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后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为维护专制统治，开始采取专制行动，首先在文化上的专制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活动。焚书坑儒打破了战国以来儒、墨、道、法等百家学派学术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不再强调礼乐治国，而是重礼轻乐，专注法治。
“焚书坑儒”烧毁了大量前代的文化史料典籍，传到后世的关于乐制的史料所剩无几，儒生也遭到坑杀，儒家礼乐的文化典籍和礼乐思想因此遭到破坏和流失。此外，秦朝统治者在位之时耽于享乐，尤喜靡靡之音，继承下来的先秦雅乐遭到冷落，并且丝毫不在意礼乐典章规范，至此礼乐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秦灭亡之后，汉成为继秦之后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在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秦朝“焚书坑儒”等对礼乐文化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的事件之后，礼乐文化是否还在秦汉时期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似乎在众多学者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
但随着西汉墓葬随葬乐器的出土并结合传世文献，地上和地下材料的相互印证，证明了礼乐文化一直存在，西汉时期仍有礼乐文化在不断发展。《汉书·礼乐志》中对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帝王制定礼乐的命令和行为都有记载。
另《汉书·礼乐志》载：“高张四县，乐充宫廷。”这里所提到的四县实为四悬是乐悬制度的规格，可见西汉有乐悬制度的明确记载，这也与地下考古材料相印证。随着西汉时期“四王墓”以及其他墓葬的发掘，大量的礼乐器出土，每个墓葬的礼制乐器组合似乎为我们重现了汉初严格的礼乐制度。
中华礼乐文化源来已久，要探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对礼乐文化追根溯源，也即是对先秦礼乐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考察。关于先秦礼乐文化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且研究成果颇丰。因此只在本文做简单的脉络梳理，不再过多赘述。
远古氏族社会，语言和文字还没有诞生的时期，人们无法用科学的逻辑去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所以他们把精神寄托给神灵，希望能通过祈求神灵保佑生活的顺遂。在祈神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些仪式并配以舞蹈和音乐进行，这就是处于萌芽期的礼乐，礼和乐的初步结合是为原始祭祀而服务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敬神以礼，求神赐福，因此礼仪源于祭祀。而我国最早的音乐形态则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古文献中所记载的原始乐舞大多与祭祀神灵相关，其内容涉及了图腾崇拜、歌颂天地自然神灵。但由于氏族社会阶级不明，这个时候的礼乐文化处于一种初始形态。
据考古发现，已出土的商周墓葬中包含有配以礼乐使用的礼乐重器，这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礼乐文化雏形在夏商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周代，《礼记·明堂位》中载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根据夏商时期的礼乐并有所损益，制定出一套符合西周政治实际的等级制度。
人分等级，乐也同样如此，乐为礼服务，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礼乐不尽相同、不同的场合，也要界定礼乐的不同规模。这即是礼乐制度的正式确立。“八佾”和“乐悬”的产生，无不象征着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八佾”规定了不同等级使用乐舞的规模，而“乐悬”则规定了乐队使用的规模。
除此之外周朝还有明确的乐官制度，乐官分管宫廷雅乐和俗乐，并担起音乐教育的职责。此外西周的乐器发展也较为完备，八音分类法的产生，以及对钟磬类乐器的推崇并广泛使用，这也使得以钟磬乐为主的金石之乐成为历代礼乐文化的物化载体。
另外，周代也建立起一套明确的雅乐体系，宫廷祭祀和朝会礼仪所用到的乐舞有明确的模式结构要求，是与礼制相携为用。以上种种皆说明周代的礼乐制度、仪礼规范、礼乐形态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在东周得以延续。登峰造极的西周雅乐和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制度开始转型，政治权利的更迭也致使文化局面发生转变，也即是“礼坏乐崩”的局面开始出现。《论语·阳货》中记载“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王权的下移也带动了文化的下移，严格的礼乐制度开始遭受冲击，被西周奉为正统之乐的雅乐也开始衰落，新兴的音乐开始出现，和雅乐形成对立的局面，音乐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约束力，以致出现“八佾舞于庭”。
礼乐制度趋于崩溃，礼乐文化遭到破坏，这必然引起以孔子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维护者为推崇礼乐文化开始寻求礼乐复兴之法，建立起儒家礼乐文化体系。儒家礼乐文化体系与西周礼乐不同的是儒家礼乐文化体系里包含了对人文的思考。
