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开始，全国各地关押的国民党军战犯陆续都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根据相关部门资料记载，被列为国民党军战犯者，计有997人（实际在押870人），其中军队系统人数最多，达到了七八百人，光是少将以上军衔就有460人，而隶属于特务以及其他政府、党务系统的人满打满算就只有120人。
其中不少人我们都很熟悉，如军队系统的杜聿明，特务系统的沈醉等等。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不免有些好奇，这些被关押的国民党军战犯中，究竟是谁的地位最高。
如果仅从军衔角度考虑，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无疑最大，因为只有他一个是上将军衔。
如果是从军权考虑，杜聿明应该最大，他被俘前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员。当然如果非要计较的话，解放战争末期被俘的汤尧还挂着陆军副总司令的头衔，但他的这个副总司令的含金量，自然是不可能比得上淮海战役时的杜聿明。
因为功德林关押的战犯绝大多数都是军队系统，因此比较军衔以及实际职务是比较谁地位最高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可实际上，如果单从政治地位上来看，似乎没人能比得上康泽。
尽管康泽被俘时仅仅只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可他身上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在功德林关押的战犯中，一般受蒋介石重用者，也仅仅只是中执委，比如王耀武。就连杜聿明，都没有中执委的头衔。
可见在蒋介石眼中，康泽确实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当然这也只是从表面上来看。
康泽不仅仅是在功德林之中地位与众不同，哪怕是放在国民党当局，地位也都很高，特别是从三十年代以后。
大革命时期，康泽考入黄埔三期，似乎相比于杜聿明来看，入学稍晚，但康泽很会来事儿，他在军校学习期间，就意识到了国民党内左派右派的纷争，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冲突。
康泽在校期间，就参加了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同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冲突不断。
尽管蒋介石在那时“右派”的反动面目尚未体现，但对康泽这样一类听话的学生，无疑是非常满意。
不久之后，经校长推荐，康泽远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即便是带了苏联，康泽也依然没有改变身上自己的立场，坚持“反苏、反共”，也因此愈发的得到蒋介石信任。
一次在中国留学生聚会上，康泽受邀出席，恰巧听到有人问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
“你为什么嫁给邵力子。”
傅学文思想正派，早就看不惯蒋介石的反动，因此冷冷的回答了一句：
“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后刺杀蒋介石。”
康泽暗中将这句话记住，回去以后就写在了纸上，回国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蒋介石。
尽管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而且从后来傅学文高寿至90岁才去世，显然蒋介石也没当回事儿，但他却注意的到了康泽这个人，在蒋介石安排下，康泽被安排到中央党务学校担任训导员。
虽然康泽并没有接受过特务的系统培训，但生性狡诈的他不断的在学校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蒋介石对他自然也是越来越信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抗日热情持续高涨，蒋介石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采纳了刘健群的建议（实际上也是蒋介石授意），效仿意大利墨索里尼设立的黑衫党组织，成立了复兴社，主要从事特务活动。
不过，因为组织成员都以穿蓝衣为标志，因此在社会上以讹传讹称蓝衣社。
1932年3月，蒋介石正式成立复兴社，并亲自担任社长，当然蒋介石寻常日理万机，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他委派了他最信任的黄埔毕业生来充实复兴社的领导机构。
最初的复兴社有40余人，但蒋介石最终只圈定了13人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后来被人称为是复兴社十三太保，而康泽就是其中之一，主要担任宣传部长。
在一般人们的认识中，复兴社即是后来的军统，可实际上这话只对了一半。
复兴社在1938年解散后，其下属的特务处后来就成为军统局，因为原特务处处长戴笠资历不深，蒋介石才以陈立夫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的身份主持军统局的事务。
到解放战争时期，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其势力就已经削弱了大半。
康泽当然不可能是军统，因为在复兴社，他的地位与戴笠齐平“两人并称康戴二公”，甚至从地位上来讲，康泽比戴笠还要高一些。
因为能时常号准蒋介石的脉搏，康泽的地位在三十年代初便水涨船高。
在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中，分为三个派系，其中就包括戴笠的特务处以及贺衷寒的政学习，而第三支即是康泽的别动总队。
尽管康泽自始至终也不承认，他的别动总队是特务部队。
1933年10月，依托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训练班，康泽成立了国民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
