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木渎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

为解决苏州木渎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与吴文化相关的古城址、古墓葬等遗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和人地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苏州西部山区及周边地区先秦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自2009年秋季至2011年春季，联合考古队在苏州西部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包括城墙、城壕、水门、石器作坊、陶窑、高等级墓葬等遗存240余处，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一木渎古城考古的背景

关于吴国的都城文献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唐代张守节所做《正义》云：“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此外，《越绝书》《吴越春秋》《元和郡县图志》《吴地记》等文献亦有类似记载，如《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1］《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2］

对于吴国都城到底位于何处，学术界过去的研究仅限于文献记载和古人的注释及民间口传历史，认为即在今苏州市区。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从考古证据方面来探求文献记载的吴都之所在成为学界期盼。但多年来苏州市区考古工作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故而学者们对今苏州市区即吴都之所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将探讨吴都的目光转向了东周遗存密集分布的苏州西部山区。

在苏州市西南部，太湖东北侧分布着大量山地。早在1957年，灵岩山一带在考古调查出土有春秋时期遗物，存在这一时期遗址［3］。且金山浜一带也有同时期遗址［4］。山地的山脊上存在大量石室土墩墓，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有五峰山石室土墩墓等［5］。1989年，钱公麟先生首次提出阖闾所建吴大城不在今苏州市区，而在西南郊木渎一带山间盆地的观点［6］。

据初步考察，并结合过去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可知，苏州西部山区的诸多山体上，如上方山、七子山、观音山、五峰山、天平山、真山、胥山、横山等山峰和山脊上都存在大量的春秋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中有许多是高等级墓葬，如真山、树山、阳宝山、鸡笼山大墓等。2010年春季发掘的D33位于真山北端一座直径30米、高3米的土墩上。墓葬结构为在山体基岩上铺垫一层厚约30—40厘米的碎石，然后其上垒砌“石郭”，再在上面覆以封土。主墓东西向，墓坑是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垒成的“石郭”，外围东西13米、南北93米；内径东西72米、南北6米，最高处为180米。虽然该墓被破坏殆尽，但还是留下了二个器物坑。其中K1出土器物48件，包括印纹硬陶瓮24件，印纹硬陶罐4件，陶鼎5件，原始瓷盖碗15件；K2出土器物10件，有印纹硬陶瓮2件，罐3件，原始瓷碗5件［7］。

1986年4月发现的严山玉器窖藏，在一个长2米、宽15米略呈长方形的土坑内出土遗物402件，其中软玉器204件，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器和玻璃器。玉器主要种类有璧、环、璜、琮、镯、玦、管、珠等，且玉质好、等级高，时代属春秋时期［8］。有学者推测应是吴国王室玉器。

如此大量的各等级墓葬和高等级玉器窖藏的存在显示附近一定有与之对应的高等级政治中心聚落的存在。

除此之外，历年考古调查还发现周边有许多两周遗址的存在，如越城、鱼城、张墓村遗址等。

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通过考古调查，在灵岩山侧发现了大量的长条形土墩和长方形土墩，总长绵延数千米，并初步判断为一处古代大型遗址。2001年春对三处长条形土墩进行了试掘解剖，根据土墩结构和出土印纹陶片的时代初步推测其为春秋晚期城墙。以上成果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木渎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自2009年秋季至2011年春季，联合考古队在苏州西部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工作区域位于苏州市的西南部，太湖的东北侧，包括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和穹隆山风景区三个乡镇的部分地区。此区域包括灵岩山、大焦山、天平山、天池山、五峰山、砚台山、穹隆山、香山、胥山、尧峰山、七子山等一圈山脉，以及由这些山脉所围成的山间盆地。主要考古工作有以下两项：

1．2009年区域调查状况

2009年11—12月，联合考古队开展了木渎山间盆地内约25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和主要地表遗迹现象的记录及标图工作（图一）。

图一木渎盆地内调查发现的地面遗存分布图

联合考古队采取区域调查的方式，重点对高出地面的土墩进行记录、标图，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一些土墩的剖面进行清理，了解其堆积状况，此外还特别注意地面遗物的采集，积极发现遗址。

