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前任校长范绪箕的百岁传奇，引发各界对高校“银发教授”的关注
追求真知，做学问永不“退休”
文汇报2013-01-09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活到100岁，始终活跃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发生在上海交通大学前任校长范绪箕教授身上的“百岁传奇”，连日来正在申城发酵，引发各界对“银发教授”的关注。记者调查发现，沪上高校活跃着一批退而不休的老教授：耄耋之年，身体健硕，有一颗比年轻人更加活跃、更加专注的治学之心。更为重要的是，“银发教授”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解构着一项“科研迷信”：年轻人固然思维活跃，但年老并不是创新的阻力。相反，常年积累的知识、经验在很多领域有一种集成效应，厚积薄发。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信息爆炸和知识更新速度之快，即使是年富力强的人，也时常感觉“压力山大”。大学里，“80后”年轻教师当博导已不足为奇，个中展现的正是一种理工领域独有的学术新陈代谢：前沿学科的研究、高新技术的攻关，需要新兴的知识背景。在海外受过教育和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海归，似乎有先天的优势。
百岁教授范绪箕用自己的经历，晒了晒科研界的另一种现实：在真正的高精尖领域，各国之间的角力竞争异常激烈，很多研究还没有做到完全“敞开”。在这样的情况下，“闭门造车”就意味着要有坐冷板凳的毅力，专注于一些真正值得潜心研究的基础问题。事实上，真正容易被淘汰的不是年龄，而是无用的知识。
在同济大学，年近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祖炎，上个月连续做了两件大事：月初，成立自己的第三个院士工作站，推进校企在钢结构项目的产学研上的协同创新；月末，在全国钢结构产业的高峰会议上总结我国建筑钢结构产业链的发展现状以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
抓住一切机会推动学科发展，那是因为这位院士的身上，连接着三四代人在钢结构领域的接力作战。沈祖炎学习钢结构知识，是在一个沉闷的时代，那时国内钢材供应十分紧缺，应用有限。回溯往昔，他能看到一代名师王达时、李国豪的身影，得益于他们的鼓励，他努力钻研，才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自由驰骋。国家大基建发展，需要大量钢结构人才。等他往后看，昔日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已经是这一领域学科的掌舵人。“银发教授”不仅见证工程科学的发展，也传承着工科人的精神。
刚刚过去的2012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三位得主，齐刷刷地都落在复旦大学。79岁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水照、89岁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其人、78岁的经济学院教授洪远朋。他们获奖的共同点是：著述等身、德高望重，道德文章获得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公认。其实，业内人士私下也把“学术贡献奖”称为“老人奖”，这固然有人文社科学科本身的研究特点，但记者发现，这些获奖的“老先生”，至今仍然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的一线。
“我现在还是复旦的教授，可哪一天如果我退休了，没有学生教了，回到家里能做、想做的还是看书、写书。”王水照说，和理工科相比，做文科学问，年纪大可能更占便宜一点。对于“真学问”的判别，推进学科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浩瀚的典籍阅览，凭史料和证据说话，广博的阅览最需要投入的正是时间。而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中国读书人讲究做“道德文章”，正是在治学和教学的过程中，学术传统才得以延续。
“银发教授”们坦言，和年轻人相比，他们有弱点，比如不擅电脑打字、老眼昏花，精力体力不如从前。但是诸多劣势有时候也会化为优势。“很多年轻人喜欢上网，分散了精力，我们不上网，倒留出更多时间看书。”
每天在办公室工作6小时，和国际学术前沿保持联系 范绪箕：百岁仍在求知状态
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上海交通大学前任校长范绪箕教授，这两天正忙着准备参加3月在厦门举行的一个纳米技术和高新材料国际论坛。昨天记者前往拜访时，他正在查阅这个论坛的报告内容提要，“出去开会很重要，这样才能了解学术界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去年我去香港参加了同样的论坛，每天的报告一场不落，要知道高新材料研究成果在公开杂志上发表不多，只有在论坛上可以了解到最新情况。”
范绪箕教授以百岁高龄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他年轻时师从冯·卡门教授，回国后一直投身于航空航天事业和教育事业，他最早提出了研制无人机，而且曾经是全国航空航天领域唯一的一级教授。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专业划分非常细，范绪箕提出交叉学科的主张，主办三个跨学科研究所，把自动化、力学、激光等专业交叉在一起，解决航空航天领域的一些实际问题。
更让人吃惊的是，100岁的他至今都坚持每天在办公室工作6小时，直到去年暑假还在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他指导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在2009年毕业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回学校来和他交流自己的科研工作。以百岁高龄还能让学生信服，范绪箕教授的秘诀是：坚持研究，永远处于“求知状态”，和国际学术前沿保持联系。
基础研究重在长期坚持
