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独我一人读懂宋太宗即位真相耳

斧声烛影、建隆遗事及金匮之盟皆明言太祖临终钦定晋王接班，国史却舍此不取，岂不令人匪夷所思？只能说明尽属后来好事者虚构以耸人听闻而子虚乌有，盖太宗同受遗诏，何不宣付史官？证人赵普及宫人等健在，召之公之于众何难？比较而言，《司马光记闻》大致可信，然真真假假，须设身处地，方能明辨黑白。

《司马光记闻》如下：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据此可见，太祖猝死，来不及钦定接班人，仓猝之际，皇后谋立皇子，此乃人之常情。若太祖预定晋王登基，谅皇后无力抗旨，斧声烛影及金匮之盟生死攸关，身为国母，几乎不可能一无所知。正是源于“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才后有所谓斧声烛影此一神话故事。晋王即位乃既成事实，宋臣必然乘机讴歌艺祖无私如尧舜禹，若对此哪怕稍存疑惑，必涉指斥先帝，大逆不道，十恶不赦，难逃天诛，元佑时洛党朱光庭、贾易攻击苏轼，绍圣奸党镇压元佑名臣，皆如法炮制，故司马光只能说是“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而别无选择，以免危及太宗乃至今上的合法性，其中真伪不得而知，然可能性不小。王继恩违命舍德芳而召晋王乃事实，之所以如此这般，显然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反复权衡利弊。有史以来，策立天子皆势同豪赌，大功告成则荣为新朝元勋，出将入相，享尽恩宠荣华，对手胜出则沦为新君罪人，轻则远黜，重者丧身，故有“由是晋王闻普等有此奏议，大衔之。嗣位后，坐多逊事连秦府，贬死於岭表。赵普以妇人取媚于禁中，遂获免”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心腹拜相才安枕。李斯矫诏弑扶苏，但因蒙恬将代己。高祖旧臣患失位，如意为嗣众怒起。秦王诸臣逼谋逆，岂非房、杜自为计？门生天子阉竖虐，文宗泣愧汉献帝。杯酒释兵非猜忌，但言麾下欲富贵。韩琦定策仁英神，冒险三朝社稷臣。自古长子不必立，蔡确元功元祐忌。端王轻佻不可君，子厚不忠海南行。侂胄恃立宁宗功，诬圣玩兵将命终。济王冤死理宗继，弥远洪恩相位奉。殃民只为张良梦，首祸道衍姊詈痛。太祖妙算太孙弃，天地正气十族灭。太宗狗急跳墙先下手为强，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所言祸福多验。新君能否坐稳龙椅，不在乎其是否太子、皇子，而取决于人缘与权谋等。宫廷斗争完全是弱肉强食，树倒猢狲散，若德芳失败，王继恩必然“陪斩”，而德芳乳臭未干又非长子，实力非但不如德昭，更面临大权在握者晋王的严峻挑战，可谓凶多吉少。晋王权高震主，德芳即位则前者岌岌可危，岂能束手就擒？王继恩深谙帝道，审时度势，谋立晋王，一举成功，和平接班，避免了玄武门之变，堪称居功至伟，善莫大焉，否则何来宋孝宗呢？王继恩是否晋王党羽，不得而知，瞎编以卖字乃小说家行径，史学家所羞也。

至于程德玄所言“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显然是神话故事，乃历朝屡见不鲜的“君权神授”，不必信以为真。

自古即位如劝客，必辞让再三，反反复复，做足表面文章，不得已而受之方合礼而无愧，所谓盛情难却，众意难犯，天命不可违，故“王大惊，犹豫不行”，其实往往是“王大惊又喜，梦寐以求，事不宜迟，先入关中者王，后入为臣，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国不可一日无君，不然觊觎者蠢蠢欲动，短兵相接，取而代之矣。一旦驾崩，迫不得已则秘不发丧，如秦始皇崩，李斯以鱼臭掩人耳目，以售其奸，令人误以为帝无恙。或循规守矩，按部就班，灵柩前即位，反正必须做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不然祸且不测。故驾崩而不侍侧者无缘至尊宝座。父薨，公子纠与小白争先恐后，可谓死相逢，管子射齐桓公中钩。明仁宗崩，太子千里迢迢快马加鞭奔丧，汉王拦截未果，宣宗得以立。清圣祖不豫，世宗寸步不离，“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而皇十四子万里之遥，望洋兴叹，空悲切。秦始皇遗诏公子“与丧会咸阳”，现代人居然否认先帝遗志，全然不知此一古道矣。身为长子参加丧礼，难道仅仅是宾客之礼吗？“柩前即位”明白无误，顾古人不似现代人病理性赘述罢了。何况“讲信修睦，选贤与能”，与丧即举丧，岂有太子、公子不是治丧委员会主席之理哉？故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否则万一皇子、廷美先入，晋王大事去矣，噬脐无及。皆神话比比皆是

司马光贵为宰相，集史学家、正人君子于一身，博闻强识，几乎无史不晓，距太宗即位又不过几十年，当颇知宫廷机密，若金匮之盟实属空穴来风，无疑相当于遗诏，攸关太宗的合法性，乃天大之事，岂能置而不书？逮至元朝，时过境迁，更不可考，又毫无太宗篡位之证据，故宋史只能根据太宗即位此一既成事实来推断“金匮之盟”的存在。历经几百年后，今日史料昔非今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无从颠覆宋史，后者显然是盖棺论定了。

“储嗣未定，陛下傥有不讳，诸王中当立何人？”既然诸王皆可立，则任何人即位均面临合法性问题。金匮之盟出自赵普之口，最合适不过。首先，当事人驾鹤西去，而赵普独存，则死无对证，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无人敢置疑。其次，赵普既是开国元勋，又不愧为大宋的总设计师、建筑师、监护人，消灭藩镇割据、征伐先南后北等等，无一不是其深谋远略。艺祖欲复用宿将符彦卿，赵普反唇相讥曰：“陛下何以负周世宗？”逆鳞谏阻太宗北伐契丹，铲除秦王、卢多逊逆党，防患于未萌，上医治未病，不容太宗再“兄终弟及”。大宋江山虽不属赵普，然后者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啻其生命、事业与荣辱所系，故赵普与宋朝同呼吸共命运，俨然秦始皇“传之万世以至无穷”之心，为万世开太平，不容唐季、五代乱政再演，如是方不负太后、艺祖青睐，堪称大忠。赵普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言九鼎，故以“兄终弟及”赋予太宗亟需的合法性，显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在所不惜。赵普宁愿负谤完成此一攸关社稷苍生的使命后，太宗继承人问题又迫在眉睫，而按照所谓金匮之盟，太祖、太宗、廷美、德昭、德芳以至于皇室世世代代相继继位，可谓乱糟糟，史无前例，毫无可行性，十足大祸之源。事实上，传子最合理可行，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赵普直言不讳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乃至史称赵普临终而廷美冤魂索命。善则称君，过则归己，以道事君，为民请命，忍己辱以负社稷之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忘身许国，深得大臣之体，所谓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也，一如秦桧力排众议议和以存南宋，而负辱万世，堪称异曲同工，居功至伟。

老孔佛转世灵童自然孝子真人居士蓝蛇郭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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