通过调查，共发现、登录土墩遗存235处、遗址5处。

发现土墩较为密集的地点包括五峰地点、新峰地点、廖里地点和社光地点。其中社光地点发现大小

土墩近百座，分布十分密集。土墩形状不一，或呈长方形，或为长条形，或不规整；高度不一，低的仅稍稍高出地面，高的高约4—5米。由于未经正式发掘，这些土墩的时代尚难以做出准确推断，可能存在不同时期的遗存。而在不少土墩的堆积中采集到东周时期的几何印纹陶、原始瓷片等遗物，为判断这些土墩的时代等提供了线索。

调查发现的五处遗址分别为：

（1）马巷上村北石器作坊遗址。遗址位于马巷上村北的山脚下，范围主要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在地面上发现有大量陶片、石制品半成品、成品等，所见器型有石锛、石刀、石胚等。在遗址的西端发现有两处地层堆积，包含大量的陶片和红烧土。其余的部分发现有丰富的地层，有的地面上还铺满了与石器加工有关的大量原料和坯料，采集到的有几件凿、斧、锛、刀的坯料。

（2）横泾郎村东南遗址。遗址范围东西长约190米，南北不详。在一个树坑的翻土中采集到一片几何印纹陶片，在附近地面采集到少量陶片、石器等。

（3）南野竹村北制陶遗址。范围不甚清楚，东西长约250米，北侧被采石场全部破坏，地面上采集到一些陶片。在断崖西侧发现一个灰坑，编号为S3H1，出土有陶片、陶拍等。在断崖东侧发现一座残陶窑，编号为S3Y1。

（4）廖里村遗址。现残存部分南北长约215米，东西宽约95米，遗址原有范围应远大于此。遗址地面上残存有5座土墩，土墩周围地面上明显可见灰坑的范围，并散布着大量陶片。遗址中部一条水沟两侧的堆土中散布着大量陶片，包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等。

（5）上堰头村东南遗址。遗址范围南北长200米左右，东西宽约95米。地面上残存2座土墩，D212在南，D213在北。土墩东侧被破坏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夹砂红陶片。

以上这些发现对认识木渎山间盆地古代文化面貌及其变迁，了解本区域古代聚落布局、城址年代、性质和结构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2．2010—2011年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根据项目整体计划，并依据2009年的田野调查成果，联合考古队从2010年至2011年春季在木渎山间盆地的多处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其中与古城址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有以下五项：

（1）五峰村北城墙、城壕遗址

据地面调查，五峰段城墙东南侧起自狮子山脚下，向西略偏北方向延伸，然后又折向北方，至吴家弄村西南折向西，一直延伸向五峰山方向。该段城墙总长1150米，现存宽度在20—26米之间，高出地面约05—3米（图二）。

图二五峰北城墙发掘现场

发掘地点位于木渎镇五峰村吴家弄西约130米处，为北城墙南北向往西北拐弯处。为了解城墙的时代、建筑方式等，所布探方横跨城内、城墙及护城河，共布4×10平方米探方6个和4×5平方米探方1个，主要发现有城墙和护城河1条、1座灰坑。

通过横跨城内、城墙和城外护城河的解剖沟，我们可以知道城墙的结构和堆筑方法。城墙横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上宽129—1535米，底宽223—2235米，顶部距地表深007—145米，现存最厚处32米（图三）。

图三五峰北城墙及护城河发掘现场

城墙底部原始地面不平整，东高西底。在堆筑城墙之前，先垫平低洼的地面再堆筑城墙，没有挖基槽。根据土质、土色，城墙共可分为A、B、C、D、E五段夯土，应是同时分五组进行堆筑的，但相对有早晚，如B段堆筑一定高度的时候紧接着堆筑A段和堆筑C段，而D段则是C段和E段堆筑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堆筑的。中间B、C、D段夯层大致呈水平状，夯层较紧密，但夯层厚度不一，没有发现夯窝。城内侧A段呈斜坡状堆积，明显采用堆筑方式。城外侧E段也呈斜坡状，也应是采用堆筑的方式，但精细度要略好于A段，两者的各夯层厚度也不一致，均没有发现夯窝（图四）。总体来说，城墙的堆筑是无序的，且没有统一的夯层宽度和厚度标准。

