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扬州大学离休教授朱江所写回忆文稿中的一部分，原题《苏州散记》，现题为编者所加。
我第一次到苏州是在1944年暮秋，年才16岁。那时的苏州，至今回想起来，只留下一个质朴而又迷人的印象，大街小巷都是用块石铺的路面，小桥流水处尽是些石块建筑的桥梁和驳岸，其余就没什么记忆的痕迹了。
我第二次到苏州在1953年，也是暮秋季节，那时我已是20多岁的人了，刚从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回南京，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征集组组长不久，就奉派到苏州，通过组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对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体制进行调整，筹建江苏省博物馆。在苏州期间，结识了许多文化与文物界的知名人士，如谢孝思、范烟桥、周瘦鹃诸先生，以及苏南文管会的陈墨簃、徐沄秋、彭恭甫和苏南区苏州图书馆馆长汪长炳等先生。加上我学的是田野考古专业，在苏州的实践即是组织了苏州历史上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博士坞与五峰山的考古发掘)，可以说我和苏州解放初期的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建设有着深厚的因缘。而今我已人老书黄，回顾这一时期的经历，也只能拉杂写如下几点回忆。
一、苏南区文管会和苏州市文管会
1953年虽然苏南与苏北两行政区已经合并建省，并成立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但苏南行政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尚未撤销，只是不再负有管理苏南地区文物事业的责任，实际上成了一家文物图书收藏机构。而设在狮子林的苏州市文管会却是负责管理市内陆上地下文物和流散文物的职能机构。
本来苏南文管会应该设在苏南行政公署所在的无锡市，但因应公署管文蔚主任邀请出任文管会主任委员的陈谷岑，乃是管主任的老师，陈先生向管主任建议，苏南文管会以设在文物古迹众多与人才荟萃的苏州为宜，因而苏南文管会改设在苏州忠王府。1954年正式宣布撤消苏南文管会、苏北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合并在苏州筹建江苏省博物馆，陈谷岑任筹备处主任，但他并未到职。筹建工作在副主任王德全的领导下进行。我虽参加了筹备处的三人领导小组，但实际上只是省文化局和省文管会派来，参预和了解三个单位合并改组与文物清查移交工作的代表而已。所以在省博物馆组建工作基本落实之后，我就以省文管会苏州文物工作组长的名义，带领一班人进驻吴县五峰山工程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去了。
当其时，苏南文管会的文物图书收藏极其丰富，但绝大多数均为流散于世的文物，从甲骨钟鼎到书画工艺品，门类众多，数以万计，不乏真迹精品。其中大多源出于苏州。文管会本身除掉有个收藏至丰至精的资料室而外，仅苏南区苏州图书馆征集得来的图书，就号称70万册，整理收藏有序。其馆长汪长炳(后任南京图书馆长)，即是全国著名的图书馆工作专家，可以说已桃李满天下。
苏南文管会此时确实聚集了一班专业人才，如陈墨簃先生即是精通甲骨、钟鼎文字的前辈。江苏能与郭沫若讨论古文字的学者只有两人，一位即是陈先生，他是存放在苏南文管会的“宜侯矢簋”铭文的第一个发现者和破译者。这件“宜侯矢簋”，是从丹徒县烟墩山的一座西周墓里被村民发掘出来的，实际已成了一堆青铜碎片。1954年10月，该墓出土文物集中于苏南文管会，陈先生在仔细摩挲一件青铜残片时发现有不少铭文。拼合其他残片后，知其大概内容，乃是叙述周武王、成王伐商后对矢颁赐之文。随即由青铜器复原圣手金满生(金声伯父)复合为全器。这是江南出土的第一件有长篇铭文的西周早期铜器，是一件证明西周与吴地关系的极为重要的物证。陈先后写《久簋考释》发表在北京《文物参考资料》月刊上，并与郭沫若等专家进行过探讨。另一位则是高二适先生，他曾以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帖》，与南京附近出土的南朝墓志上的字体的关系(即楷书出现的时代问题)，与郭老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这两次文字之争，可以谓之“世纪盛事”的了。
