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小卡
简介：文中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在华行医传教之路，并引导中国卫生风气之变。使中国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对待妇女方面，在观念与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关键词：嘉约翰医学 教育 近代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
嘉约翰（Kerr JohnGlasgow），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从小勤奋好学，十六岁考入大学，二十三岁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并当了七年的医生，加入教会。
东行来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会一样，都趁中国闭关大门刚开的时机进入中国传教。根据基督教传教传统习惯，多派懂医道的传教士到新开展传教的地方传教。于是，美国北长老会要选派医术好、不畏艰苦、可应对复杂困难环境、能开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国行医传教。主动请求到中国行医传教的嘉约翰，非常符合条件而被派往中国，先在澳门行医，再到香港东华医院工作，然后到广州行医传教。踏上半世纪的来华行医、办学、传教之路
嘉约翰来华，与一家医院结下一生之缘，就是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
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带着新婚妻子抵达广州。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颠簸，加上不适应广州的炎热，一年后里因病去世。新婚燕尔，娇妻亡故，嘉约翰非常哀伤。然而，他办完妻子后事，就投入到行医传教中去。
1855年，伯驾回美国休养，5月5日嘉约翰受聘接替伯驾，接掌广州眼科医局。嘉约翰正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展医疗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6年爆发，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焚毁，夷为平地。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激烈对抗的时局，身为西方人士的嘉约翰难在中国立足，更别说行医了，夫人去世后，生活无人照顾，加上行医传教生活非常紧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能于次年返美，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但并未放下他在中国从事的事业，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四出为重建广州眼科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
嘉约翰经过在广州一年左右的行医传教,对中国的医疗状况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中国“病人多数来自贫困阶层,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上层人士来寻求西医的帮助。我们的医治使许多人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中国贫困阶层的恶劣卫生状况,使充满救世情怀的嘉约翰，更迫切地希望重返中国行医传教。
行医济世
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嘉约翰又携新夫人再临广州城，再续他在中国近半世纪的行医授业传教生涯。
嘉约翰重返广州后，面对被焚毁的医院，这位在当时西方一流的医科院校培养出来，习惯在充足物质设备条件下工作的医生，没有坐等条件完备就迅速开始医疗救治业务。同时，因陋就简地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修辑粉刷一下，改作医院用房，成为博济医院的雏形。1859年1月中旬医院正式开业，命名为博济医院，他用在美国募集的经费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医院开办之初，正值鸦片战争战火方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西方列强的侵略，当地从官方到民间对嘉约翰办医院并不欢迎，战前他主管的医院就是被仇恨侵略的当地民众烧毁。他办医院的条件很差。医院能生存下来，首先是靠嘉约翰所具有的传教士执着的宗教传道救世精神，还由于许多穷人因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治好了病，名声也传播开来，连富贵人家也上门求医。医院由艰难维持到发展扩大。
