贱不分,相同与相异没有区别。这样,就会产生弊病,思想就不能互相了解,事情就会陷入困境而被废弃的祸害。所以圣王给万事万物制定名称,用来表述各种事物,在上用来彰明显贵和贫贱,在下用来区别相同和相异。明确了贵贱,区别了异同,这样,思想交流就不会有弊病,事情也不会陷入困境而做不成了,这就是圣王确定名称的原因啊。

既然这样,根据什么区别事物名称的异同呢?这要根据人的自然感官。凡是民族相同的,他们的感官就相同,那么对事物的感知也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各种比方,只要大体相似,就可以互相沟通了,这就是人们要互相交流,给事物共同约定名称的原因了。眼睛可以识别事物的形状、颜色、材料；耳朵可以区别声音的清晰、混杂、杂乱,乐曲的和谐；嘴巴可以区别甜、苦、咸、淡、辣、酸以及各种怪味；鼻子可以区别香、芳香、芬芳、馥郁、腥、臊、马膻气、牛膻气以及各种怪气味；身体可以触觉到痛痒、寒凉、炎热、润滑、粗涩、轻、重；心可以区别舒畅、憋闷、喜、怒、哀、乐、爱好、厌恶、欲望的情感。心可以验证、认识事物。既然如此,就可以依靠听觉器官辨别声音,依靠视觉器官辨别事物的形状大小,但是心灵之外的,一定要依靠感觉器官接触感知对象。如果有了感觉器官的接触却不能认知它,用心去验证,却无法说出,那么人们就没有谁不说这是不明智的的。这就是事物的名称有同和有异的原因啊。

然后,根据这种区别来给事物命名：相同的事物就取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取不同的名称；单一名称足以表明的就取单名,单一名称不能表明的就用复名；单名和复名之间不相互混淆的就用共同使用,即使共同使用也没有什么妨害。既然不同的事物应有不同的名称,就要给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名称,这是不可混乱的。就像同样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名称一样。万物虽然众多,有时要把它们全面概括起来,就把它们统称为“物”。“物”这个概念,是最大的共用名称。依此类推给事物取共名,那么共名之上还有共名,直到无法再使用共名才停止。有时要把事物部分地概括起来,所以统称它为“鸟兽”。“鸟”、“兽”的概念,就是最大的区别的名称。把所有的鸟兽推而广之,而给以区别的名称,区别之中还有区别,一直到无法再区别时停止。事物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而是由人们共同约定来命名,约定俗成,这个名称就合适了,反之,这个名称就是不合适的了。名称并不是生来就表示某种事物,而是由于约定俗成,人们用这个名称称呼这种事物,习惯了,就成为这种事物的名称了。有本来就好的名称,简单明了而又不互相矛盾,这就叫做好的名称。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有不同形状但是实体又相同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加以区别的；事物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名称虽然可以合用一个,也应该说是两个实物。形状变化了,但实质没有区别而成为另一种实物的,就叫做变化；这种形变而质不变的,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实物。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实质,这是确定事物名称的关键。现代君主要给事物命名,不可不谨身明白啊。

“受到欺侮,并不当作羞辱”,“圣人不爱惜自己”,“杀死盗贼不是杀人”,这都是迷惑使用名称来混淆名称的。由已经制定的名称验证它,看看这些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个能够行得通,就能禁止这种错误了。“高山和深渊是一样平”,“人的欲望少”,“肉并不比一般食物味道香甜,听到音乐,并不使人格外快乐”,这是运用实物表面的异同混淆实质的异同而使人迷惑的说法。对此,只要依据事物的相同与不同的区别验证它,再看看这些说法同通常的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事实,就能制止这种错误了。“飞箭射过柱子后时间长了会停止”“有牛马,又说牛马不是马”,这是用事物名称的异同混淆事物的实质的异同而使入迷惑的说法。对此,用制定名称的约定来验证它,用这些人所能接受观点去反驳他所拒绝的观点,就能制止这种错误了。凡是擅自制造的种种邪说谬论,都是和这三种情况相类似。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它们的分别,就不会跟他们进行争辩了。

人民容易用正道来统一他们的言行,但不可以跟他们讲明原由。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正道来引导他们,用命令来告诫他们,用言论来使他们明白,用刑法来制止他们。所以,明智的君主统治的人民能够迅速自然的被正道感化,哪里还用得着辩论呢?现在圣王死了,天下混乱,奸邪的言论纷纷出现,君子没有权势来统治他们,没有刑法来禁止他们,因此辩论就兴起了。实物不明白,就要给它取个名称,给它命名了还不能明白就解说,说明以后还不能明白,就通过反复论证来辨明它。所以,交流看法、取名、分析辩明、解说,使名称使用方面最重要的形式,也是帝王大业的起点。一听到事物的名称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这就是名称的作用。积累名称而形成文章,这是名称的互相配合。名称的使用和配合都符合要求,这就叫做精通名称。名称,代表各种事物的。言辞就是把不同事物的名称联合起来,从而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辩析解说,就是分析不同实际的名称,来说明是非的道理。约定命名,是供辩论与解说是后使用的。辨析说明,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言辞符合于解说；使名称正确无误并互相约定,这样就可以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便于互相了解；辨别不同事物而不出现差错,推论事物的类别而不违背情理；这样,听取意见时就能合乎礼法,辩析事物就能弄清事情的原因。用正确的道理来辩明奸邪,就像用木工的绳墨来衡量曲直一样。所以,邪说不能够扰乱正道,各家的谬论也就没有地方可以隐蔽了。有全面听取各家学说优点的明智,而没有骄傲自大的表情；有包容各家学说的度量,而没有自夸美德的神色。他的学说能够实行,天下就可以归于正道,他的学说行不通；就讲明正道然后自己隐居起来,这就是圣人的辩说。《诗经》上说：“体貌谦恭,志气高昂,品德就像玉圭和玉璋一样,名声美好,又有威望。和乐的君子,就是四方人民的典范。”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具备了谦让的礼节,弄清了长幼之间的顺序,不说忌讳的话,不妄言奇谈怪论；用仁义的心讲道理,用好学的心倾听别人,用公正的心辩是非；不因外界的诽谤和夸奖而动摇,不修饰言辞迷惑别人的耳目,不赠送财物去买通高贵者的权势,不喜欢传播邪说的人的言辞；这样的人就能坚持正道而没有三心二意,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为外力胁迫,言语流利但不放荡胡说,推崇公正的言论而鄙视庸俗粗野的争论,这是士君子的辩说。古诗说：“长夜如此漫长啊,我常常思考我的过错。不敢怠慢古人的道理,没有违背礼义,何必顾虑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呢?”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君子的言论,深入而又精微,贴近人情世故而有法度,表面看来并不一致,实际上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道理。他使名称无误,言辞恰当,尽力表达他的思想。那些名称和辞句,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要能够相互沟通思想,就可以了。那些不合礼义的标新立异,就是邪说。所以名称只要足以反映事物的实际,辞句只要足以充分的表达思想,就可以了。离开这个标准,就叫做故意讲那些艰难费解的话,这是君子所要抛弃的,然而愚蠢的人却拾取来当作自己的宝贝。所以愚蠢的人说话,轻浮而且粗鲁,喜欢争吵又没有条理,七嘴八舌、声音嘈杂。他们搬弄各种诱人的名称,使用各种迷人的辞句,而他表达的思想内容却不十分深入。所以没完没了地假借各种名称和辞句反而抓不住主要思想,费力很大反而收效很小,贪求名声反而得不到名声。所以,智者的言论,思索它容易理解,实行它容易安定,坚持它容易立脚；有所成就,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不会遇到人们的憎恶；但是愚蠢的人与此相反。《诗经》上说：“你若是鬼怪,我就无法看清；你面目这样丑陋,人们就会看清,我作这首好诗歌,就是为了揭穿你反复无常面目”。说的就是这种人。

