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加缪如是说。
这句话并非一个唬人的噱头，而是加缪试图厘清从感知世界的荒诞，到认清人生的无意义，再到自杀，这一系列的推导中是否具有逻辑的必然性。
即，从荒诞出发「是否存在一种直通死亡的逻辑？」
首先要讨论的是荒诞的必然性，这是一切的前提。
荒诞产生于人的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理性在自己的范畴（人类经验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导致了人一贯具有对统合的愿望、对决策的渴望、对明晰性和一致性的苛求，我们想要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
理性又是极为有限的。在面对世界的混沌、复杂，在面对一个人内心的深邃、变幻时，理性常常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以有限求无限，这导致人在面对自身、他人和世界时，都一定存在无法理解、非理性的部分。
荒诞就是“我们试图认清真理”与“我们无法认清真理”之间的矛盾，也是我们对世界发出的理性呼喊与世界非理性的缄默之间的矛盾。
荒诞感无处不在，相信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文字在我们太长时间的注视下产生的陌生感和意义的失却、面对高耸的建筑物时诡异的压迫感和惊惶感、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跳脱出来俯瞰人生时的不安感和无力感……
这一切指向了一个无限再生的非理性的世界和一个不存在确定意义的人生。
但是，通往死亡的逻辑链条在这里断开了。
既然荒诞来自于人类理性与世界非理性的对抗，人类一贯以理性反抗着非理性，那么在荒诞面前，人一样可以做反抗者。怀抱着人生荒诞的概念，却不向荒诞和死亡屈服，着力过好每一天，就可以在反抗中赢得属于自己（而非被命运和荒诞操纵）的人生。
尽管面对的是避无可避的荒诞，加缪也在死亡这种缴械行为之外，开辟了一条基于反抗的生路。
他说：「我反抗，故我存在。」
在这句话中，我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屹立山岗的背影，一个举着旗帜的反抗者的剪影。
加缪是真正的勇士，直面了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我敬佩他。
我想我没有他的硬气和勇气，但我也曾思考从荒诞、无意义或虚无到死亡的通路，是否一定存在。
阿尔贝·加缪
记得十五、六岁的时候，是我最频繁地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顺利升入了心仪的高中，远离了对我造成阴影的人群，身边是贴心的朋友，学业也很顺利。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生活的无意义。
上学、放学、上学、放学、晚自习的轮回，可是然后呢？我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常翘掉晚自习，独自去足球场的看台或是教学楼的顶层吹风。
在看台上，我喜欢脱下眼镜，用近视的目光凝望学校围墙外的路灯和车灯。灯光像向日葵绽开，有些在移动，有些则静止，构成一片疏疏密密的花海。只是，当天光大亮，或是当我重新戴上眼镜，这些花朵就在瞬间凋零。
这时候我会被强烈的虚幻感包裹。仅仅是摘下眼镜，平直的公路和钢铁的盒子，就成了一朵朵向日葵。我明白那是虚幻的向日葵，可我更喜欢向日葵。
在教学楼的顶层，我扒着围墙俯视对面楼每个教室里晚自习的人们。休息的铃声打响，秩序便瞬间瓦解。学生们像是一团团虫蚁，在教室的框格里爬行、碰撞，从前后两个出口涌出，在走廊上横行。然后回归的铃声打响，所有的虫蚁又渐渐收束回到各自应当存在的框格，秩序井然。
那个瞬间，我感到恐惧和抽离。我本该是他们中的一员吧？我曾一直是他们中的一员吧？我本能地觉得自己被玷污，人不该像虫蚁般屈从、苟活，人不该被从高处凝视、观察。
世界的本质是车灯还是向日葵？我的本质是顶层的人还是虫蚁？
我的理智告诉我，世界是车灯，但我无法克制地被非理性的、想象的向日葵吸引，于是在那一刻，我拧巴地相信自己看到了向日葵。
也许我不想自己成为虫蚁的一员，可我明白，当我从俯视他们的地方走下来，就会不知不觉、不可避免地汇入他们。
今天，读着《西西弗神话》，我突然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夜里，向日葵和虫蚁的形象再一次浮现眼前。
那么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无数次、无数次地问自己。当然，无数次想到过结束。
后来，我找到了某种人生观。
我决定做一个自私的收藏家。
人生固然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死亡不是同样没有意义和价值吗？
没有活人能确定死是不是完结。如果是完结的话，那么结束一个无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也同样不会产生意义。而如果不是完结的话，无意义的人生就将延续，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同时，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它，因为它总有一天会自然到来。
所以，我保持惯性地活着。惯性指的是，生与死是两种无意义的状态，我只是恰巧处于生的状态，而我不会做一个无意义的选择，去消耗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死的状态。