随着嘉约翰治愈病人之众，当地人见识了他的精湛医技，感动于他不计报酬尽心医治病人的医风，加上博济医院免费收治病人的方式，使他医名大振，甚至到了有点神化的地步，当地人改变对西医多少有点疑惧的心态，求治的病人渐渐增多，后来病人更如潮涌至。权贵富豪有病，往往通过关系找嘉约翰求诊，一般老百姓，就只有在医院前漏夜排着长队候诊，嘉约翰咬着牙强忍累坚持诊治尽可能多的患者，不放弃在广州各阶层中开展行医，医治了大量病人，接诊遍及全粤,医院业务发展迅速，使得病房不足，扩大医院规模势在必行。嘉约翰又于1863年在广州毂埠找到一块地皮，始建新博济医院，到1866年完工，10月开诊收治病人。博济医院尽管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一家多功能医院，仍难满足病人住院需求，附近的民房和礼拜堂也被当作临时住院处。
由于嘉约翰竭尽全力的推动，博济医院的扩展得到各方的赞助。首先得到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州医学传道会支持赞助，该会在美国募捐，并以可观资金赞助博济医院。英国教会及英商也为博济捐款，随着医院的治疗效果日益显著，中国的官僚包括两广总督在内也纷纷解囊，这在中国官场少见，中国民间更不乏赞助。这使博济医院不但可以免费治疗患者，自身也不断扩展，成为颇具规模的西医院，也成为中国历史最久远、影响最大的西医院之一，对西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该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多功能的医院,除擅长的眼科和外科,还精通内科、妇科、儿科、产科等,1892年,博济医院报道了在医院施行的我国第一例剖腹产的案例。
在嘉约翰艰苦经营下，博济医院迅猛发展。1860年又以1300元改建了医院，有7间病房，60张病床，男女病人分开两处，医院门诊部每周开诊一次。同时，他又到佛山与肇庆两地开设诊所和门诊部，开展医疗工作。到1874年,医院床位增加到120张,医治的病人包括各个阶层。1875年,接受了1000个住院病人,门诊病人数达到18000人。至1891年, 开院36年,医治52万人,出版了27部关于医疗和手术方面的书籍,培养了100名助手。到1935年博济百年为止，该院治疗病人200多万，施行外科手术20多万例。
该院内外科医疗水平俱优,早期尤以外科手术闻名。博济医院因为嘉约翰医术精良，声名鹊起。嘉约翰是一名医技卓越的医生,对外科和内科都很精通,“历医各症如砂淋、肉瘤、眼疾、蛊胀等类”,人皆“称其神技,众口交推”,尤其擅长治疗结石病，在华数十年,他亲自治愈1300余例。在嘉约翰主持下,至1874年医院共做过368例结石手术,其中301例膀胱结石,有67例采用碎石术。1880年,嘉约翰成功施行了卵巢截除手术,对于肿瘤切除术做了很大改进。他还研究了梅毒和吸食鸦片成瘾的发病率,帮助吸食鸦片者戒毒。
随着医院发展起来，完全免费提供医疗服务难以维持，对病人索要费用的问题渐渐引起各方的注意。教会医学杂志发表了各方教会医生的讨论，分歧者各执所见。少数医生反对收费，根据是他们的病人大多是穷困潦倒的平民，所以仍应遵循早期传教先锋开创的慈善治疗的原则。主张收费者也有他们的理由，首先免费治疗不能吸引有钱人和有势力的人，而且，即使免费诊治赠药也未必完全得到病人的信任。后者拥有更多的赞同者，收费看来已成趋势。况且，博济医院发展起来后，开支日大，维持困难。然而，博济医院对穷人一如既往免费诊病。即使对穷人以外人士的医疗收费也很低。
嘉约翰行医、办医院的获得巨大成功。他在中国引进西方医疗技术及近代医院管理模式的开创性试验成功，使中国的西医界公推为西医界首席权威与代表，推举他担任各类医疗机构、职业团体、医疗卫生活动的负责人。虽然他本人宁愿默默从事医务事业，救治病患者，但当需要一个当时在中国西医界领军并在中国人中享有威望的人，来协调中国西医界事业时，非嘉约翰莫属。嘉约翰于1865年接管广州金利埠医院。1887年，被选为中华教会医学会第一任主席。
在嘉约翰艰苦备尝的奋斗努力下，他管理的博济医院，创下中国医学界的多个第一，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多功能的医院。1892年,博济医院报道了我国第一例剖腹产的案例。
博济医院为中国医界树立一个完全殊异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医学样版，先行创立了整套适合中国的现代医院科学管理的规章规范与管理方法，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医院管理经验。展示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模式的卓有成效，引发中国医坛风气之变，一间间新型的西医医院在中国出现。
由于西医是最先引进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西医在时人眼中近乎神奇的效用，引发中国人对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一时间从朝廷赴粤大员、官吏兵卒、名绅巨贾、士大夫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乞丐妓女都有到医院求治的，博济医院则放开怀抱迎纳一切求治的人。这对广东乃至中国，认识当进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而引进，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博济医院，从设备器用、医疗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先进思想理念，展示给中国人。
在中国开展防治传染与流行病事业