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靠去掉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正确引导人们的欲望的,他却反而会被欲望所困住。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靠减少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的,他却反而会被欲望困住。有欲望与没有欲望,是不同类型的,是生与死的区别,但不是国家安定或动乱的原因。欲望的多与少,是不同类的,是人情的必然现象,这也不是国家安定或动乱的原因。人的欲望并不是等到其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但追求满足欲望的人却总是认为可能得到而争取。欲望并不等到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这是处于人的本性；追求欲望的人,总是从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出发去努力,这是受到了内心的支配。人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受到内心多方面的种种顾虑的节制,这当然不能和原来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再相类比了。人的生存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人憎恶死亡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然而,人们有希求生存而遭到死亡的,它们并不是不愿意生存而愿意死亡,而是认为不能偷生而应该去死。所以,有时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却没有完全这样去做,这是由于内心的节制。内心认为是符合道理的,那么欲望即使很多,对于国家的安定又有什么伤害!有时欲望不强烈,但行动超越了界线,这是由于内心的指使。如果内心认为有违理性,那么即使欲望很少,又怎么能制止国家的混乱呢!所以,国家安定混乱取决于内心所认可的是否合乎道理,而不在于人的欲望的多少。不去探求国家治乱的根源,却从没关系的地方寻找原因,即使自己认为找到了治乱的关键,其实却把他丢了。

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人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欲望是情感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认为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得到的而去追求它,这是情感所必不可免的现象；认为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得到而去实行它,这是明智所必然产生的。所以即使是看门的下等人,他的欲望也不可能去掉,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虽然欲望不可能完全满足,但可以接近于完全的满足；虽然欲望不能去掉,但对欲望的追求是可以节制的。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但追求欲望的人仍然可以接近于满足；欲望虽然不可以去掉,所追求的欲望不能达到,但想追求欲望的人对所追求的欲望可以节制。按照这个原则,进则可以接近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退则可以节制自己的追求,这是天下最好的原则了。

只要是人,无不依从他认为对的,而抛弃他认为不对的事。知道没有什么及得上正道却又不依从正道的,这种人是没有的。如果有人想到南方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他都会去；如果它不想去北方,不管路途多么近他也不会去。难道那个人会因为南方路途遥远,就会因此而往北走吗?对于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嫌多的；而所厌恶的东西,他们是一点也不想要的。难道人们会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满足,就放弃欲望的追求,而去追求本来就很厌恶的东西吗?所以,人们赞同正道而依从它,这样,还能用什么来损害它而导致国家混乱呢!不赞成正道就背离它,这样,还能用什么来增益它而使国家爱安定呢!所以,明智的人根据正道来行事,而各家异说的所希求的就微乎其微了。

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就都能得到；也不是人们所要抛弃的东西都能丢掉。所以,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衡量的准则。称如果不准,那么悬挂重物反而就会仰起来,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轻的东西；悬挂轻物反而会低下去,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重的东西,因此,人们就会对轻重产生迷惑。如果衡量人行为的准则不准确,灾祸就会包含在它所追求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幸福；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灾祸,因此,人们就会对祸福产生迷惑。道,是自古以来衡量事物的正确标准,偏离正道,而由自己任意选择,那么就不懂得祸福究竟依存在什么地方。

交换,如果用一件东西交换一件东西,人们会认为这没得没失。如果用一件东西换得两件东西,人们就认为有得无失。如果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人们就会认为有失无得。善于计谋的人,希望以少换多,他们遵从自己认可的办法。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它们都明白这其中的得失利害。一切按照道去行动,就好比拿一个换两个一样,哪里有什么损失呢!背离正道而任意选择,就如同拿两个换一个,哪里得到了什么呢!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只能换取暂时的满足,这样的事尚且去做,这是因为他不懂得其中得失利害。