陈墨簃先生就住在忠王府西隔壁石库门内，我的办公地点即在忠王府内，故经常往来。他家境之凄清，学问之高深，在建国初期形成了不相应的对照。陈先生名邦福，墨簃乃其字，祖籍丹徒县。其兄陈邦贤为中国医史专家，解放后在北京中医研究院任职。墨簃先生家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全靠他亦父亦母拉扯着过日子。先生供给在江苏省文史馆，供职在苏南文管会，任文物鉴定委员之职，在苏南文管会向省博物馆筹备处移交库藏文物时，他起到监督交接的作用，一些重要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年代问题，都由他一锤定音。当我于“文革”之后，再访苏州时，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当了医生。
再如徐法秋先生，乃是一位苏州通。凡是苏州及附近县市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人文故事，鲜有不晓的，他在苏南文管会，不仅是文物鉴定专家，还是一位“知客”，中外来宾，上下来人，大都由他接待和陪同。他曾陪同我踏遍苏州的园林古迹，有次我欲去寒山寺，他劝我不要去，说去了会懊恼的。的确如他所说，当时的寒山寺成了一座破落的庙宇，只有一名老僧看守。昔日名闻名天下的“月落乌啼”诗碑和“寒山寺钟”，早就被日本侵略者掠去东洋，现庙中之钟已非原物。加之，枫桥虽然如故，因环境尚未整修，已不复有“江枫渔火”般的意境。其时城里去寒山寺的通道还是碎石铺的路，尚无公共汽车，只能雇马车往还。一路上的颠簸不说，且有马蹄得得，声碎于耳，起初令人沮丧，继而令人神往，这岂不是古道瘦马之游吗?而今想来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法秋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之一，除精于文物书画鉴赏外，他还擅长戏剧创作，尤其是越剧的改编。曾为解放初期处境艰难的上海小剧团，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不仅为演绎越剧作出过无名的贡献，而且对维持越剧演职人员的生计，提供了政府无暇顾及、大作家无意于此的“无米之饮”。先生后来随省博物馆迁至南京，在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任副研究员之职。文化大革命前夕，曾受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局的委托，与王敦化、许莘农两先生，偕弟子王野雨、萧平走遍江苏，对扬州、南通、苏州、镇江和徐州等博物馆收藏的书画，进行过普遍的鉴定，对国家文物分级收藏，有不可忽视的辛劳。
苏州市文管会与苏南文管会只隔一条河，我也常去看看。其时，周瘦鹃、汪星伯和钱镛等先生均在此供职，多为苏州当代文化名人。他们除了征集保管众多的文物图书外，还对园林和古迹刻意保护。我和周瘦鹃先生的相识，是在1953年初冬，他戴着一副墨晶眼镜和一顶鸭舌帽，身材消瘦，体态大方，正在怡园里设置景点和布置花木。周先生的长处是文学功底深厚，又能把文艺气息融合到造园和盆景中去，取得如此造诣，可说世之所稀。解放伊始，苏州能这样早的保护园林，集中这么多的文化名人修葺园林，不仅在江苏是第一家，从全国来看也鲜有其匹。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拙政园、狮子林，即是苏南文管会和苏州市文管会维修并对外开放的历史名园，为保护修复一系列古典园林开了先河。苏州今天能成为园林城市，一批名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两文管会，特别是苏州市文管会功不可没。
当时，苏州市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市文管会的工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州市委和市政府在那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时，即请谢孝思先生出任市文教局长及文管会主任之职，并且信赖有加。谢先生曾经讲起，1952年王东年担任市长时，有一天清晨，他赤脚穿着双布鞋，带了个警卫员，从道前街市政府一直走到临顿路谢先生的办公室兼住宿处，商量要事。而这时谢先生恰因隔夜加班过晚，尚高卧“隆中”未起!其他如李芸华、蒋宗鲁等分管领导也都对谢先生赤忱相待、信任重用。谢先生则坦陈己见，尽展所长。这充分体现了老一代领导干部虚怀若谷、渴求贤能的气魄胸襟，也反映了开国之初上下协力同心、真诚相与、艰苦奋斗的革命风尚。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时环境之艰苦，情况之复杂，远过于今日。苏州市政府只有辆老掉牙的黑色轿车，文教局只有几辆自行车。