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将军印章”金印考    

   按：应《重庆书学》期刊创刊号之邀，为其撰写重庆出土的汉印研究文章。然重庆出土古玺甚少，最后商定写重庆博物馆所藏的“偏将军印章”金印，从二十九日晚七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完稿杀青。后得知，受杂志版面限制，要从原来全文七千余字删减到现在的一千五百字左右。删除了大量有关“偏将军”官制演变、两汉金印制度与制式、汉蜀战事、偏将军印赏评等等考证内容。今此文唯剩其架，有不能经风、立足之病，遗憾当又奈何，奈何！！！
     “偏将军印章”（见图），金质，龟钮。纵横各2.4厘米、通高2厘米、重108.9克，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被定为该馆“十大镇馆文物之一”。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地官》）；“其君之戒,分为二广，广有一率，率偏之两”（《左传·恒公十二年》）等。同样“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左传·襄公三十年》）；“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老子·道德经》）等。从西汉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逐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汉书·王莽传》记:“莽见四方盗贼多，复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王莽所置“偏将军”，多封予郡卒正、连帅、大尹，以镇压四方民众反抗。卒正、连帅、大尹均王莽改汉郡守之名。孙慰祖先生等认为：“偏将军”始见于王莽地皇二年（21）。从以上文献来看实不然，新莽官制管号多复古讬名，有所改制而已。因后来战事平繁，“偏将军”重视程度时而也有所提高。更始元年（23），刘秀亦曾为“太常偏将军”。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此金质印为仅见。《汉仪》记:“汉兴，置大将军、骡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据叶其峰先生考证，从新莽始，龟钮印的秩级比西汉略低，使用金印的制度也比西汉略宽。此金印龟钮头微昴，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类式式样龟钮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但在两汉之交的战乱时期或有例外，出现金质“偏将军印章”印也完全有可能。另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同藏有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的金质“朔宁王太后玺”1枚，朔宁王是东汉初建武七年（31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隗嚣的王号。此金印与“偏将军印章”金印在钮式、印体上如出一辙，可大致定为同一时期，况且“偏将军印章”的印文用字又与同时期可断定的印文风格一致。因古时江州（今重庆）在新莽至东汉初年发生多次战役，如“夷陵战役”等跨越上述两金印出土之地，所以“偏将军印章”出土于重庆并不奇怪。关于此印的断代众说不一，如“三国”、“东汉”、“汉”、“新莽”说等。根据印章的材质、钮式、大小，印文风格、出土地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断为新莽建国初年至东汉初中元末年的50年间，应较为稳妥。
     此枚“偏将军印章”的材质决定了凿刻谨严精巧，且新莽官印的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西汉或东汉中后期。王献唐先生在《五灯精舍印话》中，对新莽时期官印有极高的评价，“新莽篡汉，百度维新，凡有制作，无不精美。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新莽官印，钮制炼冶，俱皆华妙。印文书刻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极规矣。”此印五字采用当时常见的二、二、一，三行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使得文字体势自然延伸，所占位置具有黄金分割率特征，适合篆书的伸展，显得极为美观。通观此印，其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匀称谐调、干净利落，有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章法精巧缜密。篆法工稳谨严，整饬而不板滯, 笔画伸缩自如、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故而此印遒媚独具，称得上清刚与婉约兼得。
    总之，此枚金质“偏将军印章”从其艺术角度来讲。以其特殊的材质，高超的制作水平，舒展、沉稳、典雅而又精整的印文，一丝不苟、精妙绝伦的章法安排，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一时期印章艺术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和非凡的艺术魅力。

 

 

《重庆书学》创刊号，发表时题目有所更改。

 

2010年6月被《书法报》（第23期）全文转载

 

2011年2月被中文核心期刊《书法》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