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得有思想准备，今天的开场白会比较啰嗦啊！
先讲一个真实的笑话。1997年，我第二次去九寨沟，中途在路边一家小馆子吃饭，价格惊人，连一份素菜都是30——那是19年前啊！我问服务员：“吃饭怎么算钱呢？”她说：“饭不收钱。”我一本正经地说：“那好，我们就只吃饭，不要菜啦！”众人捧腹大笑。我也笑了，赶紧对尴尬得脸都涨红了的服务员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大家为什么要笑呢？因为我说“只吃饭不要菜”是很不讲道理。表面上看，我是以服务员说的“饭不收钱”为依据说这个话的，但是人家这句话有个前提，就是顾客必须吃菜。只有在这馆子点菜吃，人家的饭才是“免费”的——因为所谓“不收钱”的“钱”，其实已经在菜钱里包含了。成都好多馆子都是这样的，吃中餐，饭都“不要钱”。
在这里，“点菜”是“吃饭不收钱”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大家都明白，因而不需要说出来，这叫“默认前提”。平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默认前提”太多了。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都对特定语境中一些前提不言而喻地省略了，但说话双方都不会忽略那个“默认前提”，都心照不宣，心领神会。
甲说：“人最重要是必须吃饭。”乙说：“不，人最重要的是必须穿衣，否则和野兽何异？”甲说：“不吃饭，都饿死了，穿衣还有意义吗？”乙说：“人之高贵在于尊严！”僵持不下，后来甲解释说：“我说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吃饭，前提是穿着衣服吃。”乙也解释说：“我说的穿衣也是在吃饭的前提下。”……结果都说得对。如果各自都不管“默认前提”地争论， 会有结果吗？后来双方亮出“默认前提”，自然就没有分歧了。
好，老师们可能明白我以这个笑话开头的用意了。昨天，我引用一位老师的评论中，有一句“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老师的问题”，引起一些老师的反感。其实，这段评论是在“教育惩罚”的语境中说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中国教育”特指“中国学校教育”，这就是“默认前提”。当我们在谈中国学校教育时，说“最大的问题是老师的问题”显然没有错。
有的老师说：“家庭教育才是最大的问题。”这话当然正确。我经常对老师和学生家长说：“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我这样说和前面说“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老师的问题”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各自的语境不同，针对性不同。
当我们单独说“教育”二字时，约定俗成的含义就是“学校教育”，比如我们会把一位重视教育的市长，称作“教育市长”，显然是说他重视学校教育，而不是说他重视家庭教育或社会教育。相反如果我们谈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时，这“家庭”和“社会”二字都不能省略。
因此，老师们大可不必那么敏感。其实，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在不同的默认前提下，对“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有不同的表述：“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评价问题”“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育思想的问题”“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培养目标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行政官员（从校长到部长）的问题”“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这些判断都是对的，因为都站在不同的侧重点说的。
有老师从“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老师的问题”读出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含义，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位老师的思路是以怎样的规则跳跃的？类似的“思维无规则跳跃”（这是我杜撰的一个短语）在我微信公众号文章后面的不少评论中时常出现。比如，我说“教育要有儿童视角”，有老师便说：“那我们老师又如何得到尊重呢？”你看，把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问题硬拉在一起说，扯得清吗？还有，我说“教育惩罚应该充满民主精神，教师犯了错误也应该根据共同制定的班规接受惩罚”，有老师便愤愤不平了：“惩罚老师？校长犯了错又谁惩罚呢？官员犯了错谁惩罚呢？”又如，我说要“理解学生”“尊重学生”有老师便反问：“谁又来理解和尊重我们老师呢？”……如此“雄辩”，真是把我“驳”得“哑口无言”。还有，把讲爱心的教育说成是“西方那一套”，把现在学生的问题归咎于“素质教育”，动辄就骂“狗屁专家”，显然就是不想讲道理的；还有，动辄就以“一线教师”自居，好像只要说自己是“一线教师”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还有些悲壮感。这是在讲道理吗？