50年代初期苏州的电话少，而且都是拿起听筒等待电话局接线才能通话的话机，有时还须敲得叉簧叮叮响。碰到通话障碍，修书就不如面谈了。所以，我每每跑到文教局找谢局长，谢局长也每每走来找我。有一次，我从南京到苏州来了解双塔维修情况，会到谢局长的时候，他还穿着那身灰布中山装，那双布鞋。他那黑黑的面孔、瘦瘦的身材、朴实的语言、睿智的思维，给我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时维修文物的难度很大，一是经费有限。建国之初，国家和地方经费拮据，全省整个50年代每年只有20万元，这在当时，还是不小的一笔数字。但要照顾到包括松江地区在内的81个市县的需要，实在也是很紧的了。每年的文物维修预算，先由我担任组长的调查征集组编制，经秘书室主任核定，主任委员批准，每个项目得到的经费就为数不多了。如维修扬州的文峰塔，抢救历史名园个园，都只给了1000元。苏州虽是全省文物维修重点地区，但要维修的文物和园林甚多，就不能一一如苏州的需要了。这就难坏了谢局长，他不得不努力争取地方拨款，还得精打细算，钱用得越省越好，文物维修得越多越好。加之文教局编制里没有工程技术人员，只能由谢局长亲自登建设局的大门，向建设局长情商借来一位技术人员王国昌。时间长了，项目多了，供给费用还得由建设局负担，建设局也只好勉为其难。这不仅没有使王国昌中途甩手，且逐渐成了谢局长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一起奔波在苏州文物古迹维修工地，特别是在双塔和虎丘塔等重大维修工程中，王国昌呕心沥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已多年没有见到王国昌了，作为江苏文物考古界的一名老兵，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也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中国古典建筑工程师(编者按：王国昌因积劳成疾于1957年逝世，《苏州市志》特为列传)。
二、博士坞的古墓发掘
五峰山位于吴县木渎镇南、今藏书乡范围内，山岭逶迤，与太湖相望。山下为一峰峦环抱的谷地，明清墓葬密集，石牌坊和墓碑林立，当地呼之为博士坞。1954年初，省文管会接到华东军区政治部的通知。因0099部队要在这里修建坦克教练场，希望派员配合，先期进行考古发掘。于是省文管会决定由我就地建立苏州文物工作组，由省文管会的秋月、张寄庵，苏南文管会的陈玉寅、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的胡继高、吴县的屠思华、徐清泉等同志组成(可能还有南京市文管会的考古工作人员)。那时的考古工作很艰苦，每人一个油布背包，挎一个黄帆布做的用具包，一个军用水壶，全程步行往返。住在工程工地附近的贫农家里。但伙食由师部炊事班负责，不仅方便，而且饭菜丰美，当地农民也很朴实。从民工闲谈中得知，工作组进驻以前几天，每夜博士坞有喧腾之声，说是鬼搬家了，结果真的来了“掘墓人”。工作组遂对此开展了科学考古和无神论的宣传。但是，这个迷信的流言传到苏州城里之后，确实给我们的一些同事造成意想不到的烦恼，即考古工作被说成是“挖棺盗墓”，甚至影响到一对青年的婚姻问题。虽然女方在大学当助教，经不起朋友们的戏谑之言，而不愿嫁给我组“挖棺盗墓”的未婚夫。经省博物馆筹备处主任和学院党委书记的周旋和解释，终于喜结良缘。他俩结婚时，也只有三天假期，第四天新郎就赶回工地去了。这对夫妇于60年代调到北京工作，而今男方成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
苏州在1954年前无专门的文物队伍，1936年卫聚贤先生等数人在上方山一带，对越城、吴城等遗址作过调查并采集文物，同年上海市博物馆曾来平门、相门筑路工地参与发掘，均非正式的考古发掘。所以，从1954年4月起，苏州文物工作组对五峰山烽燧墩及博士坞古墓的调查发掘，才是苏州地区首次根据科学程序进行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且不同于现在那种与建筑工程同时进行你争我斗的格局，而是先由文物工作组进驻，展开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然后由部队进入现场，开展地面清理和建设工程。此次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按部就班，有始有终，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项工作也是有步骤地分区进行的，即分为山上烽燧墩与山下博士坞古墓葬两处，先从山下开始，而后延伸至山上。时在1954年的4月初旬，恰好夹着一个清明节。那天，所在地的村长特别招待了工作组的人员，吃了一顿乌饭(用乌树叶煮的糯米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江南乌饭的滋味，至今想起来还难以忘怀。