做科研的最佳年纪，是50岁以前，尤其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年轻而有活力的导师似乎更有吸引力。但在航空航天研究领域，范绪箕教授却似乎是被时间施了魔法的人，对学生始终有着很大吸引力。关于这一点，他的“关门弟子”、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八院从事科研的郑京良很有感触：“基础学科研究需要的就是长期的坚持。有了长期的潜心研究，即便不起眼的业界消息，也会被范老看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006年我被系里分到范绪箕教授名下读硕士生，第一次见到范老，看到自己的导师年龄这么大，完全无感。”郑京良告诉记者。
开始读研，范老给他指定的研究方向是当时的冷门方向——热防护。热防护是航天领域的重要研究，主要用于航天飞机。火箭或飞船都是用的防热涂层，返回时会燃烧完。但航天飞机要反复使用，必须得用热防护技术。但当时中国没有发展航天飞机的计划，郑京良很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没想到研一刚结束，美国就公布了航天飞机制造的最新进展，随后中国也将航天飞机列入了发展规划。一下子从“冷门人才”变成“热门人才”，郑京良后来才知道，加州理工毕业的范绪箕教授每天必看美国的NASA网站和科研学术网站，“范老在航天领域积累了70多年的经验，很多时候别人看热闹的信息，在他眼里却预示着行业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航天技术有很多都不是眼前用得上的，但未来国家发展是一定需要的。”
范绪箕教授也告诉记者：“我从事的研究永远都不是热门，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大笔收入。但坚持的时间越长，越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学习知识是生活的主题
虽然已经100岁了，但“学习”依然是范绪箕教授生活中的主题。“总是有人问我，现在做研究的状态是不是不如以前。可我感觉现在做研究的状态比过去还好一点。”范绪箕教授说，“因为我没有家累，生活也很单纯，没有太高的物质追求，所以根本不需要费心出去找课题，研究经费只要能做我认为重要的研究就可以了”。
在他的桌上，摆放着三本最常用的工具书：《辞海》、《英汉大辞典》、《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术语新编》。这三本书是他每天都要用的。每当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范绪箕教授总是会去尝试着学一学，至于学到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收益，他很少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范绪箕教授甚至还去参加过股票培训班。他说“当时政府提倡大家多了解股票市场，我就报名了股票培训班”。整整一个暑假，他每周有三个晚上从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家赶到展览中心附近上培训班，结业时培训班说可以让学员买认购证。想起这段经历，范绪箕教授忍不住笑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就是来学点新知识的，没打算买卖股票什么的。”
1958年，老先生最早提出发展无人机构想，最近十多年则一直希望能够通过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解决航空器的热防护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有相关的国际会议，他就会赶去参加，他说：“现在很多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和化学关系很密切，但是讨论性能的很少。”所以近年来，他又开始给自己补充了很多化学相关的文献资料。他分别在92岁、96岁完成了两部学术著作，挑战人类从事科研的年龄极限。郑京良说，当他把足有两本辞典那么厚、洋洋十万言的稿纸交给学生时，众人惊呆了。原来，范绪箕电脑打字时手指已不太利索，他将文稿一个字一个字写在A4纸上，请学生转换为电子文档以便出版。
每天关注最新科研动态
“以前，我以为跟着年轻的导师会更有活力，但是现在回头看，搞基础研究跟着范老这样年纪很大的导师很不错。”郑京良说，“至少我们在接受他的指导时，所做的都是真材实料的研究，而不用跟着导师为横向课题、为了赚钱而奔忙。”
现在，100岁的范绪箕教授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当天的科研动态，然后去实验室做实验，去年实验室刚刚购买了一台光学仪器，他还在研究这台仪器的光学性能。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晨起床后就吃面包牛奶，晚上回家就自己简单做个汤或者蒸条鱼，中午两个包子，再加上自己前一天晚上做的菜。天冷的时候就吃个苹果，天热的时候加根黄瓜再吃点番茄。晚上就看看书，看看电视，晚上最常看的是CCTV四套和五套。 （本报首席记者姜澎）
既带学生又做学问，他不视作“苦差”，极愿投入心力
王水照：传播“学统”的力量
年近80的中文系教授王水照的办公室里，放着十几册厚厚的、蓝皮封面的书。
“你随便打开一本，只要翻一页，就能知道钱钟书先生是怎么做学问的。”王水照让记者翻阅的学术文丛，正是由他主编、去年刚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王水照不仅是忠实的“钱粉”，也是跟随钱钟书治学修习多年的门徒。
作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水照过着他理想中的生活：带教着10余名博士和博士后，有中国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国学生，每周给学生们上一节讨论课。王水照有一个大“缺点”，“除了做学问，还真的就没别的爱好。”如此一位有“大缺点”的老教授，却足以成为大学里一笔无价的财富。每每当王水照温文儒雅的身影穿过复旦园的时候，学生们能感受到一种气场——来自学问的气场，他高贵极了。
埋头古代史，关心前沿
王水照是海内外公认的宋代文学研究带头人，他对苏轼的研究代表了当前学界的最高水平。刚刚过去的2012年，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典礼上，王水照摘获了学术贡献奖。