在礼乐制度的基础上衍生出礼乐思想，开始注重礼乐中的人性表达，儒家倡导礼乐教化，通过礼乐对人形成规范，礼与乐相辅相成，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礼乐调和人际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公序良俗，进而达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儒家礼乐文化体系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在我国传统文化流传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秦汉之后成为主流思想并持续影响数千年直至今日。可见，先秦礼乐文化的三阶段其实质就是自发性的礼乐风俗向礼乐制度再到礼乐思想的形态转变。
原始时期远古氏族自发的举行原始祭礼活动，这些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约束和限制以及具体的章程。到西周时期的制礼作乐，礼乐制度确立，各种礼仪用乐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这一时期的的礼乐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受到冲击其约束力减弱，以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家开始从思想体系入手进行礼乐复兴，对礼乐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礼乐制度的衰退时期，也可以说是礼乐思想大放异彩的阶段。
秦朝统一后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为维护专制统治，开始采取专制行动，首先在文化上的专制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活动。焚书坑儒打破了战国以来儒、墨、道、法等百家学派学术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不再强调礼乐治国，而是重礼轻乐，专注法治。
“焚书坑儒”烧毁了大量前代的文化史料典籍，传到后世的关于乐制的史料所剩无几，儒生也遭到坑杀，儒家礼乐的文化典籍和礼乐思想因此遭到破坏和流失。此外，秦朝统治者在位之时耽于享乐，尤喜靡靡之音，继承下来的先秦雅乐遭到冷落，并且丝毫不在意礼乐典章规范，至此礼乐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秦灭亡之后，汉成为继秦之后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在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秦朝“焚书坑儒”等对礼乐文化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的事件之后，礼乐文化是否还在秦汉时期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似乎在众多学者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但随着西汉墓葬随葬乐器的出土并结合传世文献，地上和地下材料的相互印证。
证明了礼乐文化一直存在，西汉时期仍有礼乐文化在不断发展。《汉书·礼乐志》中对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帝王制定礼乐的命令和行为都有记载。另《汉书·礼乐志》载：“高张四县，乐充宫廷。”这里所提到的四县实为四悬是乐悬制度的规格。
可见西汉有乐悬制度的明确记载，这也与地下考古材料相印证。随着西汉时期“四王墓”以及其他墓葬的发掘，大量的礼乐器出土，每个墓葬的礼制乐器组合似乎为我们重现了汉初严格的礼乐制度。
贾谊的礼治思想在《新书》中有多处体现，在《过秦》篇中，贾谊首先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不信任近臣、不亲和民众、废除王道、烧毁儒家典经、重刑法暴政轻视仁义，其种种行为都昭示了秦的灭亡。
于是贾谊说：“向使二世有庸世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秦二世能够做到有一般君主的行为并且任用贤能之士，君臣能够上下一心解决内忧外患，秦二世能够在服丧期间改正秦始皇所犯下的过错，以礼仪取代暴政治理天下，那么人人都会安定快乐。
当然这只是贾谊自己构想出来的理想国家状态，秦二世并没有如贾谊所构想的那样作为，而是更加变本加厉施行暴政，所以秦朝由一个大一统帝国仅花了十几年就走向灭亡是理所当然的结局。总的来说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在位者没有施行仁政，没有以礼治国，进而贾谊提出要以礼义治理天下。
如何以礼治国？首先就是制定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定。贾谊在《等齐》篇中提到：“所持以别贵贱、名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等齐”是指诸侯王与君主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一样。天子和诸侯王从所用守卫、所用官吏、所用法令、对下赏罚标准等等全都使用相同的规格。
那么君将不君、臣将不臣，无法进行区分。因此需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来明辨尊卑。地位高低不同，享受的礼节待遇不同，使用的器皿不同，享用的祭品等级也有差异，死葬的规格也有讲究。除上述所说之外，贾谊还在《服疑》一篇中具体论述了服饰制度。
不同等级的人，衣着服饰也要区分出不同，是以“见其服而知贱贵，望其章而知其势”，“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等级设定之后，各处都自觉遵守规范，人人都遵循制度，尊卑分明，有度可循，就会天下安定，主张建立各种等级制度，这就是贾谊礼治思想的体现。