我曾试着仔细观察那些细微而又难以察觉的情况。内心轻视道理,却不追求物质欲望,这样的人是没有的；重视追求物质欲望,但内心却没有什么忧虑,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行为违背正道,却没有遭到危害,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遭到外来危害,但内心却不恐惧,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内心忧虑恐惧,那么即使食物精美,也不能品尝出它的味道；音乐动人,却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服饰华丽,却不能赏心悦目；睡着轻暖的褥子、垫着平整的竹席却感觉不到舒服。所以,这种人享受了万物的美好供养,却仍然不能感到愉快,即使暂时感到愉快,然而忧虑恐惧的心情还是不能离去。所以尽管享受了万物美好的供养却非常忧虑,占有了万物的利益却有着很大的祸害。像这样的人,他们追求物质欲望,是为了保养生命呢?还是出卖寿命呢?所以,本来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却又放纵自己的情欲；本来想要保养自己的性命,却危害自己的身体；本来想要培养自己愉快的心情,却破坏了自己的情绪；本来想要保全自己的名望却又败坏自己的品行。像这样的人即使封为诸侯,称为国君,他们和那些盗贼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坐着高级的马车,戴着高大的官帽,他们和那些衣食不足的老百姓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使自己被物质利益所奴役了。

人的心情愉快,即使颜色不如平常鲜艳,也可以用来调养双目；即使声音不如平常悦耳,也可以保养双耳；即使粗饭菜汤,也可以调养口胃；即使粗布衣服、粗麻编制的鞋子也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即使狭小的居室、芦苇做的窗帘、草席、破几桌,却可以保养形体。所以,虽然没有享受到万物的美妙,却能够培养自己快乐的心情；没有权势官爵地位,却可以培养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来统治天下,必然为天下的人谋利多,而为自已谋利少。这样就可以叫做看重自己而役使万物。

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说过的谋略,君子要慎重地对待。

 

 

性恶篇第二十三

【原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2),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3),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4)；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5)；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6)；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7),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8),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9),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10),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11),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12),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13)?”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14)。故陶人埏埴而为器(15),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16),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17),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18)；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19),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20),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21),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22),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23),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24)。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25),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26)。凡论者贵其有辨合(27),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28),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29)。”

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30)。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31),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32),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33),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34)。”曷谓也?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35),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36),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37),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38)。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39),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40),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41),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42)!唯贤者为不然。”

有圣人之知者(43),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44),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45)：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46),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47),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48),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49)；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而不畏(50)：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51),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繁弱、钜黍古之良弓也(52)；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騹骥(53)、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驶,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54)。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注释】

(1)伪：人为的,伪装的。

(2)疾：通“嫉”,嫉恨。

(3)从：放纵。

(4)枸：读“均”,弯曲。檃栝：使弯木变直的器具。

(5)砻厉：磨的意思。

(6)偏险：行为偏斜。

(7)扰化：驯服教化。

(8)恣孳：任意放纵。

(9)及：达到。

(10)事：做,为的意思。

(11)朴：本质。

(12)长：尊长。

(13)恶：疑问词,何。

(14)故：通“固”,本来,原来。

(15)埴：一种细密的粘土。埏埴：调和粘土制做陶器。

(16)陶人：这里指制作陶器的人。

(17)假之：假如,如果。

(18)拂：违戾。

(19)中：内部,这里指自身。

(20)生：通“性”。

(21)有：通“又”。

(22)法正：同“法政”,法制。

(23)当：通“尝”。当试：即尝试。

(24)倚：就此。

(25)哗：应作“跨”,即人数多的踞于人数少的之上。

(26)征：征验。

(27)辨合：分析与综合。

(28)与：从。

(29)生之：指性善之说。

(30)辟：读“譬”。

(31)跖：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

(32)曾骞：曾是指曾参,骞是指闵子骞,他们都是孔子的弟子,位列七十二贤。

(33)敬文：恭敬有礼。

(34)涂：通“途”,道路。

(35)唯：这里应为“虽”。

(36)本：掌握。

(37)伏：通“服”,从事。

(38)使：迫使。

(39)相为：相互转换。

(40)相为事：这里指调换职业。

(41)衰：减弱,降低。

(42)又何问焉：这句话是说,人性是很明显的啊。

(43)知：通“智”,智慧。

(44)类：美好,善的意思。

(45)佚：应为“扶”,辅助的意思。

(46)谄：应读“滔”,形容说话滔滔不绝。

(47)不急：不急于实用。

(48)中：正道。

(49)俗：以……为俗,习染。

(50)傀然：伟大的样子。

(51)恬祸：安于祸患。

(52)繁弱、钜黍：古代良弓名。

(53)騹：读“骐”。

(54)靡：观摩。

【译文】

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因循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要发生争夺,也就不再讲求谦让了；人一生下来就好忌妒仇恨的心理,因循着这种本性,于是就会发生残害忠厚善良的事情,这样忠诚信实就丧失了。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喜好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因循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淫乱的事情,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都丧失了。既然这样,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发生争夺,就会违反等级名分、扰乱礼仪制度的事,从而引起暴乱；所以,—定要有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确立合乎等级制度的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所以,弯曲的木头,一定要通过工具的矫正加热,然后才能挺直；不锋利的金属器具—定要通过打磨才能锋利。人“恶”的本性,一定要依靠师法的教化,然后才能纠正,懂得礼义,天下治平。如果没有师法的教化,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不通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社会动荡。古代的圣王,由于人性恶劣,偏邪而不端正,叛逆作乱,不守秩序,因此制定了礼仪制度,用来矫正人的性情,驯服教化并引导他们。使人们遵守社会秩序,合乎道德规范。现在,人们只要接受师法的教化,积累学识,遵循礼义,就是君子；放纵个人的性情,胡作非为,违背礼义,就是小人。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要求学习的,就是人性的善。”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不曾懂得人性,不了解本性与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本性,是天生的,是学习不来的,也不是后天人为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通过学习人们就能得到,经过努力就能做到。不可能通过学习,也不可能是人为,而是先天自然生成的,这就是本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可以经过后天人为的努力实现的,就是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差别。