 图四五峰北城墙南壁剖面图

城墙东面为护城河，开口于第①层下，打破生土层。现存宽度至少1392米以上，距地表01—022米，最深处约128米。护城河底部距城墙东边底部105—124米。

在此次发掘的城墙地层中出土了一些陶片、石器等，陶片的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和绳纹等，时代为东周时期，同时还发现有良渚时期的鼎足等。在TO346和TO345内城墙叠压的N⑨层中也出土有云雷印纹陶片，表明该城墙建造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在直接叠压城墙的N⑦层中也仅出土了东周时期的云雷印纹陶片。

2011年，为追踪外侧城壕的走向，联合考古队采取钻探的工作方式，确认在五峰段城墙的外侧（北侧和东侧）分布着一周护城河，走向与城墙一致，总长约1050米，宽约15米左右。

另发现一处水门遗存。在D2和D3之间有宽约24米的豁口，通过钻探确认豁口处城墙中断，外城壕由此豁口进入城内。豁口处水道宽约13米，深度距地表2米以上。河道内填土为淤土。由于条件所限，河道进入城内的走向需进一步的工作来确认。此处水门的发现，为探索城址内部水系、布局等提供了线索。

（2）新峰村城墙与水门遗址

新峰村城墙遗迹正处于清明山和尧峰山之间山口的北侧。城墙总体呈东西走向，总长约560米，在西侧有一豁口，两侧城墙分别向南延伸，形成“两墙夹一河”的基本布局（图五）。城墙向南延伸部分长约360米，现存墙宽15—45米。

图五新峰总平面图

发掘点位于胥口镇新峰村的河头村北约120米，顾家上村南约130米处，正居城墙的豁口处。其中，两端堆筑土为城墙遗存，发掘区内的堆筑土可分为南北两部分，相距约122米。

北侧部分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约78—116米。南侧部分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与之相对应的沟也是由东北—西南走向逐渐拐为南北向，两者走向一致。城墙采用堆筑的修建方式，堆积厚度不一，薄处仅8厘米，厚处达38厘米。处置方式较为随意，未见有明显的夯打痕迹，应是利用当地泥土的胶黏性，直接堆筑即能够保持足够的强度。

在两段“城墙”之间，为一条宽约123—139米的沟状遗存。此遗存的发掘部分总长约263米。东北侧呈东北—西南流向，至南侧拐为南北流向。沟内填充着很厚的河相堆积，表明其为一处古水道遗迹，可能通向南侧山外的太湖（图六）。

图六新峰南城墙水门遗存

沟深约175—19米。沟内的堆积主要为河道使用时期的淤积层，可分为7小层。按照堆积情况，又可分为三大层（图七）。淤积层中出土了原始瓷碗、陶钵、陶瓦片、木构件、铜镞等遗物。

图七新峰东壁剖面

原始瓷碗10SDKT9426d⑩∶10，青瓷，敛口，鼓腹。口径10、底径52、高72厘米（图八）。

图八原始瓷碗

原始瓷碗10SDKT9426d⑩∶14，青瓷，筒状，侈口。口径145、底径92、高112厘米（图九）。

图九原始瓷碗

以上2件原始瓷碗内侧从底到口沿均有凹弦纹。

陶钵10SDKT9326d⑧∶1，泥质，灰黑色。口径166、底径84、高54厘米（图一○）。

图一○陶体

陶瓦片10SDKT9326d(11)∶1，泥质，灰黑色。一侧尚保存圆唇边。一面饰绳纹，内侧素面。略有弧度。厚11厘米（图一一）。

图一一陶瓦

木构件10SDKT9426a⑨∶1，木质。长34、厚4厘米（图一二）。

图一二木构件

铜镞10SDKT9326d⑨∶1，铜质，双翼有铤。长6厘米（图一三）。

图一三铜镞

由相关层位关系、城墙和G1内出土的遗物可知，以上遗迹时代均属东周时期。从平面图上可知，三个遗迹的位置相近，走向一致，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一组密切相关的遗存。三者应是同时期修建和使用的遗存，初步判断为一处“水门”遗迹。

在新发现水门遗迹的基础上，2011年联合考古队继续追踪通过进出城的水道，以了解城址的布局，采取的方式有探沟发掘、清理剖面和钻探。

在河道向东和向南延伸方向各发掘探沟一座（TG1、TG3），并在向东延伸处清理剖面一处（TG2），同时通过钻探了解河道走向。河道向东沿城墙北侧延伸，直至庙头村西。河道向南在两道城墙之间延伸，一直延伸到子胥路北侧，再向南被道路和现今村庄所占压，走向不明。发现的河道总长约850米，宽约8—10米，距地表深约25—3米。河道上部呈缓坡，下部陡直，似为人工干预形成。

