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画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大家——莫是龙，他的才情与功力并不在董其昌之下，然而由于未能跻身仕途，政治地位与董玄宰不可同日而语，在书画史上似乎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在松江画派中，他属于第一代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则是稍后兴起的人物。可以说莫是龙对松江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厥功至伟。
莫是龙
（1537～1587年），字云卿，改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明。明松江府华亭县人，家住东明桥堍，别宅在西门外莫家弄。8岁读书，其父莫如忠，累官至浙江布政使。是龙秉承家学， 10岁能文，有“圣童”之称。工诗画，善草书，喜散曲，精鉴赏。意气豪迈，不拘小节，一时名流，无敢抗席。曾被召至金陵校书，与当时文苑名流结诗社并作画。万历十年（1582年），赴北京旅游。屡应乡试不第，以贡生终。
喜藏书，得其舅父常熟杨仪七桧山房万卷楼所藏，储于城南精舍。嗜弈，终夜不倦。诗宗唐人；古文出入韩、柳；书法以钟、王及米芾为师；山水画学黄公望，挥染时，神注意足，气韵尤别。手书《送春赋》，词翰清丽。深研画理，最先树山水画“南北宗论”，该说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关于画派理论，成为“松江画派”创始人之一。传世作品有《浅绛山水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仿米氏云山图》（见于《中国绘画史图录》）、《长谷幽松图》（现藏松江博物馆）。书法作品有《草书五律诗》、《行草七律诗》等（现藏上海博物馆）。
著有《石秀斋集》（10卷）、《画说》（1卷）、《笔尘》（l卷）及《廷韩遗稿》（16卷）。辑有《崇兰馆续帖》及散曲《南北宫词记》。
家学渊源
莫是龙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莫如忠，嘉靖戊戌（1538）进士，是个学问渊博的人。钱谦益称他“善草书，为诗尤工近体”。莫是龙从小就显示超人的感悟能力，“十岁善属文，以诸生久次，贡入国学，廷韩有才情，风姿玉立。少谒王道思于闽，道思赠诗云：‘风流绝世美何如，一片瑶枝出树初。画舫夜吟令客驻，练裙昼卧有人书。’其风致可想也。”
莫是龙少有神童之誉，十四岁补郡诸生，十六岁作《秋山无尽图卷》已十分可观了。其跋云：“每登名山，常思作图，竟未可得。今日张伯起从舟中游新江，遥望山川嵚秀，岩壑幽奇，因展箧中所藏黄大痴《秋山无尽图》把玩，心境顿开，颇合吾意，参其法度，遂为作之。”这种成熟的口吻与文字功力，已不像十六岁少年。
董其昌早年拜师莫如忠，在莫家私塾就读，得以结识莫是龙，与他谈书论画，奠定了日后的书画理论基础。
董其昌25岁时，观莫是龙作画，“咄咄称赏”（《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莫秋水画），他对莫氏父子都颇为赞赏：“始知公（即莫如忠）深于二王，其子云卿亦工书。”（《评法书》）他评价其师莫如忠“似正反奇，超俗即雅”、“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以外一步不窥”。而对莫是龙的评价同样很高，“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诸家，匠心独妙”、“如五陵豪侠，宝剑金丸，意气自喜”、“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由此可见，莫是龙在书画方面对董其昌的影响不容置疑。
仕途坎坷
然而，莫是龙的仕途却异常坎坷。他20岁时写下《乡居感怀》，表现出他追求功名失利的愁闷：“荒村惊岁宴，寥落意何如？托病惟耽酒，销愁强看书。文章半生贱，名利廿年虚。犹似邹阳陋，徒然羡曳裙。”
莫是龙曾四上京都，其中两次赴考都折戟沉沙，这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万历四年（1576）莫是龙40岁，曾赴京一试，失利后，作书曰：“仆四十余，霜毛冉冉，渴饮饥餐之外，更无复有人生之怀。夙昔与足下意气襟期消磨欲尽，诚何志业而言，而造物侵侵不已，奈何！”
万历十年（1582）46岁的莫是龙再次赴京，“北试已获隽矣。署榜时失卷，复不遇。”此时，他已经心灰了，说：“两就北闱之试，虽数遇知己者，而文卷误失，辄致遗弃，命运坎坷乃至如此。”