一般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东西,耳朵可以听声音,看的清楚离不开眼睛,听的明白声音离不开耳朵。所以,眼睛清晰、耳朵清楚,不是可以学习到的,这是很清楚的了。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作恶只是由于丧失了本性的缘故。”这样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人的本性生下来就脱离了它固有的自然素质,那就一定要丧失本性。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恶的就很清楚了。所以说资质的美和心意的善良,就像视觉清晰离不开眼睛,听觉清楚离不开耳朵—样。如果人的本性生来就脱离他的素质,一定会丧失它的美和善,这样,人性本恶就是很明显的了。

人的本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衣,累了想休息,这是人的情性；如果人饿了,看见年长的吃,并不抢着吃,这是为了要谦让；累了却不敢要求先休息,这是为了要代替长辈劳动。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劳作,弟弟代替哥哥劳作,这两种做法都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背离了人的情欲的。但是这是孝子遵循的原则,是礼义的制度。所以依从人的情欲和本性就不会有谦让了,有了谦让就违背了人的情感本性了。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有人问：人性恶,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凡是礼义,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陶器工人用沾土制成陶器,那么陶器产生于人的作为,而不是陶器工人的本性。木匠加工木材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木匠人为的努力,而不是木匠的本性。圣人不断积累思虑,熟悉做各种人为的事,从而产生了礼义,建立了法度,因此,礼义和法度都是圣人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于圣人的本性。至于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喜欢听乐音,嘴巴喜欢尝美味,内心贪求私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从人的情欲本性中产生的,是一有感觉就自然形成的,不依赖于人的后天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些并不由感觉生成,必须靠后天人为努力然后才能这样,这就叫做产生于人为。这就是本性和人为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特征。所以,圣人改变了邪恶的本性而做出人为的努力,人为努力的结果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就制定法度。所以,礼仪和法度这些东西都是圣人所创制的。所以,圣人和普通人的相同但没有超过众人的就是本性；圣人和普通人不同的并超过普通人的地方,就是圣人后天人为的努力。那些喜好私利,并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本性。假如有人弟兄间分财产,如果顺应人的本性,就都喜好私利而且希望得到,那么兄弟之间就会互相争夺；如果受到礼仪规范的教化去分配,那么就能互相推让。所以,顺应人的本性,兄弟之间就会争夺,接受礼义规范的规划,人们就会相互推让。

一般的说人想为善,都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浅薄的希望变得丰厚,丑恶的希望变得美丽,狭隘的希望变得宽大,贫穷的希望变得富足,卑贱的希望变得高贵,如果本身没有它,就必定要向外寻求；所以,富足的不再羡慕钱财,高贵的不再羡慕权势,如果本身有了它,当然不必再向外寻求了。因此,人之所以想要为善,正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啊。如果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的内容,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来掌握它。人的本性不懂得礼义,所以要经过思索考虑来了解它。这样,如果只有本性,人就不会有礼义,也不会懂得礼义。没有礼义秩序紊乱,不懂得礼义就要违背事理,所以,如果人只有本性,悖乱就存在人性之中了。由此看来,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是不对的!天下古今所称的善,是指端正顺理,合乎礼义,遵守社会秩序；所谓的恶,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违背社会秩序的。这是善良与邪恶的区别。如果真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那么又要圣王做什么用呢?又要礼义做什么用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还要在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上增加什么呢?今天看来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古时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偏邪险恶不端正,违背社会秩序而不安定,因而建立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兴起法度来管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使天下全都达到安定而有秩序,合乎善良。这就是圣王的治理与礼义的教化。如今试一试,如果去掉君主的权势,而不用礼仪的教化,舍弃法制的治理,而不用刑罚禁止违法乱纪,就此观察天下人民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强者伤害弱者,多数人欺负少数人,不久天下的人就会发生悖乱而互相残害。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喜好谈论古代的人,一定对现代有验证；喜好谈论天道的人,—定要有人的事情做验证。凡是议论,可贵的是要由分析和综合,要由验证。所以,坐下来讨论问题,站起来就可以布置安排,推广起来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没有与它相合的证据,也没有可以验证的凭据,坐下来谈论它,站起来却不能够布置安排,推广起来也不可以实行,这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如果认为人性本善,就要摒弃圣明的帝王,就要废除礼义。如果认为人性本恶,就是赞许圣王,注重礼义。所以,矫正木器的工具的产生,是因为有弯曲的木材；绳墨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君主的设立,彰明礼仪,就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挺直的木头不用矫正工具就自然挺直,这是它的本性挺直。弯曲的木材—定要用矫正工具矫正才会挺直,这是因为它本性弯曲。人的本性恶劣,必定要依靠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合乎善良的标准。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有人问：“积累后天人为的礼义,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制定出礼义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陶匠和制粘土制成瓦,那么,难道制瓦就是陶匠的本性吗?木匠砍削木头制成木器,那么,难道制造木器就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制定礼义,好比陶器匠人调制泥土制成瓦一样。那么,积累人为因素而制作的礼仪,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人的本性,即使贤明如同尧、舜,残暴如同桀、跖,他们的本性也都是—样；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如果把积累人为形成的礼义视为人的本性,那么为什么又要推崇尧、禹呢?为什么还要推崇君子呢?人们之所以推崇尧、禹、君子,就在于他们能教化改变自己的本性,能做出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的结果就产生了礼义；所以,圣人积累后天的人为努力而创作了礼义,这就好比陶匠和泥制瓦一样。因此,积累后天人为的努力而形成的礼仪,难道这就是人的本性吗?人们之所以鄙视桀、跖、小人,这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情欲,他们胡作非为,贪图私利,争夺权势。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上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子骞、孝己这些人,而看不起其他人,但是唯独只有曾参、闵子骞、孝己他们注重孝道,而且成全了孝子的美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奉行礼义的缘故啊。上天也并不偏爱齐国、鲁国的百姓,而嫌弃秦国人,但是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之间的分别,秦国人不如齐、鲁两国人恭敬有礼,为什么呢?因为秦国人纵情任性,胡作非为,轻慢礼义,这哪里是他们本性的不同啊?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话怎么讲呢?大禹能够成为大禹那样的人,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度。这样,仁义法制就有可以懂得、也可以做到的性质,然而一般人都具有的素质,也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也就很明显了。如果仁义与法制不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做到,那么,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懂得仁义法制,也不能实行仁义法度。如果普通人本来就没有能够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而且本来就没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那么,他在家中不能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不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现在不是这样,普通人在家中能够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能够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既然这样,那么,他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这些具备在普通人身上就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普通人用它可以了解仁义的资质,可以做到仁义的才具,去掌握那具有可以了解、可以做到的性质的仁义,那么他们可以禹也就很明显的了。如果—个普通人,信服道术认真学习,仔细审查深入考虑,坚持不懈,积累善行而不停息,那么他就能够达到最高的智慧,可以与天地相配了。所以,普通人积累仁义法制就可以成为圣人。