撇开了死，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生。
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感受的收藏家，一个目光贪婪的人。
任何事都没有意义，而我能做的，只有去不断感受、增加体验。
所以我尽己所能地去体验更多的东西，见更多的“世面”。在想象不到的壮美或诡谲的风景中陶醉，在遥远而不断变换的地点获得满足，越是陌生、越是艰难，就越是吸引我。有时甚至到了阿Q的地步，因为一切情绪、一切感受都是平等的，只要是新的，就值得拥有。于是疼痛、难捱、阴郁的情绪，都是我不逃避，甚至愿意体验的。
我想，那段时间的我，也许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有那么点儿相似吧？
推石头本身固然没有意义，但上山和下山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千篇一律。
我可以选择这次用左手推，下次用右手推；这次看左边的风景，下次看右边的风景；这次推一步歇半晌，下次则用冲刺的速度。
因为不再有价值排序，所以我有用任何方式推石头的自由。
但我不喜欢对抗的概念，也不想反抗命运。因此，我不会向加缪的西西弗那样，把惩罚化作主动的选择，从而反抗和蔑视神与命运。
似乎我的脑海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命运的概念。
我只是知道，身为西西弗，只有推或不推石头（生或死）两个选择，两者均无意义。
终有一天我会变得无力，只能迫不得已停止推它，那么现在不如继续推动吧。
几年前的一次情感经历，再一次对我的人生观进行了校正。
我意识到了关系——人与人的联结——的重要性。
在那段感情结束时，我反省自己，全然不抱希望、全然不考虑两人未来地活着，自顾自保持独立和自由，关系的断裂是很自然的，迟早而已，因为我主观上已经提早放弃了它。
分手很痛苦。
我也可以对自己说，分手的痛苦也是一种情感的收藏。可是，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自我安慰中可笑的阿Q精神，也同时意识到这种痛苦的不可避免。
我不可能完全没有情感需求，这也许是生物性的，我必须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
同时，我也不可能在斩断一段曾经亲密的关系时不痛苦，不可能在失去一块地基的时候不空洞，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地维持关系。
多年来不断变换地点的人生，看起来像是一片鲜花绽放的花园，可是这某种意义上是用广度去兑换了深度，这些花朵都没有大树的深根。
加缪似乎是赞扬这种对广度的追求的，就像他赞扬唐璜收集女人的人生。这当然是一种选择，可是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深度也是一种广度，就像深红和粉红不是同一种颜色一样。
并且，对于拥有一片马卡龙色小花的收藏家来说，一棵深绿暗棕的大树是更有吸引力的。
我宽泛地在各地生活，在开始与人结交时，就明白这段友谊的短暂，那么我收获的只会是肤浅而脆弱的情感，而永远不可能体验感情的深。
这个西西弗左顾右盼，却脚步虚浮。
同时，在那个极为痛苦的时刻，我自问为什么还活着？生或死同样无意义，但以死逃避生的疼痛又有何不可呢？
加缪说，死无异于放弃，无异于对荒诞的缴械。
但这完全无法说服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斗士，我本就不想反抗什么，我本就讨厌对抗，我连对抗性的游戏都不爱玩，又如何在与命运、与荒诞的对抗中获得充实和幸福呢？对我来说，放弃一个无意义的人生，也没什么损失。
但我并没有选择死，因为我想到了关系的断裂。死后如何我不知道，但在自我了结的那一刻，我将亲手斩断一切关系，于是在那一刻，我会体验更加巨大的痛苦，也会给关系另一端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明白死不可避免，关系总有一天将断裂。如果死亡是自然来临的，我们都无能为力，只能接受。但自杀，就是亲自背负起斩断关系的责任，背负起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痛苦，这本身又是更大的痛苦和压力。
所以，在生与死的天平上，人与人的关系在生这一端加了砝码。
如果质问这些“关系”是否有意义，我仍会说它们没有意义，因为它们本不存在，也终会消失。
但尽管本身没有意义，关系却会带来对更深的感受的体验——这是我没死之前能做的唯一的事，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我仍旧作为人这个生物活着。
关系和活着，就像一个正反馈系统。当我以“活着”这个状态出现时，就开始构造关系，而关系的存在，又延续着我活着的状态。
于是，这个西西弗并不孤独，他与人共同推着石头，尽管身边的人总是来来去去，尽管不是每时每刻都与他人一同。
他在与他人一起推石头时，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平衡，脚步更加沉稳。
他与人同行的人交流，想象他人口中的坡道另一侧的风景，颇受震撼。
他有时累得痛得想彻底停下，但被同行的人拉住了手臂。
他不是反抗命运的战士，反而有些逆来顺受。
他仍旧不需要意义，他仍旧时常感到荒诞，但他在细数收获的感受时，会在其中发现幸福的瞬间。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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