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易生
1924.12-2013.8.19
生于上海
美国时间2013年8月18日下午2时57分（北京时间19日凌晨2时57分），导师顾易生先生在美国华盛顿Suburban医院去世。初接讣音，哀怛难禁。除唁电师母强节哀思，善自珍摄外，竟不能再出一言。兀坐桌前久了，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自己二十多年来从师问学的情形，竟一一到得眼前。
顾师祖籍浙江海宁硖石镇。《顾氏宗谱》及顾炎武《顾氏谱系考》记载，江南顾氏一脉源远流长，越王勾践八世孙于西汉为顾余侯，是其始祖。生于海盐的唐诗人顾况，是其第35世孙。及至第72世孙顾诒谷，即为顾师生父。十六岁中秀才第一名，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为人洒脱，兼通新旧之学，并擅文史经济，辛亥革命后，在金融界历任要职。而书法气象恢宏，也足名家。母沈莲如性慈爱，通诗书，去世后由章太炎为撰墓志铭。
因仰承庭训，顾师10岁前就能背诵古文诗词达数百篇，又读毕《论语》、《孟子》，并习作旧体诗与古文。稍长，由张访莼教《春秋左氏传》和《资治通鉴》，英人弗兰契授读英美小说，画家张谷年传授水墨技法。日课之余，沉潜于《水浒》、《红楼》及林译小说。以后又泛读诸子与《史记》，于陆贽奏议，韩、苏及梁启超散文，唐宋名家诗词尤其精熟。少年时，已能作古文辞和诗词，又为人作书画以百计，并在报章发表戏剧评论。其间，也曾入学肄业，但国学的根基则不能不说奠基于家学。
1947年至1951年，入东吴大学攻读法律，受倪征奧与鄂森两教授的指导与器重，曾撰写过有关国际公法与经济法论文。又任职银行，从事金融业务及理论辅导，发表过有关文章和俄文译作。但毕竟性分所系，还是于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朱东润先生，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不过，对于此前一段求学经历，他并不视为枉途，反以为大有益于专业的研究。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他的知识视野、逻辑水平和思辨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顾师古典文学研究的首批成果，是在做研究生的两年半内完成的。《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以及《柳宗元》一书是其中的代表。直到今天，它们还不断被国内外学者称引。如关于韩愈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就被日本学者古田敬一的《中国的对句艺术》一书称引，美国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称其中多有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柳宗元》一书则被专家推为30年来柳学发展的启蒙之作，在日本有翻译，在中国台湾也有翻印。而其考辨精审、才识通达的治学风格，就此初露端倪。
此后，他参加了多项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如上世纪50年代末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主编多卷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郭绍虞主编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撰，执笔总计达60万字。在与王运熙师合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执笔约45万字，几近全书之半，并统看全部书稿。该书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中国台湾已翻印两次，在英国也正在翻译中。1983年起，与王运熙师合作主编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七卷本、300万余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他与人合著其中《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两卷，撰写中很注意联系哲学思潮和文化背景来发掘文论资料，既涵盖全面，又洞烛幽隐，与同类著作相比，大大开拓了研究的领域。而考辨精审、才识通达的治学风格，也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程千帆先生读后曾致函盛赞“为文评史以来前所未有也”，“其钩深致远，为前贤所未发多矣”。该《通史》后来荣获国家图书奖，又与此前三卷本一起，被一些日本大学采作教材。至与王运熙师三度合作主编的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也获得广泛好评，并深获学生的喜爱。
综观顾师数十年治学经历，最看重的是如何挟坚实的文史基础，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去从事具有拓荒意义的工作。由于有强烈而自觉的问题意识，他的研究每能独出己见，发覆前贤。又由于视阈开阔，融合中西，每每有总结性的判断和独创性的推展。
注重全方位地分析考察对象，以获得系统深刻的认识，并有所发明与前进，是贯穿顾师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文学和社会经济、政治、思潮，乃至作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多有关联。因着这种关联，无可避免地要包含诸多社会背景，因此它提供给人进行分析的角度是无限的。故凡论一事，总须注意把问题放置在大的社会系统中，作实事求是的论述。