有人说：“积累善行可以成为圣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达到,但不可以强迫他们达到。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他不愿意做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他不愿意做小人。小人和君子,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但是他们没有相互对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但不肯这样做。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普通人能成为禹那样的人,就不一定了。虽然他不能成为大禹,这并不妨碍他可以成为大禹。用脚可以走遍天下,但未必有能走遍天下的人。士农工商他们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为业,然而他们并不曾交换过。由此看来,那么这样做,而未必能够这样做。虽然没有做到,也不妨害可以做到。那么,能够不能够,和可以不可以,这两者差别很大。它们之间不能等同看待,道理是很明显的了。

尧问舜：“人情怎么样?”舜答道：“人情很不好,这还用问吗?有了妻子,就不大孝敬父母了,欲望满足了,就不大讲诚信了,取得了高官厚禄了,就不怎么忠于君主,人情呀!人情呀!很不美好,还问什么呢?只有贤德的人才不这样做。”人有圣人智慧的,有士君子智慧的,有小人智慧的,有下贱人的智慧的。说起话来旁征博引,千变万化,但总的原则只有—个,这就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却直接了当,有条理而有法度,这是士君子的智慧；说话滔滔不绝,他的行为却悖乱无理,这是小人的智慧。口齿伶俐,而语无伦次,技能博杂,却无所用,分析问题迅速,但不合乎急需,不顾是非曲直,总希望能胜过别人,这就是下贱人的智慧。

有上等勇敢的人,有中等勇敢的人,有下等勇敢的人。天下有中正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先王有正道传下来,敢于去贯彻执行；在上,不依从于乱世之君,在下,不不混同于乱世之民；仁义道德所在之处,就无所谓贫穷。仁义道德不在的地方,就无所谓富贵；天下人了解他,就愿与天下人共享欢乐,天下的人不了解他,他就岿然自屹立于********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勇敢的人。礼貌恭顺而心意谦逊,重视信用而轻视财货,敢于推荐贤明使他居于高位,敢于把不贤的人拉下来罢免掉,这是中等勇敢的人。轻视自己的生命而重视财物,安于祸乱而多方解脱,逃避罪责,不顾是非、正误的实际情况,一心要胜过别人,这是下等勇敢的人。

繁弱、巨黍,都是古代的良弓,但是如果没有矫正工具的矫正,就不能自行矫正。齐桓公的葱,姜太公的阙,周文王的录,楚庄王的留,吴王阖闾的干将、莫邪、巨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有名的良剑,可是不经过磨砺就不会锋利,如果没人使用,宝剑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可是,前面要由有马嚼子和马缰绳的控制,后面要有马鞭的鞭打,还要有造父那样能手驾驭,才能日行千里。人即使具有良好的资质,聪明的头脑,也一定要跟随明师学习,结交好的朋友。跟随明师,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正道；结交好的朋友,所看到的就是忠诚、信用、恭敬、礼让的行为。自己在潜移默化种进入仁义的境界,这是于观摩效法的结果。如果跟随不好的人相处,所听到的就是欺诈、虚伪的事情,所看到的就是肮脏、欺骗、下流、贪婪的行为,自己将要受到刑罚和杀戮还不知道,这也是由于观摩效法结果啊。古书上说：“不了解儿子,看看他的朋友就清楚了,不了解君主,看看君主左右的臣子也就清楚了。”这就是观摩效法的结果啊!

 

 

君子篇第二十四

【原文】

天子无妻(1),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2)。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3)；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4)。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5),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此之谓也。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大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7),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8),故莫不服罪而请。书云：“凡人自得罪(9)。”此之谓也。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10)；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踰德(11)。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12),爵赏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13)。”此之谓也。

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踰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14),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15),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16),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17)!”此之谓也。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18)；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19)。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20)；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21)；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22)。”此之谓也。

【注释】

(1)妻：齐。这句话是说天子尊贵无比,独一无二,没人能够与他齐等,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妻子。

(2)适：往。天子是天下的主人,因此,天子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敢把天子当作客人。