我读一些老师的评论，一看就知道他根本没有认真读文章，可能只看了标题便开始表态，或一目十行甚至不断“快进”，抓住几句话或几个词然后便下断语。我知道这是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在教师身上的体现——现在很多老师是静不下心来阅读的。你们看我最近无论批评屯留县纪委，还是反驳钱文忠教授，先姑且别论我的观点是否都站得住脚，但至少我是将对方的原文都一字不漏地列了出来，这样不至于断章取义。这是一种类似乎武林决斗的仗义和光明磊落，是对对方的尊重。因此我希望朋友们，如果要对我的文章发表评论，无论点赞还是批评，都稍微认真读读，好吗？
从最近的网友留言中，我深深地感到，有相当多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一线老师，身处恶劣的教育环境，面对极为难教的学生和难缠的家长，却依然善良正直，而且勤奋向上，理想不灭，爱心不变。遇到难题，不是找借口躲避，也不是找“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是不断反思自己，解剖自己，并不断提升自己。让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那句话：“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向这些素不相识而又默默无闻的老师表达真诚的敬意！我和你们虽然天各一方，我也无法一一回复你们，但我们是“同一尺码”的人！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我2001年写的，当时我就是一个纯粹的普通班主任，连教研组长都不是。当时我都四十三岁了啊，连个教研组长都没“混”上，呵呵！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豁出去“的勇气的。不过，我当时就没有想过德育主任会怎么看我，校长会怎么看我。我只想把我想的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想入党，不想提干，无所谓！今天重新发布，我一字未改。这篇文章至少说明，不但我现在“站着说话腰不疼”，当年默默无闻的我，“坐着”、“蹲着”“趴着”……说话，依然“腰不疼”。
岂能如此考评班主任？
李镇西
最近，我听说了这样一条“新闻”――
在某县重点中学的新学期班主任会上，分管校长宣布：“为了强加校风班风建设，也为了增强班主任的工作责任心和班主任工作的实效性，从本期起，班风将同班主任工作考评相联系。具体做法是，平时每班学生的课堂纪律扣分、早操扣分、课间操扣分、眼保健操扣分、清洁卫生扣分、吃零食扣分、迟到扣分，还有运动会名次、艺术节名次、板报评比名次等等，一律与期末班主任奖惩挂钩――分数高者奖金就高，分数低者奖金就低！如果遇到出现打架斗殴等重大违纪情况，班主任期末奖金则‘一票否决’！”
如此管理方式不可谓不严格，然而对班主任来说又不可谓不苛刻。虽然有班主任当即就表示不满，但校长一声“这是学校行政会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谁不服从就请谁下岗”的斥责，大家便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自认倒霉：谁叫我是班主任呢！
颇有戏剧性的是，该决定公布不久，学校就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开学两周后，就有一位勇敢的班主任找到教导处，坚决要求退掉本期硬塞到自己班上的校长关系户学生：“当初校长就说这孩子是某局局长的儿子，因打架斗殴被原学校强令‘休学’，是典型的‘差生’；领导说其他班都不要，因为信任我才放到我班上。我不怕这个学生淘，我倒愿意与他慢慢磨，但我怕‘一票否决’！”
第二件事是，某班上第一节课的老师渐渐发现，本期早晨迟到人数大大减少，但旷课学生却大大增加，而旷课的学生往往在第二节课却是坐在教室里的！经调查才恍然大悟：原来该班班主任怕扣“班级纪律分”影响“班级荣誉”，便叫迟到学生干脆旷一节课，等第一节课结束后再进学校――因为早晨迟到人数是由学校值周老师和值周班学生在学校大门处统一记录，而旷课情况则是由各班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掌握。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是校长还是班主任乃至学生，一时都表现出了无穷的智慧。
据说那位要求退学生的班主任已经被“说服”：“该学生作为特殊情况对待，其违纪情况不与班主任考评挂钩。”而学校早晨的值周也经过“改革”，值周老师至少应有一人须等到第一节课结束后方得“撤岗”，并且政教处派出专人在各班窗外巡视学生课堂出勤率。
学校管理班主任，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教育评估标准乃至评价体系；而如何科学地管理班主任，我认为这堪称“高精尖教育科研难题”，迄今为止不只是我这样的普通班主任拿不出完美的答案，而且连许多专家学者也还在苦苦探索。但是，我现在虽然对此说不出“应该”怎样，却可以谈谈“不能”怎样――如此简单地将学生表现与班主任奖金挂钩的做法，愚以为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我丝毫不否认该校领导的良好初衷――面对日益恶化的校风，他们在无奈之中狠抓班主任队伍建设，并企图向班主任管理要质量；而且，一般来说，班风的好坏的确取决于班主任的工作态度、管理科学和教育艺术――如果班上课堂纪律总是很糟、出操情况总是很差、迟到人数总是最多，卫生红旗总是最少……而班主任却说自己“管理有方”“教育有效”，谁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班级操行分数与班主任考评挂钩似乎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教育是复杂的，比起单纯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学生思想的转化和日常行为的规范更为艰难而且反复多变。