这个别动总队的成员多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但因为时局动荡，不少人毕业后穷困潦倒，没有生计，康泽将这班人召集起来，用于战地工作。
当时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数次发动对中央苏区围剿，在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础上。康泽率领的别动总队配合正规军，在苏区根据地施行清剿工作。
康泽的手段很酷烈，特别是对那些有家属参加红军的老百姓，以至于当时原中央苏区人口锐减，后来别动总队跟随中央军进入四川，康泽也把在苏区的那一套带了过去，因手段过于狠毒，当时遂川老百姓不堪屠戮，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结果康泽直接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了百余人。
也因为蒋介石对康泽的信重，康泽地位扶摇直上。
别动总队只能说是康泽进身的资本，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地位。
康泽在三十年代，身上有两个头衔非常重要，一个是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另外一个就是“三青团”中央干事。
三青团是蒋介石于1938年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是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组织，蒋介石在过去有感于国民党内部暮气沉沉，腐朽衰败，加上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为了争取年轻人而创立了一个组织。
尽管三青团从他建立来讲，与特务组织没什么关系，但蒋介石一开始就用错了方向，他授意复兴社、CC系骨干在全国各地组建三青团，使得这个组织一开始便蒙上了一点特务组织的色彩。
三青团在抗战初期，因各地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发展，他作为青年组织的一种，确实起到推动作用，但在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摩擦，三青团也成为恶名昭彰的魔窟，开始关押、迫害爱国青年。
不管如何，三青团在国民党中，毕竟肩负着发展青年人的重担，康泽能够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无疑也说明蒋介石对他信任，以至于不仅仅是让康泽生出错觉，就连不少人也都认为，蒋介石是把康泽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康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不久之后，蒋介石又推荐他担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可不久之后，有人便向蒋介石反映：
“康泽资历太浅，不足以担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之要职。”
蒋介石后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特意把康泽叫来询问：
“你同胡宗南的关系如何？”
康泽回答：
“我和胡宗南感情很好。”
蒋介石一听，顿时高兴起来：
“好！让胡宗南当组织处长，但他只挂名不到职，由你代理这个处长。”
蒋介石对康泽的呵护，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三青团书记长是陈诚，陈诚曾任命土木系出身的将领郭忏出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尽管陈诚是蒋介石心腹，但对陈诚的做大，蒋介石也有所警惕，因此他否决了陈诚这一任命，改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
在那段时间里，康泽地位确实水涨船高，但他确实有些飘飘然，忘记了一个人的存在。
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儿回国，对于儿子的回来，蒋介石自然高兴异常。
蒋经国也摩拳擦掌，意欲干一番事业，在蒋介石安排下，蒋经国出任了“三青团”中央干事。
当时的三青团，以康泽的组织处势力最大， 也是原来复兴社的基本，在整个三青团，康泽基本上是一手遮天，但蒋经国同样把三青团当做其政治生涯的跳板，自然也不会放过。
考虑到在三青团中央，必然干不过康泽，于是蒋经国自请前往江西，出任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
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康泽在蒋经国去之前，便提前安排好江西支团的主要成员，存心不让蒋经国在三青团发展势力，可蒋经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他在父亲蒋介石的扶持下，在赣南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和“新赣南经济建设训练班” ，培养了骨干五百余人。
不久之后，蒋经国凭借手中这一支力量，将康泽在江西的布置拔了个一干二净。
尽管失败了一场，但康泽并没有认清形势，还要一味同蒋经国恶斗。
1942年，蒋介石筹备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负责拟定名单，却刻意漏了蒋经国，并且还言之凿凿的称，蒋经国在江西支团没有成绩，是张治中一再要求康泽，将蒋经国列名其中。