嘉约翰在中国行医后看到当时当地各种传染病与流行病严重，以中国传统的方法控制是有欠缺的。于是他在积极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技术地程中，特别注重以西方医学科学手段开展对多发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如在十九世纪中叶，嘉约翰在我国开展种牛痘的大规模防疫工作。当时，我国主要是以种人痘为主，虽然牛痘术早已在十九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但一般平民，习惯于用旧法接种。为了推行接种牛痘，嘉约翰从香港或英国购进新痘苗。为保证接种效果，他对每个接种者收取少量押金，待八天后，接种牛痘者回来复查确实有效时，再退还押金。这样，牛痘术在广州一带被普遍接受，在广东全省普遍开展施行。
他还积极传播了治疗鸦片毒瘾、梅毒、精神病等医疗技术，深入探索在中国开展流行病学与传染病学的防治。他本人深入到为本地人都避忌畏惧的麻风、梅毒等恶性传染病患者，及那些治疗鸦片毒瘾的患者中去，诊疗施治。探索建立防治传染病与流行病的机制。
开中国西医学教育百年基业
博济医院在嘉约翰的经办下，医业红火，然而人手不足问题凸显出来，医生尤其缺乏，把他忙得天昏地暗。他拉住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外科大夫黄宽来医院帮忙，这位是中国西方学医及留学欧洲的第一人。好在还有医院以前培养的关韬等个别人帮忙，有时拉来个别懂医的传教士医生。不过，人手还是非常不足。
如此，要想扩大医院规模，在当地辅开行医，就远远不能满足医院的需要。
嘉约翰认识到必须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开始，嘉约翰只是由医院招收少数学徒，采用以师带徒这种易为当地人接受的传统授教方式，让他们边学习，边协助医生工作。医院也曾接收具有一定西医知识的开业医生进行培训。到1866年，博济医院在迁移到新址后,嘉约翰在医院里附设一所学校，“博济医校”，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西医学校，这也是今天中山大学医科教育的发端。
“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该院又开设了医学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医科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医生，他本人亲自授课，为中国西医教育体系奠基。到1870年,学校的一些学生可以在医院独立施行外科手术,嘉约翰说他们“很快就熟练了手术方面的有关方法,他们可以不需要外国医生就能单独为病人解除痛苦。许多医学校的学生已经取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 在中国最早系统地传播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培养出大批医学工作者，成为中国西医开拓基业的人材。其中很多人有高超医疗技能。他们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在其他医校担任老师,对当地西医传播有很大影响。医学校里还教授一些中医知识。学校最初招收的都是男学生。1879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最早招收女学生的医学校，冲破中国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束缚。这所学校培育出杰出的人物，如戊戌变法中壮烈身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有其它的民主革命者。到1894年前后，经这个医学校培养的医生达200名左右，绝大多数毕业生后来都能开业行医。1897年，嘉约翰辞去他在广州的医疗工作及其他一些烦琐事务，专心教学，仅偶尔做一些较大的外科手术。中国近代办西医医校无疑始于嘉约翰，由嘉约翰奠基的博济医学堂办学历程，正是中国近代西医医校从无到有、从开端到发展的历史过程。
嘉约翰后来又在精神病医院办医校，以便于结合实际进行教学。1901年，嘉约翰开办了广东女医学校，这在中国是首创。这些学校都以广东话授教，以便当地学生听课。
西医教育是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西式科学教育模式。嘉约翰在中国行医的卓越成就，引起中国人对西方医术的刮目相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医学科学渐成风气。西医教育的学习方式和考试模式，以培养适合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人才为目的，完全不同于八股式的学习方式和考试模式。西医教育模式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善以量化分析、逻辑演绎、性质判断等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认识世界；这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依靠伦理、文理之辨，诗化的语言概括诠释问题，截然不同；有利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生发改良或革命的思想。中国旧的思想观念、正统的伦理道德，在医学领域受到极大冲击。西医医科教育，对中国青年学子起到启蒙作用。它培养出来的学人最先从士大夫知识群中分裂出来，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中最初的一部分。康广仁、孙中山、国学大师陈垣，都曾就读博济医学堂。