(3)相者：指左右扶助的人。

(4)官人：主管传达天子命令的人。

(5)愈：通“愉”。

(6)出自《诗经·小雅·北山》。

(7)綦：极。

(8)由：通“犹”,还。

(9)出自《尚书·康诰》。

(10)侮：轻侮,看不起。

(11)踰：通“逾”,超过。

(12)怒：超过,越过。

(13)出自《尚书·甫刑》。

(14)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15)当：是,为。

(16)列从：行列。

(17)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18)所养：取法。

(19)倍：通“背”,违背。

(20)施：恩惠。

(21)此：指尚贤,使贤。

(22)出自《诗经·曹风·尸鸠》。

【译文】

“天子没有妻子”,是说没有人可以和他的地位相等。天子在四海之内的任何地方都是主人,没有人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这是说没有人可以做他的主人。虽然天子的脚能走路,但一定要依靠左右的扶持才向前走；虽然嘴能说话,但一定要依靠传达天子命令的官吏发布命令。天子不用看就看得见,不用听就能听的见,不用说话,就能见信于民,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动手,就有成效,这是说天子的下属极其完备。天子权势极其尊贵,身体极其安逸,心情极其愉快,意志没有什么屈服,身体没有什么劳累,他的尊贵是无以复加的。《诗经》上说：“整个天下,都是天子的土地；从陆地到海滨,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圣明的帝王在上,名分,道义在民众中推行,那么士大夫就没有放肆过分的行为,各级官吏就不会有懈怠傲慢的事情,广大百姓就不会有邪恶怪僻的习俗,就不会偷盗的罪行,就没有人敢触犯君主禁令的。天下的人都清楚的知道：盗窃是不可能发家致富,抢劫杀人不可能获得长寿,触犯君主的禁令不可能得到安宁；遵循圣王的正道,就能得到他所喜欢的；不遵循圣王的正道,就会遭到他所厌恶的惩罚。这样,刑罚很简略,而君上的威力却像流水一样的通行,无处不在,人们都知道如果为非作歹,即使躲藏逃亡也不能够免受惩罚,所以没有不伏法认罪而请求惩处的。《尚书》说：“所有的罪罚都是自取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罪罚相当就有威力,罪罚不当就会受到轻视；德才相当就会受人尊重,德才不当就会被人轻视。古代刑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不超过德行,所以杀了父亲而任用儿子,杀了哥哥而任用弟弟。刑律的处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不超过德行,刑赏区分的很清楚。因此做好事的人受到鼓励,干坏事的人得到指责；刑罚极少用而威力无处不在,政策法令极明确而教化四方。古书上说：“天子有了美好的德行,亿万人民都倚仗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混乱的时代就不是这样。刑罚超过了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超过了德行,按照亲属关系来判罪,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一人有罪就诛灭父、母、妻三族,即使德行像舜一样,也不免受到同样的刑罚,这是按照宗族来判罪。祖先曾经贤能,子孙就能显贵,即使行为如同夏桀、商纣,也必然列在尊位,这是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按照宗族亲属关系判罪,根据世系举用贤人,即使想没有祸乱,能做的到吗?《诗经》上说；“江河沸腾了,山峰碎裂了,高高的山崖变成深谷,深深的峡谷变成山陵。可是当今的执政者,为什么还不知道警惕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议论效法圣王,就知道应该尊重什么人了,用道义来处理政事,就知道什么办法有利。通过议论时知道要尊重的人,就会懂得应当吸取些什么了；通过处理政事知道有利的办法,就懂得应该作些什么。这两个方面,是正确与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成功与失败的根源。周成王对于周公,没有什么方面不听从,这是懂得了所要尊重的人。齐桓公对于管仲,凡是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方面不听从,这是懂得了有利的办法。吴国有了伍子胥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家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正道,失掉了贤人啊。所以使圣人尊贵的君主能称王天下,使贤人尊贵的君主能称霸诸侯,尊敬贤人的君主可以存在下去,怠慢贤人的君主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崇尚贤士,使用能人,使高贵的和卑贱的有等级的区别,区分亲近的和疏远的,按照次序来安排年长的和年幼的；这就是古代圣王的正道。崇尚贤士,使用能人,那么君主就会尊贵而臣民就会安宁；尊贵卑贱的有差别,那么政令法规就能畅行无阻,亲近的和疏远的有了分别,那么施予恩惠就不会违背情理；长幼有了次序,那么事业就能迅速成功而老年人有了休息的时间。有仁德的人,就在于崇尚贤人,使用才能,等别贵贱,区分亲疏四件事情；有道义的人,就是在于区别这四件事；有节操的人,就是为维护这四件事而献身的人,有忠心的人,就是敦厚,顺从这个正道的人；把这些都能做到,德行就完备了,德行完备而不到处夸耀,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德行,就叫做圣人。不到处夸耀,所以天下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而且做到善于推广自己的功绩；有了功绩而不自以为有功,所以就被天下人尊重了。《诗经》上说：“善人君子,他坚持道义不变更。坚持道义不变更,所以能够安抚四方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宥坐篇第二十八

【原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1),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2)。”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3)!”子路曰(4)：“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5)：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6)。”

孔子为鲁摄相(7),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8)。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9)；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10),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11)。”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12)。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13),曰：“是老也欺予(14)。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15),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16)。今生也有时,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17)。’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从风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18)。’是以威厉而不试(19),刑错而不用(20),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21),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22)。数仞之墙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陵迟故也。今之世陵迟已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岂不哀哉(23)!”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24)。”子曰：“伊稽首不(25)?其有来乎?”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26),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27),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28),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29)：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30),吾鄙之；与小人处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31)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学曾未如肬赘(32),则具然欲为人师。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33),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34)?”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35)!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36)；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37)?”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皆继(38),被有说邪?匠过绝邪?”孔子曰：“太庙之堂亦尝有说(39),官致良工,因丽节文,非无良材也,盖曰贵文也(40)。”

【注释】

(1)欹器：一种极易倾斜的器皿。

(2)宥：通“右”,是古代放置在君主坐右,用来警戒的。

(3)恶：有,那有。

(4)子路：即仲由,孔子的学生。

(5)谦：通“廉”,节俭。

(6)挹而损之：损之又损的意思。

(7)摄相：代理的宰相。

(8)女：通“汝”,你。

(9)丑：稀奇古怪的事。

(10)营：迷惑。

(11)出自《诗经·邶风·柏舟》。

(12)别：判决。

(13)说：通“悦”,高兴。

(14)老；这里的老是对大夫的尊称。

(15)狱犴：牢狱。

(16)嫚令谨诛,贼也：政令废弛,却惩罚严紧,这是在伤害人民。

(17)出自《尚书·康诰》,但有出入。

(18)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

(19)试：这里作用讲。

(20)错：通“措”。

(21)虚车：空车。

(22)陵迟：坡度平缓。

(23)出自《诗经·小雅·大东》。

(24)出自《诗经·邶风·雄雉》。

(25)首：通“道”。

(26)埤：通“卑”。

(27)洸洸：通“潢潢”,水势浩大的样子。

(28)淖约：柔弱的样子。

(29)殆：危险。

(30)卒：通“猝”,仓猝。

(31)垤：小土堆。

(32)肬赘：原意是指皮肤上一些不痛不痒的小疙瘩,这里指多余无用的东西。

(33)厄：被困。

(34)隐：穷困,时运不济。

(35)磔：古代的一种酷刑。

(36)佚：通“逸”。

(37)桑落：丧亡。

(38)被：通“彼”。

(39)尝：通“当”。

(40)文：文饰。

【译文】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看到那里有一只倾斜的器皿。孔子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守庙人说：“这大概是君主放在座位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皿,不注水的时候就会倾斜,倒入一半水时就会端正,注满水后就会翻倒。”孔子就回头对弟子说：“注水吧!”弟子取了水注入到里面。注入一半的时候就端正了,注满后就翻倒了,空了就又恢复倾斜了。孔子感慨地说：“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