这一年的冬天，莫是龙于长安旅邸，秉烛兀坐，对人生作了深刻的思考，写下了《笔尘》。其中说：“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瓯茗，神气益佳，尔时闻童子鼻息，是当数部鼓吹，或风生竹树间，山鸟忽啭，倦魔都尽，往往徘徊达曙，强就枕席。晚凉箕踞，临池数酌，设笔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游羲皇矣。”这是远离尘俗，逍遥物外的诗意栖居。其实，年轻时代他就开始了这种追求。31岁，他落榜南归，在白下与四方文学诸君结社于鹭峰禅寺，吟诗填词，以寄磊落不羁之情怀。
性情中人
莫是龙极富文才，诗文皆情辞两美。35岁曾作《送春赋·并叙》，得到当时文人的激赏。王世贞题曰：“廷韩此赋，可谓文生于性，廷韩此书，可谓笔外有情，令人于翰墨外有章台走马之兴，几欲夺之，抑情而止。”王穉登题云：“《送春赋叱辞如灿花，当时江郎梦笔时耶。书法韶令英英，逼人子敬，白练裙中墨，属泽家之季矣。靡靡隃快哉，莫盛僕且耳熟。”一时俊才如王世懋、俞允文、欧大任、皇甫坊、梁辰鱼等均在幅上题跋称赞，也足见莫是龙文才、书艺之高超。莫是龙在32岁时便有《莫少江集》问世。当时锡山俞宪为刻《二莫集》，一时传为佳话。
莫是龙是性情中人，性格豪爽俊迈，一如其书。《石秀斋集》的前面有张长舆撰的小传见其个性：“先生少负俊才，早承家学。刺经读史，则理窟穷探掞藻，摛华则文心妙解。加以义能掩日，气可笼霄，情投则推赤心于韦布，意拂则白眼于公卿。是以爱者固敛衽而推，忌者亦侧目而视矣。先生自以名冠群髦，志轻一第。而公车屡蹶，国室长韬。人嗟和氏之冤，时谓刘贲之屈。”
毫不掩饰好恶情感的外露，傲视世俗的各种陈规陋习，率然坦露自己的心胸，这或许是艺术创作最需要的素质。仕途的不幸反而成了莫是龙艺术上的大幸。他48岁那年十月，与沈周南等文友夜集小雅堂，莫是龙出米元章灵璧石置坐，焚香，各赋诗。诗成之时月满西楼，客人徐步月归。而他仍然独坐煮惠泉边，捡案头书翻检，兴致而书道：“人生各有嗜好，皆痴也。而乐此不为疲。虽我嗤俗子，而俗子得，复嗤我后也。书之以俟达观者定焉。”正是对书画的这份“痴”，这份执著，才使他到达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家藏“万卷”
莫家富于藏书，到莫是龙时达至极盛。据史料记载，莫是龙从小在虞山长大，其舅父杨仪字梦羽，号五川，历任工部主事、礼部等郎中，擢升山东副史，辞官归乡后，以读书著述为务，并致力于宋元旧本的收藏和文物古董的鉴赏。他有一藏书楼，名为“七桧山房万卷楼”。
莫是龙耳濡目染，对于版本鉴别很有心得。杨仪身故后，杨家“因事被累”，莫是龙便将舅父藏书中的珍本带到松江，收藏在莫家“城南精舍”的“石秀斋”中，经常鉴赏校勘，在不少藏书上留下了他的笔墨题识。
七桧山房万卷楼的其余遗书则为杨家仆佣、亲友悄悄窃去，逐渐散失于江南地界。江阴文人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1505—1593年）在其晚年所著的《戒庵漫笔》卷五中，详细地记述了杨家藏书的结局，并寄慨于膏梁子弟之未能珍惜父辈心血。
所以说，莫是龙抢先携归珍本，实际上保存了万卷楼的精华，在文献典籍的传承上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黄丕烈作诗，在藏书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七桧山房万卷楼，杨家书籍莫家收。”
“南宗北论”
莫是龙对绘画的重要贡献是和董其昌先后提出了“南北宗”理论，以唐代禅宗分南北为喻，建构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鉴赏的标杆。
关于“南北宗论”，一般著述视其出于董其昌《画旨》之中：“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意指山水画分南北两派，北宗以李思训、李昭道为鼻祖，讲求功力，渐修，画法多用设色勾斫，繁缛霸悍，南宗则由王维开山，讲修养和顿悟，画法多用水墨渲染，天真简率。
但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理论是由莫是龙率先提出的。莫是龙在《画说》中共有16条论述，其中就提到“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等观点。其实莫是龙与董其昌身为挚友，于吟诗附唱，畅谈爽跃之间，共享书画通乐之事，畅谈南北分宗之说，也不足为奇。
“南北宗论”应该正是在二人长期的艺术思想交流过程中形成完善的。莫是龙首先提出画分南北宗的观点，认为“善画者画意不画形”，腔调意趣、含蓄和形象的自然流露。而董其昌则一脉相承地发展了莫是龙的理论，推崇南宗，讲求神似和韵味，重视意境，更进一步提出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得这一理论在绘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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