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特点

 始终将传统融入于现代

——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60年代，现代派思潮在台湾文学界风行一时。它打破和否定流行于台湾文坛的“反共文学”和“逃避文学”而创作的以人物为中心，注重描写人和人性，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的小说。它们在艺术上不再重视传统手法，而是向西方学习，广泛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代表作家有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施叔青等。  

这些作品从重在表现自我到侧重反映社会，有很强的写实意味。综观60年代这些或比较"西化"或比较"写实"作品，它们大致上也还是有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表现了台湾知识分子失望于社会现实的政治冷漠感、个体孤独感和身份危机意识。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学习，并不是纯粹的模仿。他们以西方现代小说作为创作的楷模，在实际创作中却一般主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出发，使台湾现代派小说大部分作品不仅致力传达作者的"现代感"，而且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西方现代主义表达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对社会文化的深刻失望和深刻的精神困惑，因此往往外化为对种种诸如冷漠、孤独、内心焦虑、惶恐不安等人性状态的细腻、深入的刻画。这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也深刻感染了6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他们借现代主义小说形式所传达的，也是他们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深刻失望与个体精神的痛苦与迷惘。如聂华苓《台湾轶事》中的许多小说，都曲折反映了对台湾社会黑暗和腐败现状的强烈不满。七等生的一些寓言小说类似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小人物的灰色人生，隐喻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无情压迫和扭曲。这两位作家的创作说明，台湾现代派作家在以实际创作反对那些"反共文学"的庸俗的同时，并不完全是采取"逃避主义"的方式转向感觉、潜意识和梦幻的世界中去，而是在表达政治冷漠感的同时，深藏着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

其次是注重对内心世界的开拓。现代派小说把自己的主攻方向和描写领域规划在对人们内世界的开拓上。他们的作品注重刻画人物内心，通过人物的心灵世界来反映现实世界，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技巧和各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细腻地描写和展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潜意识、梦境、幻觉等。

这些小说将人物广阔的社会活动转向内心，将人物有规则的性格活动转向不规则的意识流动，将人物的常规行动转向变态。虽然一部分作品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但对人们内宇宙的开拓却获得了空前的突破。有些作品不仅对人物的浅层灵活动进行揭示，而且十分关注人物潜意识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派小说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的弊端，增加了作品的社会批性。许多现代派作家在这种创造中显出了才华。

最后则是表现手法、艺术形式的刻意求新。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创作中，最广泛的现代表现手法的运用是象征手法和意识流手法。而在时空交错艺术、创造复合意象和复合形象等手法的运用上，也往往新意倍出，雅文翩至，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

象征手法既非现代派小说独创，也非现代派小说家所独有，但对于现代派作品又确实具有特殊的价值。尤其是现代派的诗，几乎达到了无象征便无诗的地步。在小说中，象征手法尤其是一种表现力极强、内涵极丰富、方法极灵活的艺术，是深化主题的 一种有效手段。如七等生的《放生鼠》，不仅象征着主人公罗武格，而且象征着小说的主题--放生。整部作品的结构，就是以"放生鼠"这个含意丰富而深刻的寓言故事为基点和终点进行构思的。因此把象征手法和小说的构思、立意相结合，把方法和内容相结合，把人物和主题糅合在一起，开拓了象征的境界，扩大了象征艺术的疆域。在丛魁的《盲猎》中，盲与夜的交互象征造成的黑暗、空茫、绝望气氛，则是以象征烘托作品的气氛，既造成人物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又表达出种种复杂的思想内涵。这些都是现代派小说成功运用象征手法的典型。

意识流手法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的，是心理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心理化。作家笔下的意识流，不仅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内容，而且是为塑造人物性格，体现创作意图服务的，是具有性格色彩和时代特征的意识流。与传统小说的心理活动描写不同之处是，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手法除刻画人物的意识活动外，更加注重描绘人物的潜意识生活，在呈现意识生活部分也总是以自由联想的方式加以表达，因此在小说语言上与传统小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台湾文评家周伯乃认为意识流小说最大特色"就是小说语言已不再是传统小说的语言，而是近现代的小说语言。特别重视意象的重叠，是超出日常惯用的语言而创造出一种足以捕捉那些瞬现即灭的人类意识活动的语言。这种语言，亦就是超现实主义所谓的自动语言"是最能展示现代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语言"。意识流手法在台湾现代派小说中使用非常普遍，像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都是运用意识流手法非常纯熟的作品。

此外，像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王文兴的《家变》等采用时空交错并用的手法，将西方文学中的时空艺术引进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较为僵板的时空描写，使作品变得更加活泼富于变化。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通过创造意象的方式创造出清醒与错乱、正常和反常两个世界，形成一种非正常状态和正常状态、现实和非现实意象的重叠与复合，达到表达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目的，等等。这些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小说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将传统融入于现代中的艺术的特点。

在论及白先勇的小说艺术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这一代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和文化上的乡愁，一方面养成他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而正统的西方文学训练和他对近代诸大家创作技巧的体会，又使他成为一个力创新境，充满现代文学精神品质的作家。"可以认为，夏志清的这段话概括了白先勇主体意识上的双重性。他首先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以现实生活为思考对象，用写实手法表现对现实的思考，而在认识、思考和反映现代的时候，他仍保持着传统的思想方式，因而，融传统于现代，便成为白先勇小说在创作上的重要艺术特色。白先勇属于那种探索"永恒主题"的作家。他的传统的保守的气质更多的表现在他的思想深受东方古老哲学的影响。在他的创作意识中浸透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种传统的保守的气质却并不与现代精神相抵触。因为现代仍然可以作为传统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存在，仍可以用东方哲学的观点去考查。

虽然白先勇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在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他的小说熔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较多地采用"以形写神"的手法，同时也融进了意识流的技巧；在结构安排上，他把传统的"纵剖面"的写法与西方的"横截面"的写法相结合，在结合中西小说的不同结构艺术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叙事观点的选择运用上，他的小说也体现出了中西小说技巧相结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