子路说：“我想问一下有保持盈满的方法吗?”孔子说：“聪明圣智,就要用笨拙来保持它,功劳惠及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态度；勇敢有力,要用怯懦来保持它；富有天下,要用节俭来保持它。这就是所谓的保持盈满的方法啊。

孔子做了鲁国的代理宰相,当政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学生进来问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啊。老师执掌了政权就先把他杀了,这不是弄错了吧!”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原因。人有五种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盗窃：一是内省通明但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却又顽固不化；三是说话虚伪却还善辨；四是记述稀奇古怪而驳杂广博,五是赞同错误而又进行润色。这五种罪恶,一人只要有一种,就不能逃脱君子的诛杀,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足以聚众成群,他的言谈足以掩饰邪恶,迷惑众人,他刚愎自用,足以反是为非,而独树一帜。这是小人中的豪杰,是不可不杀的。正是这样,商汤杀了尹谐,文王杀了潘止,周公旦杀了管叔,姜太公杀了华仕,管仲杀了付里乙,子产杀了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但内心同样邪恶,是不能不杀的。《诗经》上说：‘我忧虑重重,被一群小人所恼恨。’小人多了,那就令人担忧了。”

孔子担任鲁国的司法大臣。有父子俩打官司的,孔子拘留了儿子,三个月了还没有判决。他的父亲请求撤诉,孔子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季桓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说：“这位老先生欺骗了我,他曾对我说：‘治理国家一定要用孝道。’如今,他应该杀掉一个人,来惩罚不孝之子,可是他又把他放了。”冉求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感慨地说：“呜呼!君主犯了过失,臣下把他杀掉,那行么?不去教育自己的民众,而只是判决他们的诉讼,这是在屠杀无罪的人啊。全军打了败仗,是不可把他们全部杀掉的；监狱没有治理好,是不可以施加刑罚；因为罪责并不在民众啊。法令松弛而严加惩处,这是残害；那作物生长有一定的季节,而征收赋税却不时在进行,这是残酷,不进行教育却要求成功,这是暴虐。制止了这三种行为,然后才可以实行刑罚上。《尚书》上说：“即使按照合宜的原则用刑、按照合宜的原则杀人,也不要立即执行,我们只是说我还没有把事情做的妥当。”这是说要应当先进行教育啊。

所以古代的圣王向民众宣布了治国的原则,就身体力行。如果不能实行,就重用贤明教导民众；如果还不能做到,就应该罢免没有才能的人来威慑他们。这样,最多三年,百姓就顺从教化了。如果奸邪的人还不依从,就要用刑罚来处罚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罪过了。因此,严肃了权威却可以不用,设置了刑罚可以不必实施,《诗经》上说：“太师尹氏,你是周朝的基石。掌握国家的大权,整个天下靠你来维持。你要辅佐天子,民众不迷失方向。”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民众迷惑糊涂而堕落,因此跟着进行制裁,虽然刑罚更加繁多,却不能克服邪恶。三尺高的陡坡,就是空车也不能拉上去；百丈的高山,载重的大车也能爬上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坡度平缓啊。人不能越过几丈高的墙,但小孩却能登上百丈的高山游玩,这也是坡度平缓的缘故啊。现在,它的倾斜也是相当久了,能使人不越轨吗?《诗经》上说：“大路平坦有如磨刀石,笔直的就像箭杆。它是君子走的路,百姓只能抬头看。回头看那平直的大道,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难道不可悲吗?

《诗》云：“看着那太阳和月亮,我深深地思念你。道路那么遥远,何时才能回来?”孔子说：“如果志同道合,即使道路遥远,人们能不向你归来吗?”

孔子观看向东流去的河水。子贡问孔子说：“您见到大水必定观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那流水,普遍地养育万物而无所作为,就好像德操；它流向低处,弯弯曲曲,遵循一定规律,就好像正义,它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没有穷尽,就好像道；掘开堵塞,使它通行,它就随即奔腾向前,好像回声应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即使百丈深谷也不怕,就好像勇敢；它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就好像法度；注满量器,不需刮板刮平,就好像公正；它柔弱细小无微不至,就好像明察；各种东西在水里淘洗,就会变得洁净鲜美,就好像善于教化,它百转千回必然向东,就好像意志。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要观赏它。”

孔子说：“我有认为耻辱的事,我有认为卑鄙的事,我有认为危险的事。年少时不能勤奋学习,老了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予人,我以为这是耻辱的事。离开故乡,侍奉君主,做了官变得显贵,偶然遇到过去的朋友,竟然没有怀旧的话,我以为这是卑鄙的事。和小人相处,我以为这是危险的事。”

孔子说：“即使成绩微小的像蚂蚁洞口的小土堆,但只要不断进取,我就赞许他,成绩即使像山一样大,但如果有一点进步就停止不前,我就不赞许了。现在有些人学到的知识很少,就自满自足地想着做别人的老师。”

孔子向南到楚国去,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吃熟食,野菜羹中没有搀一点米,学生们都有饥饿的表情。子路上前问孔子说：“我听说对于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幸福；对于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灾祸给他。现在,老师积累功德,奉行道义,具有各种美德,这样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窘境呢?”

