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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曾国藩的“知十分而行七分”

也说曾国藩的“知十分而行七分”

 

  小弟“太阳花”在博客中转载了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知十分、行七分”这句话而言,(原文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并指出此言是曾国藩祖父在曾国藩幼年时教育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但我们所看所想和理解有所不同。我也看过有关曾文公的多篇文章和史料,从其早、中、后期的作为来看,我还是比较赞同此言出自曾国藩之口。这也是曾文公后期为人为官的具体表现所在,是其“中庸”之道的真实写照,以此为原则,才使其一直落于不败之地,并成为现在很多政史专家及学者研究和崇拜的对象,我先把具体的例证讲一下:

  说话八国联军对清廷虎视眈眈之时,慈禧太后为加强京师防卫能力准备在直隶训练一部分部队(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卫戍部队)。当时负责此事的人名叫官文,清廷和大臣们对他的能力和作为都颇有微词。后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时,慈禧太后就开始令他筹划此事。曾国藩本就是个忠臣,对此安排,岂敢有误!

  当时直隶总督府设在保定,曾文公到任没几天(应为1869年),就前往大校场看将士们演练队操,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阅兵。他吃过早饭后即正襟端坐,开始检阅。头一阵是中军所统的练军,号称直隶六军之一,共约千人。当时演练了急战阵、藤牌阵、连环阵三种阵法,每种阵法又分六七种变化,三阵下来之后,共有二十般变化,但所有器械均为古代之刀枪藤甲。在西方已用洋枪洋炮侵略中国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对这种用阵法变化抵御外人的传统技法表示十分忧虑,他认为这只是花架子,好看不中有--“皆花法也”。第二阵检阅的是用西方武器的洋枪队,称为义胜后营。洋枪队的武器虽说是西方化,但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即两军短距离作战所用的长矛也派上了用场。第三阵是李德英所带的义胜营,曾国藩对这一队更是失望,不但“队伍不甚整齐”,而且“技亦平平”,曾国藩用“无足观”三字表示他的不满。

  这让他寝食难安--靠这部分军队抵御内外突发事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直隶军队的文化素质同样差的很。他出题考试直隶六军,虽只是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但答非所问者居多。而且,京畿要地,纨绔子弟的作风在军队蔓延,吃喝嫖赌,比外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加以改革。但如何改呢?这让曾经成功组建并训练过湘军和淮军的曾国藩大伤脑筋。组建湘军式的部队容易招人耳目,用现有的练军也难符其实。他为此苦苦思索,让幕僚们搞了一个初步方案,阅后很不满意。他用找出《畿辅通志》等有关京畿部队训练法门之类的书籍,想从中得到启发,但是却另他失望了,阅读兵制各卷后“不甚了了”,他感觉到困惑并感叹:“不知作者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他再读一次,仍无所得。

  曾国藩只好亲自起草练军之折稿。但仍困难重重:一是过去的成例、传统不能因循守旧,如此又会落入俗套。二是另起炉灶属于破例,这在相对封闭的当时又会引起权贵们的不满。因为京畿不比其他地方,如果练成的军队不归朝廷绝对统辖,后患无穷,他将成为进行的罪人,他感到了左右为难。

  更为困难的是,当时关于直隶练军之事,内外大臣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即不用勇兵。因为勇兵驻于近畿,剿也不能,防也不能,此仍皇家之大忌:一旦强大,害怕造反罢了。且与居民寻衅滋事,因多主张练兵,而反对养勇。

  曾国藩看法却与之相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仍从湘军、淮军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他认为东南募勇多年,良法美意,练军应当参考。五朋二十一日,他上书《直隶练军事宜折》,讲了他善于练军的一些改革办法和主张。

  不料,些法果然遭到京城权贵们的普遍反对。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因闻直隶练兵折为诸政要所不悦,痛加驳斥,心绪作恶。”曾国藩感到打破陈规旧矩之难,不在于当事者意志不坚,而在于旁加阻挠者实在太多。八月十七日,他再上《练兵事宜折》,先谈了一番用兵之道,不可一味拘泥于成法的道理,又驳斥京中要员的种种责难,最后他请求慈初禧允准,暂不争论,由他“先行试办”。这也是曾文公高明之处。他避免了与诸权贵的直接交锋,而是先做不说,只做不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

  经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在直隶练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毅然上书改任两江总督,将练兵之事交于李鸿章接任。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觐见慈禧,西太后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答曰:“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然后慈禧又将海上防范诸国洋人进攻所练兵之事交于曾国藩办理。

  由此可见“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此言出自曾文公之口。

  以上只是在这个实例中所引出的这句话。看得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曾文公的爱国和无奈。只有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和价值所在。

  如按“太阳花”转载文章中所说此言是出自其祖父之口有些勉强。

  如果是其祖父教育他所言此话,那么曾国藩在其中年得志之时不会有很多的过激的做法。比如奉命剿灭太平天国之时,不会多次冒然出击而遭惨败,甚至两次要投水自尽。幸亏后太平天国内乱,曾国藩才得以剿灭太平军。

  如果是其祖父教育他所言此话,他也不会在剿灭太平军后任凭官兵大肆抢夺百姓财产而报心中之仇。

  如果他在早就得其这句话的要领,他也不会在中年为官之时和许多要员吹胡子瞪眼而不采取比较委婉的办法。

  希望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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