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科学
由嘉约翰口译、林湘东笔录的《内科阐微》,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论述西医内科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本书纠正了当时国人认为西医只精通外科而内科稍逊的错误认识。在西方医学来到中国以后,国人对西医治疗外科已经基本接受,但在西医治疗内科上仍然心存疑虑。嘉约翰在自序中,对译书的缘起做了说明,“医之为道,死生寄焉,岂易言哉。……非平时有实学,将临症无定见。此西医之于内科,所为(谓)无理不穷,无发不备,而较诸外科尤为精细也。予有志于此,因即西国名医无微弗阐者,译为是书,期与内科诸君子相砥砺云尔”。《教会新报》的编辑者林乐知亦认为在书中“嘉医士将内症根由逐一著明,无微不至,种种益处,遍传于世”。可见,嘉约翰翻译《内科阐微》的目的就是为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提供更多的西医内科学知识，提高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奇症略述》系嘉约翰从历年博济医院的年度报告中辑出,书中所述各症均系医院中的实际病例,仅1879年就医治了割砂淋、炙大腿、针子宫瘤、割痔疮等五十七种病症七百余例病人。
嘉约翰的医学著述中，除了自撰的著述外，更多翻译西洋医学原著。他先后直接或参与编译出多种西医著述，包括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医学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很广,主要包括医学总论、药物学、内科、外科、皮肤科、眼科等所有医科科目。其中有《化学初阶》、《体用十章》、《西药略释》，英中注解《裹扎新法》、《救溺要义》、《皮肤病手册》、《症候学》、《花柳指迷》、《救护要义》、《眼科摘要》、《割症全书》、《炎症略论》、《发热论说》、《卫生要旨》、《内科阐微》等，开拓了中国医学界系统了解西方医学之路，在中国全面系统地奠定西医学科的基础。
嘉约翰的系列医学译著,多数是在广州出版发行后,将有关译著的情况告知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然后由《教务杂志》刊发相关的信息,嘉约翰的著作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嘉约翰的影响下,他在博济医院的中国助手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译西医著作的行列,至1893年,他共译出《医理略述》、《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儿科撮要》等四种著述,是最早参与西医文献翻译的中国医生。
为使西医在中国广泛传播,嘉约翰还编辑了几种西医报刊。1865年,嘉约翰和他人一起编辑出版了《广州新报》周刊,分为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三种形式。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期刊,也是我国最早的中英日三文期刊，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医学医药知识,并附带刊登一些当时的国内外新闻。该报在广州街头公开发售,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四百份。
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创办《西医新报》，这是我国最早的正规西医期刊。这是一份中文医学杂志,报纸共八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及目录。在发刊词中,用简洁文言,阐明杂志宗旨。第一号有短论文十四篇:论医院、中国行医传道会、内科新说、方便医院之情况、烫伤之治法、真假金鸡纳霜、初起之眼炎、大腿截除术、上臂截除术、肉瘤奇症略述、论血瘤、癫狂之治法、论内痔、论外痔。
关于《西医新报》的最初情形,《中国评论》介绍说,“此系一种医学杂志,专为华人而设。报纸共八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及目录,全属中文。在发刊词中,用简洁文言,说明杂志之益,医志尤为重要,并述西医比较中医的优越。第一号有短论文十四篇,目录如下:(一)论医院;(二)中国行医传道会;(三)内科新说;(四)方便医院之情况;(五)烫伤之治法;(六)真假金鸡纳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术;(九)上臂截除术;(十)肉瘤奇症略述;(十一)论血瘤;(十二)癫狂之治法;(十三)论内痔;(十四)论外痔”。从这一期目录,可以大致了解该报的主要内容有:论西医公会聚集之益,论止瘟疫传染之法,眼球各肌肉功用图说,西医用药撮要略述,胎产奇症略述,论医痔误药肛门生窄,解热药方,生发药方,风湿药方,消颈疬方,论戒鸦片烟良法,论肺内伤成脓疮图说,西国聪耳器具图说,西医眼科广告等。
