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可能曾爬过泰山，即使是没有亲自攀登过的，也大都听闻过泰山“五岳之首”、“五岳独尊”的盛名。这座矗立在山东中部大地上，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而闻名于世的山岳，每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缩影，而今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吸引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前来封禅与朝拜。
然而将五岳进行一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东岳泰山的高度（海拔1545米）在五岳中不是最高的，低于西岳华山（海拔2154.9米）、北岳恒山（海拔2016.8米），仅仅高于中岳嵩山（海拔1491.71米）和南岳衡山（海拔1300.2米），高度仅能排第三。就险峻程度而言，泰山也比不上“自古华山一条道”的西岳。就地理位置而言，西岳华山更接近古都西安，中岳嵩山更接近古都洛阳与开封，北岳恒山更接近帝都北京。但奇怪的就是它们却并没有被定为“五岳之首”，这又是为什么呢？且泰山的尊崇地位不止表现在本山之上，在很多地方还专门建立天齐庙表示对于泰山的尊敬，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笔者曾于2003年读高中时攀登过泰山，后来逐渐产生了对泰山的一些思考。带着以上问题，笔者又在2017年10月、2022年7月、2023年5月和7月五次考察位于鲁西南各个地方的天齐庙，并多方查找资料后得出了些许结论。对于泰山的尊崇来源于山岳崇拜，这种崇拜现象可追溯到上古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并在后世影响深远。
在笔者考察的五座天齐庙中，大部分由于战乱和政治运动等原因损毁严重。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巨野县陶庙镇的天齐庙，在庙核心的天齐殿中，正中供奉的是黄飞虎。据记载，黄飞虎原是商朝末年纣王手下的一员大将，由于纣王荒淫无道、不辨忠奸，迫使黄飞虎反出朝歌城，赴西岐投奔周文王。后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战功显赫、功与天齐，被姜子牙封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由于历代帝王对泰山尊崇有加，唐代又将其封为“天齐王”，宋代晋为“仁圣天齐王”、“天齐仁圣帝”，元代加封为“天齐大生仁圣帝”，明代又恢复为东岳泰山神。而在民间传说中，天齐庙的主神东岳大帝除了有黄飞虎的说法外，还有太昊伏羲说、金虹氏说、盘古化身说等等。还有些人甚至认为天齐神是玉皇大帝的弟弟，由此可见我国民间神系可谓十分之复杂。
中华民族的民间崇拜中，历来有将人间英雄升格为“神”的传统。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间英雄，会被人民牢牢地记在心中，进而升华为“神”来顶礼膜拜。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上古时便有炎帝、黄帝、太昊伏羲、大禹等，后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又有了关羽、诸葛亮、尉迟恭、程咬金、岳飞等等。天齐庙中笔者所见的黄飞虎以及民间传说中的太昊伏羲说、金虹氏说、盘古化身说其实都是将上古时期流传的民间崇拜赋予了人格的化身。东岳天齐崇拜的出现远远早于商代末年。
为了能够理清东岳天齐崇拜出现的时间，我们有必要去探究一下东岳天齐崇拜的实质。首先，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看出，“天齐”之意便是“与天相齐”，而在哪里可以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呢？最具有这种特征的地方便是山上，尤其是在高大巍峨的山的峰顶，站在这里看到云朵仿佛就在身边，而山下广袤的大地一览无余，这便是“天齐”。在齐鲁大地上，高耸着鲁中的泰沂山系，而其中的佼佼者，泰山当仁不让。虽说海拔高度在全国并非出众，但因泰山的脚下为低矮的华北平原，相对高度显得其山体很是高大巍峨。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来到东岳泰山时便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来形容它。
经过笔者的五次寻访考察，也在天齐庙的建筑形制上发现了端倪。泰安市肥城市湖屯镇天齐庙、济宁市汶上县刘楼镇天齐庙、菏泽市巨野县陶庙镇天齐庙、济宁市任城区唐口镇天齐庙、济宁市泗水县泗张镇天齐庙虽说建筑年代各不相同，庙的规模也差别巨大，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这几座天齐庙或者建在天然的高地之上，或者建在人工垒砌的台地之上，都高于周边的地面。这是东岳天齐崇拜的特征之一。其实质便是对山岳的崇拜，只不过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没有天然的山岳或高地，便以人工垒砌的台地代替。
在考察的五座天齐庙或遗址中，最为久远的当属泗水县泗张镇的天齐庙遗址。它最下面的一层文化层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而这座遗址也在揭示着东岳天齐崇拜的起源，它最早就源自于大汶口文化山岳崇拜与太阳崇拜的结合。