孔子说：“仲由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认为有才智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王子比干不是被剖腹挖心了吗!你认为忠诚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关龙逢不是被桀杀了吗!你认为劝谏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伍子胥不是被碎尸了姑苏城外了吗!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这要靠机遇；有没有德才,这是各人的资质了；君子之中博学多识而能深谋远虑,却没有遇上被重用的机会的人,多着呢!由此看来,不被社会赏识的人是很多的了!哪里只是我孔丘呢?况且,白芷兰草长在深山老林之中,不是因为没有人赏识就不香了；君子的学习,并不是为了显贵,而是为了受到困窘的时候而不感到困顿,遭受忧患的时候而意志不衰退；懂得祸福死生的道理而思想不动摇。有没有德才,在于资质,做还是不做,在于人的决定,得到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是死还是生,在于命运。现在有的人没有遇上机遇,即使贤能,他能有所作为吗?如果遇到时机,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要广博地学习,某虑深远,修养心身,端正品行,等待时机的到来。”

孔子又说：“仲由,坐下!我告诉你。从前,晋公子重耳创建霸业的雄心产生他在曹国受困的时候,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被吴王打败于会稽山的时候,齐桓公的称霸之心产生于逃亡莒国的时候。所以处境不窘迫的人思考的就不远,自己没奔逃过的人志向就不广大,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得意呢?”

子贡参观了鲁国宗庙的北堂,出来后问孔子说：“我参观了太庙的北堂,没有停住脚步,回头再去看那九扇门,都是一块一块的木头拼接的,那有什么讲究吗?是木匠过失而把木材弄断的吗?”孔子说：“太庙的北堂当然是有讲究的,官吏们招来技艺精良的工匠,依据木材来施加文采,这并不是没有好的大木头,大概是因为看重文采吧。”

 

 

法行篇第三十

【原文】

公输不能加于绳墨(1),圣人不能加于礼。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2),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诗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3)。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4)!”曾子病,曾元持足(5),曾子曰：“元!志之!吾语汝。夫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6)。故君子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7),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8),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9),不若玉之章章(10)。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11)。’此之谓也。”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12),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13)；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14),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15)：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令,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则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16),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也。”

【注释】

(1)加：超过。

(2)无：通“勿”。

(3)雝：读“壅”。

(4)这是一句逸诗,不见于现代版的《诗经》。

(5)曾元：曾子的儿子。

(6)其得也：指被捉。

(7)珉：一种似玉的石头。

(8)瑕：美玉上的斑点。

(9)雕雕：雕饰的文采。

(10)章章：素质明著。

(11)出自《诗经·秦风·小戎》。

(12)游：行。

(13)长也：忠厚。

(14)距：通“拒”。

(15)恕：指推己及人。

(16)施：施舍。

【译文】

公输班不能超越墨线的规则,圣人不能超越礼制。礼制,众人遵循它,却不明白它,圣人遵循它,而且能理解它。

曾子说：“不要不亲近家人而亲近外人,不要自己不好而怨恨别人,不要遭受刑罚才呼喊上天。不亲近家人而亲近外人,这不是违背常理吗?自己不好而怨恨别人,不是舍近求远了吗?遭受到刑罚时才呼喊上天,不是后悔已经晚了吗?《诗经》上说：‘细流的水源,不加堵塞就不断绝。车毂已经全破碎,才加上大车辐。事情已经失败了,这才深深长叹。’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曾子病得很严重,他的儿子曾元抱着他的脚。曾子说：“元,你记住!我告诉你。鱼鳖鼋鼍以为深潭还太浅,就在那里面打洞安身；鹰鸢以为山岭太低,就在那上面筑巢栖息；但是,它们还是被人捕获,这一定是为诱饵所诱。所以,如果君子能不贪财害义,那么就不会有什么耻辱了。”

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珍视宝玉而轻视珉石呢?因为宝玉少而珉石多吗?”孔子说：“唉!赐啊!这是什么话啊!君子怎么会因为多了就轻视它,少了就重视它呢?宝玉,君子用来比拟人的德操。玉温润而有光泽,好比君子的仁；它坚硬而有条纹,好比君子的智慧；它刚强而不屈,好比君子的义,它有棱角而不伤人,好比君子的行为；它即使被折断也不弯曲,好比君子的勇；它的美丽与瑕疵表露在外面,好比君子的诚实；敲击它,声音清越远扬,戛然而止,好比君子的言辞。所以,即使珉石带着彩色花纹,也比不上宝玉那样洁白明亮。《诗经》上说：‘我真想念君子,性情温和得就像宝玉。’说的就是这道理。

曾子说：“与人交游,却不被对方所喜爱,这必定是由于自己缺乏仁爱；与人交往而不被对方所尊敬,这必定是由于自己不忠厚；接近财物,而不被对方所信任,这必定是由于自己没有信用。这三者的原因都在自己身上,怎么能怪怨别人?自己不努力,只会怪怨别人就会陷入困厄；怪怨上天,说明自己没有见识。过失在于自己却反而去责备别人,这不是太不符合实际了吗?”

南郭惠子问子贡说：“先生的弟子,人员怎么那样混杂呢?”子贡说：“君子身心端正,来求学的人都不拒绝,想离去的也不阻止。况且,就像良医的门前多病人,矫形器的旁边多弯曲的木头一样,所以夫子的弟子才这么杂啊。”

孔子说：“君子要有三种恕道：有了君主不能去侍奉,有了臣子却要他们听使唤,这不能宽恕；有了父母不能好好报答,有了子女却要求他们孝顺,这不能宽恕,有了哥哥不能尊重,有了弟弟却要求他们听话,这不能宽恕。读书人明白了这三种恕道,身心就可以端正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思考,是不可以不考虑的：少年时候不学习,长大了就没有才能,老年时候不能教育人,死后就没人思念；富足的时候不施舍,贫穷了就没有人帮助。因此君子年少时就考虑到长大后的事,就会努力学习,老年考虑到死后,就会教育后人,富有的时候考虑道贫穷,就会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