1886年,“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由嘉约翰任第一任会长。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方医学在中国发展状况和世界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也介绍医学的历史和中医诊疗,为中国医学界提供了交流平台。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处于一方面要顽强抵御其侵略，一方面又要努力向西方寻求先进文化以求中国强盛的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长期有天朝大国心态又深感受侵略屈辱的中国社会，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都极端敏感与警惕。对此，嘉约翰是理解的。从嘉约翰在中国行医、办校、传教可见，他非常尊重中华文化，谨慎对待中国社会习俗等特点。嘉约翰，比他的眼科医局前任伯驾，比同时代许多西方来华人士，对中国的文明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开明得多。因而，他开展的文化引进事业，很有成效，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起积极作用很大。
嘉约翰在传播医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文化过程中，面对来自本土文化的阻力，表现出谨慎对待的态度，对中华优秀文化更显尊重，使他的科学文化传播活动较为顺利。他秉承了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的针对中国国情开展传教的传统。
嘉约翰这种慎重，就鲜明体现在人体解剖学科上。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解剖这一由传教士医师带进中国的西医科学研究方式，被视为“挖肝剖腹”的“巫术”。十九世纪中期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就受到过这样的指责。西医科学进入中国，不仅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还带来新的生命观人生观，新的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当年西医刚传入中国时，被不少国人视为“巫术”。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为了对中国的体质、生理、病理特征，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直想对中国的人体进行解剖。嘉约翰，作为一位以外科见长的医生深知解剖尸体的重要。然而，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多少还心存戒惧。对基督教会及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尤其警惕与抵触。对于尊崇祖先，有鬼神崇拜信仰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什比挖祖坟损人尸体更感受辱的了，解剖先人的尸体更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对解剖实验反对压力很大。假如由“洋鬼子”给中国人的尸身来个破肚开膛、挖心取肝、掏眼开脑，势必会在中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应，甚至激出事变。此前，在中国有的地方有洋人挟西方国家之力欺压中国人的历史背景下，就曾有因传说洋人传教士，拿中国人脏腑及其它器官制药的传言，激起民变，诱发大规模暴动，并导致中外冲突的事件。在广州这样的长期开放之地，风气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但传统文化风习依旧强固，况且尸体解剖触及中国人核心伦理。人体解剖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一项医学科学实验活动，它会带来文化意识、宗教观念、人生理念的震撼性触动，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在开展人体解剖研究上，嘉约翰相当谨慎。他一直等着由中国医生黄宽来完成第一次的人体解剖。1867年,博济医校进行了首次解剖实验,由黄宽执刀。这次解剖实验,由黄宽执刀,这是西方医校在中国进行解剖实例较早的一次记录。由于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一般人根本不让别人解剖自己亲人,最初学校只能从医院中寻找一些无亲友的尸体来研究。嘉约翰本人即曾以一对儿童尸体作为实例,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
嘉约翰招收女子入读医校，对数千年落后的中国封建传统，是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突破。然而，女子入校后，他又小心地避免与传统的冲突。
当孙中山就读广州博济医学校的时候，已有男女学生同学，但分左右座，还挂一幅帐幔隔开。中国男学生不能接诊妇科病人。不久这一切为了适合中国国情而制定的规定，却有了戏剧性结局。
一天，诊察妇科，照例由教师带领学生临床实习，但只许外国学生实习，而不许中国学生去。孙中山得知有此规定后火了，一下闹到校长室，校长嘉约翰问原因，孙中山质问：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中国人，不许我们到妇科实习？嘉约翰答：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受此限制。富于革新精神的青年孙中山犀利诘问：学医是否治病救人？身为医生的嘉约翰能说什么呢？只好说是。孙中山又问：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不能救吗？究竟救命为重？还是不合理的“礼教”为重？西方美国名校医科出身的嘉约翰，面对这位未来革命领袖咄咄逼人的追问，讲的又是在西方医界早已是公理常识的道理，无言以对。从此打破了中国学生不许看妇科之限，而教室所设隔别男女的帐幔不久也撤除了。其实，来自西方的嘉约翰内心是赞赏孙中山的，只是对中国传统习俗的谨慎对待而已。