他还十分赞同管子所说的四种治国纲领，礼、义、廉、耻，礼排在首位，可见其重要性和必然性，贾谊还以此批判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抛弃了礼义廉耻的社会风俗盛行，国家却没有相应的礼法去制止，这与管子所说的“四维不张”相吻合，于是贾谊发出为天子惋惜的感叹。贾谊的礼治思想还体现在《礼》篇中，对“礼”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他以昔日姜太公以礼教导太子姬发为例，阐述礼治的必要性：“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道德仁义的完成需要遵礼；教育的完善需要遵礼；辩讼的决断需要遵礼；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安定需要遵礼；跟老师学习需要遵礼；推行法治需要遵礼；祭祀鬼神需要遵礼。这段话可谓是全面阐述了礼无处不在，必不可缺，上到朝廷、君臣、做官、法律祭祀，下到父子、兄弟、教育、道德伦理，礼存在于方方面面。
而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用来区分等级的，尤其是君臣的等级礼法。天子为尊，臣民为卑，诸侯恪守礼法敬重天子，百姓恪守礼法忠于君王、跟随君王，所谓“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礼的根本作用就是用来巩固国家秩序、稳定臣民、维护江山社稷。由上可见，贾谊礼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加强皇权统治，维护社会秩序。
通过礼来建立等级秩序，上行下效，形成社会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稳定，天下安定的状态。贾谊的礼治思想中还融入了民本思想，他主张国家的政治应该以民为本，这正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继承。“故国以民为存亡”，人民是国家的命脉，人民决定了国家的存亡，这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同样的道理。
可以见得，贾谊的这一观点非常具有远瞻性，直到今天也十分的受用。
贾谊的乐教思想也体现在其著作《新书》中，他把乐制看的很重要，而且十分肯定孔子的观点。孔子认为乐制与礼制是一体的，更与国家体制息息相关。《审微》篇中提到周代的乐悬制度，卫国的大夫在欣赏音乐时僭越等级，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规格，于是孔子发出感叹“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
这句话揭示了礼与乐的关系，乐制消亡，礼制也不复存在，礼制消亡，国家和君王也会随之覆灭。因此孔子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所谓“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孔子把乐看做是人生修养的最后阶段，可见乐教的重要性。同样，贾谊也十分肯定音乐的教育作用。
到汉武帝即位，汉初的政治思想发展之势已经无法满足汉武帝加强皇权统治建设的需要，于是“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武帝下令让贤良之士与之对策，其中董仲舒的策论令汉武帝十分受用。董仲舒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提倡政治和思想上的大一统，造就了儒家思想文化独尊的局面。
可见，董仲舒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西汉晚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汉元帝即位之后，中央集权统治开始衰败，至汉成帝时期阶级斗争越演越烈。刘向活跃于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期，他十分肯定礼乐的教化作用，曾向汉成帝进言：“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
他认为应当兴建学校，建立礼乐，以雅颂之声和礼仪来教化天下。想要天下太平就要用礼乐来引导百姓。与贾谊和董仲舒相同，刘向的礼乐观也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礼乐的思想体现在《说苑》一书中，在《修文》卷中专论礼乐教化。
西汉时期的礼乐文化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存在并发展着，无论是在形而下的礼乐机构及礼乐重器还是在形而上的礼乐制度及礼乐思想方面都展示出符合那个时代的魅力。总的来说西汉礼乐文化呈现出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但势弱不代表灭亡。
因为就某一具体事物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当旧的事物形态不符合新的发展方向时势必要被取代。因此在西汉后期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多重影响下，礼乐文化的衰微是必然的趋势。
但事物的发展是永恒的无止境的，旧的事物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蜕变，符合新环境的新事物顺时而生并继续发展着，因此礼乐文化不会受某一时期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而消失，只会以一种符合大环境的新的形态继续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点和内容。而直至今日礼乐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呈现出其永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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