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他们的卑微 我们的羞耻
李峥嵘
2.5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历时2年，走访十余个省市，340余人，以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整理撰写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近日出版单行本。我毫不怀疑这本书将和2010年的《中国在梁庄》一样获得无数的赞誉。因为这本书用大量的细节勾画出被城市人视而不见的人生，以及隐藏在每个现代人心中的孤独与疏离感。
《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16.7年。我最感兴趣的是新生代的故事。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的命运和他们自身文化素质有一定关系，那受过高等教育的“打工者”命运又如何呢？
厦门一家电子公司的人事主任曾经给梁鸿找了十来位工人聊天。其中几位工人都是大专毕业，有学新闻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行政管理的，毕业之后，没有一个从事所谓的专业，都进了工厂。另外几个则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来到南方，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转。这些打工者收入低，买不起房，交不到朋友，也找不到可以立足的位置。
那些重点大学毕业、得到了一份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没有过上体面的
生活。
在北京著名装饰公司工作的正林，他的职业是给别人设计奢华的、高雅的住宅，他自己却住在粗糙、狭小、混乱的出租房。他为了妻子的摊位，拿着刀在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那展现城市活力与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梁鸿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梁鸿感叹,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出梁庄记》写了一群无法回到土地又无法融入城市的人群。在《后记》中，作者追问：“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
《出梁庄记》并不止于悲伤与愤怒,作者梁鸿在后记中谈到自己的写作感受时,突出了“羞耻”二字。“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梁鸿沉痛地说：“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书摘
“新生代农民工”有什么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是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的，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0%。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500万之多。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非常典型而庞大的一个群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梁鸿教授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在《出梁庄记》中她写道：
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让儿女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对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在问到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来在哪里安家时，他颇为踌躇，边思考边说：“绝对不会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也不会在北京。极有的可能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在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愁容满面，也没有极其心痛，甚至，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他们还正处于盛开的年龄，还不甘于命运，活力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他们会坦率地谈到工资问题，其中一个在食堂当厨师的年轻人，抱怨他们没有三险，一月三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当问他们是否会去维权时，他们不以为然地笑了：“维啥维，到处都一样。”
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在悄悄发生裂变。懦弱胆小的人，被枯燥、压抑和无望所控制；一些极端脆弱的人选择了死亡；性格活泼、有决断力的选择了逃跑；大部分年轻人继续留在那里，熬着时间；还有一些年轻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崩溃。
一条腿插进城
姓名：正林
工作地点：北京
教育程度：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一年学完两年课程。
自述：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500元，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又搬到通州。
2008年跳到一家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
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
户口：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都有。医疗标准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生孩子时没有回去上户口，一直拖着。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凤凰男的房子梦
姓名：梁东
工作地点：郑州
教育程度：学的是室内设计装修与管理。专升本，上五年，还多交学费。
自述：因为没房，不能结婚。老爹辛苦挣钱供我上学不说，自己上班了，还得老爹拉三轮车给挣买房钱。
俺俩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第二年就谈恋爱，这都七八年了。她家是县城里的，就她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人家明确表示不愿意。我也理解，要我是家长，我也不愿意。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工作又好，又在大专院校教书，又有郑州户口。我啥也没有，没户口、没钱、没房，家还是农村的。指望啥让人家同意？
我这是典型的农村出来的凤凰男与城市女孩的关系。在以前，人们说，山里飞出来一个金凤凰，多宝贵，姑娘家长争着把姑娘说给他，现实可不是这样。现在的凤凰男可是作难死了。看那啥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把凤凰男糟蹋成啥？谁家姑娘还敢嫁给农村出来的小伙子？我是看着看着，就想把电视砸了。农村人都恁不堪？完全是丑化，制造对立。
我心里也难受，好赖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了，有工作了，不但帮不上忙，还得让家里再替我操心，真是没志气。家里没钱，就我爹一个人挣钱，拉三轮，出死气力。我爹身体不好，经常胃出血，都是累的。他好喝酒，一累就想喝点，身体都垮了。按说，我的工资也够生活、吃饭了，也应该能给家里一点。可是，房子压在人头上，喘不过气儿。
我现在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吧，没有三险。私人企业，很少有交三险的。现在都是私企，老板说了算。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肯定不行。所以，虽说工作也算稳定，但焦虑很大。没有长期的保证，内心不安全。
正在准备考“注册监理工程师”，非常难考，但是一旦考过，工资就会提高很多，自由度也非常大。
户口:城市户口没有，农村户口也没有。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写的是“吴镇派出所2号”，不明白吧？我2004年参加高考，考上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我现在不是梁庄的户口，在梁庄没有地，但与农村相关的政策补助也还有。我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派出所还不同意。
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活
姓名：梁磊
工作地点：深圳
教育程度：2006年重点大学毕业，机械制造专业。当时已经扩招，所以是“先毕业，后失业”。
自述：毕业之后换了不少单位。2010年过完年来深圳，有同学在这儿，到一个认证公司上班。这业务在珠三角还挺吃香。刚开始看不懂英语简介，都比较专业。
接着去深圳一个外资企业，也是一个华人从中国出去，再回来，变外资了。工厂对工人“很扯”，公司全部由女人管理，亲戚老婆情人，各分管一块。制度也非常不健全、不人性，加班三个小时以上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有人要走，不让人家走，去要工资也不给，还把人家手机收了，最后打110才解决。管得也非常严，划分得很细，各种各样限制工人行动的制度，恨不得把工人绑到椅子上，一天一动不动为她们干活。整个工厂气氛很压抑。在工厂工作一天，心情沮丧到极点，每次回家都想着第二天不来了，就是精神折磨。我就想走。我的想法是拿的钱也不多，环境又这么累，我没必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没有受过这些苦，也有自己的打算，也不愿意别人欺负。观念不一样，活着为什么？不是只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
90后可能会更冲动，忍耐力更差，但总体来说，工厂、公司还是制度不健全，欺负工人和职员。大的政策都挺好的，有《劳动法》什么的，但是，你一个打工者是个弱势群体，你能和公司抗衡吗？你抗衡，你就会被开除。另外有些歧视是隐形的，真要拎出来说，也模棱两可的。大点的公司有些自己的企业文化，算是比较人道。小公司的文化都是“为了企业，可以牺牲工人”。
我现在也是在一家认证公司，是国际机构，算是大公司了。公司案子多，每天都能加班。全靠加班多挣点钱。
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一个班三十几个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我这种状况；那百分之二十比我们强，不是自己强，主要是拼爹妈的背景。干农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也干不了。我们这种人，是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
户口：还在梁庄家里。我们这边可以办深圳户口，有啥用啊？我不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在这儿生活，我所知道的同学，没有可以在这儿生活下去的。房子是个首要问题，孩子上学肯定也不行，上个幼儿园还得去找人。所以，还得回家，你的社会关系都在家里，最起码不受罪。
本报节选自《出梁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