博济医院住院病人男女分隔而居，也是出于谨慎对待“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考虑。
对中国日常生活习俗的尊重，在存留下来的嘉约翰身穿传统中式服装在博济医院的活动照片中，体现出来。在治疗病人、从事科研、文化教育的各种活动中，小心翼翼，不触犯中国人的禁忌。
在接受褒扬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上，嘉约翰在西方人士中少见的，表现在对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褒扬推广。如对中医的态度就是这样。西医界向来有人对中医的一些疗法有不同看法，当时西医界许多人更认为中医原始、落后、不科学，甚至还有主张禁制中医的。嘉约翰对中医也未全认同。他本人在1878年代表中国医学传教士出席世界基督教大会为争取对中国的医疗援助，而夸大中国医疗状况落后时就说过中医传统：“不了解疾病及病源的本质，以五行和阴阳学说替代”。然而，难能可贵是作为当时中国西医界的龙头老大博济医院竟也容许传授中医。比起同时代及不久后的中国西医界，嘉约翰对中医已是相当开明。
嘉约翰从事的行医传教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引进到中国这种历史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起了积极作用外，也对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的进步运动，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嘉约翰为了行医传教之便，极力不掺和中国的政治活动。不过，对中国当时的进步事业，深深同情，给予方便。年轻的康广仁、孙中山，在医校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教育，对他们后来分别投身维新和革命起了启蒙作用。他力荐孙中山到更自由的香港去学医。他由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利用医校从事维新之业、革命活动。
无疑，嘉约翰在行医为中国服务之时，坚决履行自己负有的传教使命。他的传教行医事业，客观上与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之业联在一起。 “先生热心宗教，在两医院时，礼拜日及每日夜间，必令院中同事、工人、病人听诵福音。祈祷上帝。即到院探病之人，亦必欲使之得闻真理，暇则到病室与病人谈论。”这所医院的以行医促传教的做法一直长期延续。也因此，引起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及百姓的抵制。尤其他在治病救人过程中，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传教，更引起当地人的非议与反感。
嘉约翰为使他这所广州最早的西医院，在广州乃至中国成为教会医院之模范,他殚思竭虑，医院的宗旨在他心目中是清楚的，在1838年2月21日广州成立中国医学传教会时，郭雷枢、伯驾裨治文联名签署的宣言宣称：“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我们的科学、病例研究和科学发明等有用的知识，拿出一部分与他们分享。……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和一切往来，达到所期望的更高地位，还可以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以此收集情报，对传教士和商人均有较高的价值。……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城相见的”，公开宣告第一批来华行医的传教士医师，行医是为西方的国家利益与殖民行为服务的。同为中国医学传教会成员的嘉约翰，从事的行医传教活动，在客观上非限于慈善性活动，当然有助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活动，有利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事业。然而，嘉约翰在中国医学传教会中是对中国人最友好，最不抱行医传教外的目的之传教士医师。除了为争取中国的医疗资源而高调呼吁，涉足包括政界在内的各界外，他一般行事低调，给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办事、行医、授教，不涉足官场。他主张医学传教士及相关组织应以医学救治病人，造福百姓为目的，认为以医学救治世人，就体现医学传教的精神。这与同时代及此前教会及医学传教士奉行行医就是为传教服务主张，完全不同。
他不像他所在的博济医院前任负责人伯驾那样热衷政治，并在最后走到敌视中国人民的反面。他在代表中国医学传教士出席世界基督教大会为争取对中国的医疗援助，充满感情地报告“我们大多数的同胞还在遭受痛苦、疾病和死亡，他们需要我们已拥有的医药资源和卫生知识……”，这种视中国人的为自己同胞的感情发自肺腑，也表露他要为消减视若同胞的中国人民的病苦奉献自己知识才智的真挚心愿。在这种情怀的驱动下，他除了自我奉献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外，还毕生不遗余力为减除中国人的病苦争取外援而奔走呼号。