我不同意“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种绝对的说法――如果是教师以此自励，我表示敬意；如果有领导以此对教师施压，我表示反感。无论怎样强调教育者的责任心，都不能堕入“教育万能”的泥潭。从纵的方面说，在班主任接手具体的学生之前，学生已经是其家长的“半成品”、小学教师或以前教师的“半成品”，他并不是作为一张白纸出现在班主任面前的；从横的方面来说，学生每天在受班主任教育的同时，也在受其家庭更受社会方方面面的教育甚至“反教育”，他并不是作为静态的物体受教师“雕刻”而同时更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也就是说班主任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是否能够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是不在自己的胜算之内的。
这种对班主任的考评方式，尤其不利于鼓励班主任“见困难就上”，更不利于班主任善待“差生”（“差生”这个词当然是很不科学的，但约定俗成，我也姑且这样用，不过，我打了引号）。由于种种原因，一个学校总有相对好一些的班和相对差一些班――而后者必然更容易将班主任“一票否决”。有时，面对一个谁都不愿带的“烂班”或面对一群人人头疼的“差生”，班主任勇敢地接过教育的担子，与其说他有必胜的信心，不如说他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这样的班主任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有几分悲壮――因为其学生随时都可能“引爆”各种违纪甚至恶性事件的“定时炸弹”。这样的班主任将付出比其他班更多的脑力和体力乃至更多的牺牲：一次次苦口婆心的谈心、一回回耐心细致的补课、一趟趟披星戴月的家访……而最后的教育效果并不一定就优于其他班，但他们已经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如果领导还要以无法预测的“一票”去否定班主任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不是太缺乏一点理解甚至太缺乏一点人情味了？
是的，科学的班主任管理不能没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我不是校长，也不是政教主任，只是一个普通的班主任，但我愿意在此冒昧提出几点关于“评价”的建议，不知可否供决策者们参考――
第一，个性评价。针对班主任不同的个性（能力特点、工作风格等等）进行不同的评价，决不搞一刀切。有的教师喜欢做保姆式教师，可以；有的教师喜欢做牧羊式教师，也可以；大刀阔斧，可以；润物无声，也可以；一天到晚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出操同劳动，可以；无为而治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也可以……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把班风搞好，就可以了。
第二，过程评价。这里的“过程”是针对“结果”而言，而我说的“结果”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的结果：全班的终结性成绩（高考或中考）和某一学生的终结性成绩。前面我强调班风结果，这里我却强调管理教育的过程，二者并不矛盾。一个班或某一个学生的最终成绩，取决于多种因素（最起码的就是原有基础，不然为何会有生源大战），不管三七二十一唯终结性成绩是问，伤了不少班主任的心，这也迫使一些本来很善良的班主任想方设法拒绝“差生”或将班上的“差生”撵走。我认为科学的评价方式，是看这位班主任平时的工作――即“过程”――是否尽到了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特别对于生源不好的班级，校长的公正评价尤为重要。
第三，互相评价。校长评价老师，也应让老师评价校长；校长对老师的评价可以决定老师的饭碗，老师对校长的评价也应决定校长的位子。本期我校校长公开在全校大会上讲，如果本期他的反对率（由所有的教职工无记名投票）超过了30％，他将自动离职。他主张校长、中层干部和后勤职员都应置于教师的监督评价之中。我认为，应该这样。
第四，综合评价。即不以对某一方面的评价代替对班主任所有工作的评价，德智体美劳、教育教研、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等等都应兼顾。“一好遮百丑”或“一丑遮百好”，都应避免。还要强调的是，所谓“综合评价”还包括“定性定量”的综合。我不绝对反对科学的必要的“量化”，但我坚决反对纯粹的“分数化”管理，应该以定性定量结合综合评价。
也许我想法有些理想化，但随时都处于战战兢兢之中的班主任应该有做梦的自由。而且如果是民主治校，对班主任的评价方式是不是应该听听我们班主任的意见呢？我不反对对班主任的评价同其班风联系，但我坚决反对不问青红皂白的“一票否决”。如果有校长仍然坚持这样的“一票否决”，那我最后还有一个建议――
请这样的校长同时兼任班主任，而且是任“差班”的班主任，如何？
200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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