博士坞南向山口地带，有一座气势恢宏的明代处士墓石牌坊。在博士坞的山后腹地，古墓比比皆是。虽然在博士坞内清理过一座几何印纹硬陶时代的残墓、宋人赵善仓的墓葬，以及不少清代的无主坟，但仍然以明朝的墓葬为多。近读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1999年第5期《旅游天地》，在第57页《画说国宝》专栏里，刊出的“玉叶金蝉”照片，即是1954年6月出于江苏省吴县五峰山下博士坞明墓中的“国宝”级文物。可惜这组明墓的清理简报，虽然早就写出来了，终因受到当时“宋以下无古可考”思潮的影响，至今尚未能发表出来。
这组明代中叶的墓葬，系由男主人与一妻三妾组成，为砖槨木棺墓。其时，木棺已朽成板灰，人骨架除男主人头颅外，均已腐朽成泥。惟有金属随葬品，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依稀可见当时的丧葬情况。入葬的次序是，妻在男主人左侧，妾在男主人右侧，依名次排列为一二三穴。出土玉叶金蝉国宝级文物的墓穴，乃是妾墓。由于这个墓穴居于中间，在这次清理工作中，是由我下坑清理的，所以大开了眼界。说来话长，本不应由我来下坑清理的，而是由于工作组有些同志怨我要求太严格了。说我在清理工作中，强调要保持人骨架，那怕已经腐朽成泥，也要保持随葬文物的原来位置，这是连自己都做不到的要求因而采取了以身作则的做法。其时在我所清理的墓穴两侧，恰好各有两穴，于是将每穴配备一位同志，五个墓穴同时展开清理，便于统一指挥，相互观摩。谁知在清理工作进行到五分之三的时候，天不作美，下起了小雨，硬是派人撑着伞，将清理工作进行到底。经过这样一番工作，不仅考古发掘的规程被坚持下来，而且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发现了玉叶金蝉国宝和其它同存伴出文物珍品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再说玉叶金蝉，《旅游天地·画说国宝》专栏的作者，可能是隔着橱窗的描述，并不完全贴切。这件国宝的全部和全名，应该是“银托玉叶金蝉发簪”(现藏南京博物院)：即在玉叶正面歇着金蝉，银花上面托着玉叶金蝉。银花托乃是银簪头，花托连着发簪。这三件扣成一体的玉叶金蝉银发簪，是一件世所罕见的明代手工金银首饰，它插在女主人发结的正前面。金蝉以纯金制作，是以极细金丝镂制而成。蝉的翅膀薄如蝉翼，不知人间那得巧手如此。此金蝉属于那种秋柳鸣蝉中的个头小巧的知了，金蝉与真蝉同大。玉叶系以温润的羊脂玉琢成的秋叶，缘齿和筋络纤微逼肖，配上这金蝉，格外光彩夺目。银托子的花形已记不太清了，可能是五瓣梅花。整个发簪以纯银制成，衬托得玉叶金蝉了无遗憾。
这个女主人的头饰，除去这支玉叶金蝉银发簪而外，两侧还插着数支镶嵌着宝石花头的银发簪。更为可贵的是，出土的时候．虽然头骨已经朽了，但尚有头发残存，而且发型依稀，发簪位置井然。另外，在这个女主人的手指上，共戴着九个镶嵌宝石的戒指(右手食指没戴)，除去两个拇指，戒指上的宝石多为猫儿眼，猫儿眼虽没有达到1克拉大小，但皆为椭圆形偏黄色晶体的活线猫儿眼，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宝石。虽说女主人的手骨，大都已经腐朽成泥了，但有个别手指残骨，还套在戒指里面。博士坞发现的时代最远的墓，即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第一次在五峰山的山脚下发现的几何纹硬陶残墓，它被压在一座明墓的下面，是在清理明墓墓底砖的时候揭露的。墓廓土坑已残破不全，但还是发现了一件几何印纹硬红陶残器。这种以几何印纹硬陶为随葬品的土坑墓，1955年在无锡大墙门和硕放机场工程工地上，分别有多座清理出土，并出有组合印纹硬陶罍等大器。而今回忆起来，五峰山下的这座几何印纹硬陶土坑墓，当属这一墓葬的类型，也就是吴文化的遗存了。
在五峰山下博士坞里，还有一座扣人心弦的古墓，那就是妇孺皆知的清初文豪金圣叹的坟墓了。民间传说金圣叹在批《三国演义·张辽义说关云长》一回时，对关公每日守在甘、糜二夫人“外宅”，而不及乱一事质疑。关公托梦对金圣叹说：“先生请笔下留情”。金圣叹对关公说：“何以为谢?”关公对金圣叹说：“以车金为谢。”金圣叹一想，“金”与“斤”谐音，“车”“斤”二字合在一起，岂不是“斩”字么?一吓惊醒。后来果然被斩，因此在金圣叹死后，金家就把金圣叹批评《三国演义》的手稿，随葬于五峰山下。苏州沦陷后，日军在博士坞左后侧山岗上开山凿洞，修筑军火库，发现了金圣叹墓，据说盗走了藏在铁匣子里的稿本。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县古迹保管委员会就地修复了金圣叹墓，立有麻石凿成的墓碑。碑文今已记不清楚了，但为我与工作组有关同志所共见。为了保留古迹，那次没有发掘清理，因对教练场无碍。