从嘉约翰的行医、办教育、传播科学之路，可以看到他是真心要将西方科学文化引进中国，以医学造福中国民众，同情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他行医传教的成功，是由于他行医授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采取兼容妥协的特效方式，并因地制宜开展医疗、教育、科研活动。然而，嘉约翰以行医授学服务中国的同时，又自觉以传播基督教为己任。而且，他的传教行医事业，客观上与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之业联在一起。他身上的矛盾是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时矛盾。
建精神病医院
1890年，他就动手筹备设立精神病医院，自任筹委会主席，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他以不屈不挠劲头，一再建议成立专门的精神病医院。1892年，嘉约翰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自费出资购得广州芳村一块三英亩地皮，以后又得到一些人资助，始建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于1894年开始建院，到1897年全部竣工。1898年，芳村精神病医院落成，是今日广州精神病医院的前身，他辞去了博济医院职务，和夫人搬进医院生活工作。这所精神病医院，位于广州市珠江南岸，白鹅潭畔，初名“惠爱医院”，是中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设30—40张病床，次年正式收住院病人。嘉约翰亲自为病人治疗，使不少精神病人治愈出院。他还出版小册子，到处宣传精神病人住院的重要意义。嘉约翰在华一直为中国精神病治疗费尽心血。
这所精神病医院，影响很大，“芳村”成了广州当地一种对精神病与精神病医院的隐喻指代，讥讽某人精神不正常时，常说：“从芳村跑出来的”
传统中国社会，对精神病人基本是以禁锢方式处置，责任由家庭或宗族承担。精神癫狂者常被家人锁进幽暗房间。在清代，家人不经报官私自打开疯人的锁铐，会受到严厉处罚。后来嘉约翰夫人写道“1895年2月28日，一个男人身背一个精神病人站在了医院门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而他在家里已被锁在一块巨石旁三年，丧失了步行的能力。嘉约翰顶住来自当地官方与世俗对精神病患者歧视的传统与积习所产生的压力,承受着收治精神病患者特有的烦难,在人力物力极匮乏的条件下,把精神病医院办起来,且一开办即获巨大成功。开院初期，医院治愈的病人就远少于死亡的病人，即使大多数患者送来时，已奄奄一息，医院依然接其入院。
当年的精神病医院，建在远离城市喧扰的乡间，环境幽静，花草优美，病舍设计成分散式的家居建筑，吵闹的病人与安静的病人可互相隔离，亦可参与种植花草蔬菜，自食其力。为免给病人以牢狱之感，医院周围只是简单围起了一人高的篱笆，连窗户上的铁条也制成弯曲带花的图案。
这所精神病医院越办越好，不但为当地精神病患者带来大福音，解决精神病给当地社会与家庭带来的种种问题，为中国的精神病治疗率先垂范，并蜚声世界，成为国际医学界在贫穷国家地区开展诊治精神病患之范本。后来，嘉约翰完全离开博济医院，专心治疗精神病人，直到他逝世。
嘉约翰兴办精神病医院，不仅给中国带来治疗一种疾病的方式，还展示西方重视个体的观念，将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本主义思想、人权理念，通过精神病医院这类具体感人的形式，介绍传输给中国各阶层，悄悄、慢慢地改变着中国人的一些与现代化卫生健康生活相悖的传统习惯与文化习俗。
结语
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中国从事和传播西医学近半个世纪后，因患痢疾在广州去世，为了他在中国的行医传教事业鞠躬尽瘁。他在华工作的四十八年中，办医校，培养大批西医人才，医治门诊、接诊病人七十四万人次，治疗住院病人四万人次，为四万九千人做了外科手术，翻译了三十四部西医西药书籍。嘉约翰还引入西方医学理念，昭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彰扬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引动了中国思想文化之变。他开创了中国具有近代理念、近代管理手段，社会性的医疗福利事业，并成为中国现代福利事业源头之一。这种福利事业在悄然地昭示着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本主义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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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小卡是现任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负责人
文章发表于2013年第二期《神州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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