泰沂山系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带，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丰富，适宜于动植物的生长，为生活于此的大汶口文化先民提供了理想优越的生存环境。考古发掘中，大汶口文化先民的禽兽肉类来源大多是泰沂山系中猎获的动物。大汶口文化先民食用的鱼类，也多来自于从泰沂山系上流下来的河流。在大汶口文化先民的眼中，位于东方的泰山高大雄伟且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泰山上变化多端的气候物象，又使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感到神秘莫测。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大汶口文化先民非常自然地形成了对泰沂山系的山岳崇拜。同时，大汶口文化先民也和世界同时期的许多原始社会先民一样，还有着对于太阳的崇拜。随着大汶口文化先民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两种崇拜逐渐产生联系。
能够证明大汶口文化先民进行太阳崇拜与山岳崇拜并把两者的祭祀合而为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最早发现于泰沂山系东部日照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随后又在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图像文字。这个图像文字的上部为一个圆，中部为一个近似的弓形，下部为一座象形的山。不同学者对此释读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上部是太阳，中间是云朵，下部是山；有的学者认为上部是太阳，中间是祭祀时点燃的火，下部是山；有的学者则提出从上到下依次是日、月、山。不管这些解读存在有多少不同，文字上面是太阳、下部是山岳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这一图像文字在大汶口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均有发现，分布范围东起大海，西至今河北省南部，北至辽东半岛，南达淮河流域，充分证明了其存在的普遍性，被大汶口文化先民视为部族的徽记。这些图像文字发现于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或其残片上，多刻于器物的颈部。这种器皿型大壁厚，还涂有神秘的红色，有着明显的祭器性质。考古学家研究了刻有图像文字的大口尊后指出：“大口尊不是生活日用品，而是在社会、宗教活动中具有特定功能的器物，相当于后世的'礼器’。”[1]
出土的这些图像文字经过测年后，发现它们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原始信仰积累后，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他们意识到在高高的山岳上距离太阳比平地更近，在山上更方便与种种神秘而又伟大的自然力量沟通而在整个大汶口文化流布地区内，最为高耸的大山莫过于泰山，于是大汶口文化先民自然而然地便产生了对于泰山的崇拜。
我国记录了大量上古史料的《尚书》中也有关于上古时山岳崇拜与在泰山上举行祭祀仪式的记录。《舜典》中提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2]这一段话说的是，舜即位这一年的二月，到东方进行视察。到了泰山，举行了祭祀泰山的典礼，对于其余的山川，都根据其大小给予不同的祭祀。于是便召见了东方的诸侯，首先根据对天象的观察，使月、日的计时与自然运行的实际情况相符，并且统一了度、量、衡。制定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礼节和相应的五种信圭，规定了诸侯以红、黑、白三种颜色的丝织物作为朝见时的贡献，卿大夫则以活的羊羔和雁作为朝见时的贡献。朝见的典礼结束之后，便把三种颜色的织物及信圭退还给诸侯。
由此可以看出，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尧舜时代，在泰山上祭祀已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模式，《尚书》将其命名为“岱礼”。究其根源，便是上古时期大汶口文化先民对于山岳和太阳的原始崇拜习俗。
有了对于泰山的崇拜与祭祀之后，民间信仰中人们便不断将这种信仰人格化。泰山变成了人间的“神”，接受世人的顶礼膜拜与奉献祭品。前文中提到的太昊伏羲说、金虹氏说、盘古化身说、孙飞虎说等等。在这些说法之中，民间影响最大的是孙飞虎说。此说出现很晚，是随着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而逐渐流传在民间的。但是这种通俗小说的形式却为民众喜闻乐见，产生了其他诸说无法比拟的影响。因此，现代仍存的多数东岳天齐庙中所供奉的泰山神便是孙飞虎。
随着泰山信仰在民间影响的扩大，佛道两家为了争取信徒，也争相把泰山神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中。佛教中的地狱观借助泰山神治鬼的民俗信仰，将其地狱十王中的第七王定为泰山王。道教中的泰山神便是直接来源于民间信仰中的泰山神。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典籍《五岳真形图》载：“东岳太（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食庙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归泰山受罪考焉。”[3]泰山神的崇拜普及与人格化后，从唐代开始，随着对泰山神不断的加封，开启了泰山神的国家化和帝王化倾向，泰山神灵的地位在国家和民众中最终得以确立。
综上所述，在从大汶口文化起的数千年历史中，东岳泰山完成了其神灵化和人格化的过程。历代帝王对泰山的封禅与致祭，必然也对民众的泰山即东岳天齐信仰起到推动作用，加快了东岳天齐信仰在地域上的扩散，也为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的东岳天齐庙的出现与广泛建设奠定了基础。
[1] 高广仁等著：《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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