带学生，做学问，对应的是让如今很多大学老师头痛的两座大山：教学和科研。可王水照却认为这是“教学相长”，极愿投入心力。只是，当年过60岁，王水照特别给自己提醒：“话不能太多，否则上课时变成话痨了；思想不能僵化，否则就赶不上学生了。”
上学期，王水照给博士生们开过一门讨论课，课名就叫“宋代文学史前沿问题研究”。私下里，有学生忍不住向他诉苦：文学史该做的课题、能挖掘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前人做光了，后人最多只能干点拾遗的活，还能有什么大的建树？！
事实上，这样的困惑不仅是他的学生有，几乎所有从事人文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都会遇上。
古代文学因为匿身典籍，就算和时代脱节、无法学术创新了？大谬！王水照说，文科研究的创新，恰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之上。要区别真问题和伪问题，不落入无聊的“俗问题”，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积累。“这正是当文科教授的好处，年纪越老，越感到学问的深奥，有做不尽的研究。”
受教于大家，薪火相传
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很多人在上课时听到王水照谈到过不少学术大家治学的奇闻逸事。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王水照的亲历和见闻。
王水照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过18年。两段经历，直接为他的求学道路注入了“星光”，让人羡慕，也让人感佩。
比如，做学问得有规矩。王水照常用史学名家范文澜的一句名言当做标准送给他的学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这是王水照在北大当学生、去听范文澜的讲座时，听范老亲口对学生的劝勉。
做学问，需要下什么样的苦功？王水照和学生们分享钱钟书治学的“卖力”。钱钟书曾扬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有一本看一本。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时，钱钟书正是王水照的导师。王水照很快发现，想求教于钱钟书，有一个地方必定能找到——文学所的图书馆。
王水照主编《钱钟书手稿集》，一是为了治学，另一方面，他也想用这本书教育后来的学生：像钱钟书如此博闻强记之人，都离不开“烂笔头”，勤做读书笔记。这就是“读书人”的生活原生态，也是大师之为大师的原因。
装修好的新房给学生住，没给自己安排过一次公派出国出境的机会
曹小定：80岁时带20多个研究生
82岁的曹小定教授每天都要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来上班，理由是“大三时就查出来脊柱侧凸，没有及时矫正。右肺萎缩了，如果不每天走走，左肺也会萎缩，说不定就会闷死”。但熟悉曹小定的人都知道，直到两年前，她的名下还有20多名研究生：曹小定教授是上海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我国最早开展针刺麻醉机理研究的人，也是我国针刺镇痛及针刺治病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
鼓励学生做自己想做的
曹小定教授总是鼓励学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说：“我的老师当年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所以我也要这样对待我的学生。”
曹小定教授是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读的研究生，在导师那里，她得到最多的指点是“独立思考”。当时她的导师研究领域是比较神经学，就是比较从高等动物到低等动物的神经，从而研究神经的发展脉络，当她初入研究所时曾问导师：“您希望我做什么？”没想到被反问“你想做什么？”在她表示跟随老师的想法后，导师对她说：“你要回去想，做你想做的研究。”
这对曹小定教授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课，后来在她带学生的时候，鼓励学生思考并且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是学生入学后“必修”的一课。“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现在我应该把感恩的心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在曹小定老师的实验室里还流传着不少她的故事，为了让研究生有舒适的环境专心写文章，曹老师把刚装修好的新房无偿地给研究生住，一茬接着一茬，直到她的学生全部毕业。
教学是教授每天要做的事
曹小定教授说：“我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其实也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当时的一级教授徐丰彦是生理教研室主任，要求非常严格。徐教授对她说：“我们这里是医学院，首要任务是教学。搞好教学也可以拓宽研究面。”当时教课并不是直接给同学上课，而是先给同学带教实验课。实验课是要事先预做的，要预做好几次实验。作为老师，他们也要事先预讲，再根据预讲的情况调整正式上课的节奏，这样到了学生面前讲课就相对完整了。这都是规矩。而且预讲不是对着学生，是对着教研室所有老师。他们会提些问题，这样讲起课来就会比较全面。而这一规定也被曹小定教授延续到她的教研室里。
曹小定教授的学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副主任吴根诚教授清晰地记得，曹老师长期主管学院的人事、外事、科研等工作，但她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动用过一次公派出国出境的机会，“她把这些名额都用在培养中青年人才上”。（本报记者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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