当时，三青团主要培养青年力量的是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康泽打算将这个训练班扩大称中央干部学校，并自任教育长，没想到的是，原来本来是康泽亲信的训练处处长李惟果在关键时刻突然倒戈，投了蒋经国一票，蒋介石就坡下驴，蒋经国便出任了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之后康泽又打算架空蒋经国，但蒋经国则利用支持争取人才。
到最后，康泽实际上已经无力搬到蒋经国。
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竟然连一实权职务也没有捞到，自己组织处两个副处长的职务也没有保住。
蒋经国出任中央干校教育长以后，在“赣南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干校派”，当时三青团中不少原来复兴社出身的干部，也都意识到了蒋经国崛起之势，纷纷弃康泽而投向蒋经国的怀抱。
尽管到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实际上已经失势。
两个月后，张治中找康泽谈话，直截了当的对他说：
“团长最近骂了你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当时蒋介石兼任三青团团长，张治中任三青团书记长）
康泽说：
“我不知道，怎样骂的呢？”
张治中学着蒋介石口气说：
“他骂你为什么还要把持青年团，是不是想要造反？”
康泽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
“那我还是辞职好了。”
从这天开始，康泽便放弃了自己一手经营了近十年的势力。
在蒋介石安排下，康泽出国考察，据说蒋还说过一句更狠的话：
“给他出国就是很宽大很优待了！”
时隔多年以后，康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有无限伤感：
“我当时内心颇为感伤！觉得我尽心尽力，没有想到就这样被踢出去了！”
1947年3月，康泽从美国回到上海。
尽管康泽头上仍然有不少头衔，但此时基本上是处于失势状态。复兴社没有了，三青团也没有了（几个月后党团合并，三青团合并进入国民党），就连一手组建的别动总队，也被蒋介石改编为正规军。
据说康泽在抗战末期，一度打算出任由别动总队改编的66军军长，可被何应钦无情拒绝了，康泽虽然是黄埔毕业，但从来没打过仗，何应钦怎么可能把这样一支部队交给他呢。
康泽愈发感到失意，以前他如日中天时，来家里拜访的客人多如过江之鲫，可随着他失势，家里恢复冷清，康泽的心里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落差，时间一长，康泽越来越面如死灰，形如枯槁。
蒋介石看了康泽这样一个形象，心里也很痛心，毕竟过去康泽对他忠心耿耿。
就在康泽回国这个月，蒋介石推荐他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常委，等于说给了他一重身份。同年10月，蒋介石派康泽到热河视察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的情况，大有重新启用他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个月，蒋介石找到康泽，让他到襄樊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
康泽失势后，一度想要掌握军权，奈何在军界他没有根基，此刻蒋介石让他出任绥靖区司令，这无疑也是天大的恩惠，而且蒋介石还承诺，给康泽三个整编师，供他指挥。
可康泽兴高采烈的赴任后才明白，蒋介石又诓了他一次。
第十五绥靖区是以湖南襄阳为中心的周边28个县，地盘是不小，但康泽到了以后才发现，地方是不小，可部队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许诺的三个整编师，有两个就不再他麾下，而且他也调不动，仅有川军的三个旅在襄樊，还是建制不全。
为了能指挥动川军，康泽请求将川军名将郭勋祺给他调来当副手，蒋介石考虑再三，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一开始，康泽对郭勋祺还十分信任，也比较听他的话，但后来就转变了态度，原来康泽调查过，郭勋祺过去就与中共眉来眼去，抗战时期双方就有联系，郭本人同刘伯承、陈毅关系都很好。
这么一来，康泽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1948年7月，中野发起襄樊战役，康泽挡不住，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但都不被理财，仗打到最后，康泽自己精神首先崩溃了，一会儿表示要杀身成仁，一会儿又咒骂蒋介石、白崇禧不发救兵。
康泽到底是没能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杀身成仁，而是被俘虏。
被俘之后的康泽丑态百出，先是装死躺在战壕里，后来被俘以后又贪生怕死，被押送到前线司令部时，还急切的问：
“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膀子该不会残废吧？”
被转入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期间，康泽也十分反动，他城府很深，不像黄维那样把什么都体现在表面上，也不与周围人交流，时人评价他：
“三天只说两句话……学习落后者，康泽也！”
可康泽后来还是慢慢改变了，他的身体情况原本不好，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在我党的关照下，康泽的身体日渐好转，内心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1963年4月9日，康泽第四批获得特赦，在功德林中被关押的特务，他是属于释放比较早的，就连康泽本人也忍不住感慨：
“想不到我能得到特赦，想不到共产党对我这样宽宏大量。”
不过，尽管如此，康泽内心深处仍然有很大的怨愤，特别是蒋经国。
1967年，康泽病重，在床上打滚，嘴里不住的念叨一句话，医生凑上去一听，只听康泽狠狠咒骂：
“我有今天都是蒋经国所赐……”
显然，在康泽的心里，仍然嫉恨蒋经国抢了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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