1954年的春夏之交，成了多雨天气，特别是在这年的五、六月间，更是阴雨连绵，给五峰山地区的考古发掘，带来极大的麻烦。特别是对博士坞的古墓清理，更是一场灾难。墓坑和揭开的棺槨，不时积满了水。虽然可以用人工舀水，但棺坑内遗迹的位置被错乱了，或是消失了，令人哭笑不得。后来只好一面着人撑着伞，一面作技术清理，连画墓坑遗物位置和平、剖面图，也不得不如此进行。至今我还记得陈玉寅同志在雨下绘图的情形。后来绵绵阴雨变成了连日倾盆大雨，只好从部队弄来抽水机，一边抽水一边清理。所幸在1954年大水来临之前，将山上山下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了，所有发掘出土的文物和标本，也由0099部队的军用卡车送至忠王府。而今想起来，又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虽幸国宝被保存下来了，但今老友已经星散，回首往年，难免唏嘘万千。
三、五峰山烽燧墩里的印纹硬陶
五峰山一带的农民，几乎人人都会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造了风水墩”的故事。因此我组织一个专门班子，于1954年5月从博士坞东南坡，翻上五峰山实地勘查，清理了其中的三个墩子，有大量印纹硬陶出土，且伴出一批同时代的青瓷盂等文物。事后写了一份《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的简报，发表在1955年北京《考古通讯》第4期上(编者按：此文已收入1979年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资料选编》中)。我在简报里曾说：这些烽燧墩不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石窟，所出的几何印纹硬陶与越城等遗址所出几何印陶相似。这给人们的印象只能是与春秋时期吴越之争有关，乃吴人在太湖沿线山上筑墩据守的遗迹。因年代久远“烽燧”两字被讹传为语音相近的“风水”。简报里并说，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必然会产生以下的认识：即原始青瓷的年代，也将因此提早到东周列国时期，而几何印纹硬陶的年代，则应定为春秋时期的吴越遗物(编者按，当时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但随着无锡大墙门和硕放机场工地等处，陆续有许多印纹硬陶等随葬品出土，印纹硬陶的起源提早至商代的观点逐步形成)，并建议文化部邀请专家实地勘查，必要时组织一次重点发掘。
遗憾的是，这一在太湖地区印纹陶古地层的首次发掘和发现，并未得到中央职能机构的充分重视，直到197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方才达成“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乃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共识。虽然这次会议取得的巨大成果同与会的近20个单位的代表共同努力不可分开，但“始作俑者”还得首推1954年苏州五峰山烽燧墩的考古发掘，与会者也并不讳言这一点。遗憾是苏州博物馆及其有关同志并未受邀出席。我则是以个人的资格被特邀与会的，这个殊荣也许是因那篇“简报”晚到的效应所致吧!
至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苏州五峰山上的苍黄风雨，已给世人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较早发掘到了含有几何印纹陶的博士坞下层墓葬，首先确立了几何印纹硬陶的年代及其概念，而五峰山上的发掘则把中国青瓷从六朝提前到了东周时期，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又提前到了商代。在那次发掘时，整个工作组同志都没有事先定过什么调子，也没有作过什么假设。如果石窟里发现有作为墓葬基本特征的葬具，或是那怕腐朽的板灰，人骨架的腐朽的骨灰，也会定为考古专业工作人员最为熟悉不过的墓葬，而且是特殊形制的墓葬。假若如此，这一清理和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会被文物和考古界所接受了，也不致于被冷落到庐山会议前夕。我虽已步入老年，在写这段回忆时，仍然有一种“极目吴天舒”的情怀，顿觉年少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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