在新峰城墙东南发现有大片自然形成的淤土堆积。淤土范围东至尧峰山脚，西至清明山脚下，北侧与城墙大致平行，南侧通向太湖。此片淤土西北未延伸至城墙下方。在新峰地点的发掘中，均未发现与此类淤土相似的堆积。因此，初步推断此片淤土与城墙同时期，并且城墙在修建和使用时，其东侧和南侧分布着大量的天然水，从而为选定城址位置的自然因素以及当时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3）东、西城墙线索

2010年秋季，为寻找东西城墙，在盆地内的东部和西部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其中，位于西部的穹隆山风景区堰头村东侧土墩经解剖可知，时代属东周时期，南北两侧有多处断续分布的土墩遗迹，推测与西城墙有关。位于东部的木东路一带地势高于两侧，且与新锋南城墙相接，推测应与东城墙有关。

（4）合丰小城

2011年春，通过钻探与发掘，在合丰地点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城址位于香山脚下，地处胥口镇合丰仇家村和下场村，大致呈圆角长方形，西侧被绕城高速公路破坏。城址东西长约460米，南北宽约430米，面积约19万平方米（图一四）。

图一四合丰小城总平面图

D137、D140、D152、D154位于城址的北侧和东侧，呈一线分布，构成小城的城墙，长约600米。在城墙外侧发现环绕城壕（图一五）。通过D137附近的考古发掘，确定城墙采取堆筑的方式，略经拍打，较为致密，下部挖有基槽。在城墙内出有春秋时期遗物（图一六）。经过钻探，在D152、D154之间河道中断，或为城门所在，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确认。

图一五合丰小城城墙和城壕

图一六合丰城墙内出土陶器

（5）廖里地点

在廖里地点发掘5×5㎡探方2个，初步发现有东周时期和马桥时期的遗存，丰富了城内的文化内涵，为了解城内的遗存分布和人们的居住状况提供了资料。

三初步认识及学术价值评估

依据地层堆积关系、城墙等古代遗迹的结构和出土陶片特征，可以初步判断：

1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

2南城墙与水道密切关联，彼此之间形成一座南方古城特有的水门遗迹。河道底部淤泥出土物如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钵等显示其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

3据现有资料可知，南北两道城墙之间的距离为6728米。如果计算南北城墙之间的正南北直线距离，应有6145米。

4新锋水门的发现，进出城水道的走向的确定，五峰水门的发现，合丰小城的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古城的内涵，为探索城内水系、道路、布局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依据对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城墙、城门、护城河、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一般居址、墓葬、窖藏等各类遗存的年代、等级和性质的研究及对由各类遗存所构成的聚落群的综合分析，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吴国曾建都于苏州一带，但一直未获考古发现证据的支持。本次春秋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

第二，过去苏州西部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各等级土墩墓、石室土墩墓、玉器窖藏和一般遗址等，但一直未见与之相应的中心性遗址。本次考古发现显示当时存在大型中心性遗址。以这一中心性遗址为核心，各等级遗址和墓葬，构成了较完整的聚落群。这一聚落群对我们理解苏州地区东周时期的各种遗存现象和重构当时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基点。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良高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张照根。参加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有唐锦琼、付仲杨、宋江宁、于忠昌、傅合庆、詹东、孙明利、牛煜龙、周官清、闻惠芬、王霞、吉野彩美、马林、曹栋洋等。感谢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及穹隆山风景区等各级政府对本次考古项目的大力支持！

执笔：徐良高、张照根、唐锦琼、孙明利、付仲杨、宋江宁

 

注释：

［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九《吴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册，第604页。

［2］（汉）赵晔撰，（元）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3］南京博物院：《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3期。

［4］政协吴县委员会、吴县文化馆：《吴县的古文化遗址》，1963年。

［5］朱江：《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6］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7］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待刊。

［8］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第11期。

［9］李伯谦：《考古学上的吴文化》，《苏州文博论丛2010年》（总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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