如《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一文，结合从战场到朝堂、从社会到文坛的广阔背景，通过剖析汉武帝与司马迁等人的心理活动，卫青与李陵等人的历史功过，证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正当性。《苏轼的政治态度及有关作品》更针对前人指苏轼为保守反动的观点，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同时代人的文集中发掘大量材料，通过细心比较其与王安石两人政见的同异，考察新法的功过得失，指出苏轼反对新法虽不免片面，但大多合理，体现出某种民主精神，不能因其所持这种立场而轻加贬斥。由于结合了北宋熙宁、元祐年间举凡朝廷政治、集团纷争、地方吏治、民情世态等方方面面，当然还有对新法的细则内容及运作方式的检视，故所得结论就有一种难以撼动的说服力。而其在财经政治学、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深厚积累，在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正如论者指出的，做到了“不为一时的风气所左右，不拘于一切陈见旧说，在学术精神上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清醒和自觉……体现了学者的良心和公允”。
顾师治学不仅好作平心之论，还惯于作不平之鸣。如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老子和韩愈否定较多，他花了很大精力，试作实事求是的论定。如今人指摘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妨碍了国人的竞争意识与首创精神，他作《老子掇宝》，结合《老子》本文，指出其所述多富辩证因素，正言若反，不可截然以字面求。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实指“不强占广大群众之先，故能成为国家首长”，有虚己容众然后得人拥戴的意思，是为“先”成“长”之道，语中包含着很可珍视的民主性的辉芒。今人又认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与王叔文有夙怨，与柳宗元、刘禹锡有嫌隙。他在《韩愈散文选》“前言”及《柳子厚墓志铭》、《宫市》等文的题解中，据实指出贞元十九年韩愈阳山之贬时，顺宗尚未登位，王叔文尚未用事，韩、王之间不可能有夙怨；韩愈《赴江陵途中寄三学士》诗中所谓“怨仇”也非指王氏。进而结合韩愈《顺宗实录》的评述，比较王氏集团改革政策与韩愈一贯政治主张的同异，说明其不是永贞革新的反对者，所作《永贞行》中对王氏的贬斥系朝廷明定其罪后的表态之辞，虽包含着向宪宗讨好求用的意图，但不足以用为他反对革新的凭据。至于以为其在墓志中微讽柳宗元以泄愤，也是没有根据的。因其时柳氏罪名已被明令宣判，故为作墓志铭时不得不存意曲笔，既隐指其参加革新集团系出被招而非主动，“例出为刺史”意味着本人并无罪过，又指出其“不自贵重顾籍”系因急于立功。至感叹其“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更流露出对当时执政的不满。其作于长庆三年的《柳州罗池唐碑》，称柳“贤而有文章”，对其早年政治活动有全面肯定，更可见其真实的想法。当然，韩、柳两人思想上有分歧，韩愈的天人观就曾遭到柳宗元的批评，但这适足反映了两人的直言无犯和交在道义。
与惯作平心之论和不平之鸣相联系，顾师还很强调创新之于推进学术发展的意义，推尚自出手眼，另辟新境。当然，这种摆落旧径自出手眼，与那种哗众取宠的无根游谈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以史料为依据，甚至对材料的要求更为严格，其指向和归趣只在于求实原则的真正落实。在这方面，他以自己数十年一贯的勤勉和敏锐，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如北宋王令的诗，明屠隆、陈子龙的文论，清初廖燕的异端思想等，长期以来一直不被学界重视，均是由他发掘而得以彰明的。
本着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的宗旨，他还能不囿成见，在反复思考中博取旁收，以求问题的完满解决，故在不同阶段，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有时有所变化。这种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辩难质证的精神，使得一些新的结论往往更趋丰满，显得既精彩又深刻。如其《北宋婉约词风与李清照的词论》一文中的观点，就较《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论述有变化。发表在美国《中外论坛》上的新作《词艺杂谭》，对词为“小道”和“别是一家”作了讨论，又较早先的论述全面深入。又如。他在《略谈韩愈的消极面》一文中，以为韩愈《原道》“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以事其上则诛”一句中的“诛”字当作“杀”讲，因而有“好一个杀气腾腾”的批评。以后读到美国人Victor Engene Manley所作《A Conservative Reformer in Tang China》中将“诛”译为“Penalty”（惩罚），受到启发，并由此找到韩文中同样用例以为印证。何法周在《韩愈新论》中对其“杀气腾腾”说提出批评，他也欣然接受，并在新著《韩愈散文选》中予以纠正。
顾师上述学术风格的形成，是与他重视材料的考订、有扎实的国学根基有关的。他向来认为，研究古代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少不了全面占有材料并予以准确诠释的基础功夫。他的许多文章立意高远，论述或辨析的是绝大的命题，但切入口往往只是个别字句，一字未惬，便难逃他的法眼，而一旦解决了这个字，则该命题的真实含义、作者的思想主旨，乃或其在历史长河的深刻影响，便滔滔汩汩，以极自然顺畅的状态流泻了出来。可以说，在这方面，顾师时有超过前代训诂家的地方。
例如《老子》“大音希声”一语，历来被视为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命题。自战国韩非、汉晋注家以下，一直到当代论者多有解说，但大多结合以“音”、“声”，以为是说宏大的声音很少或没有声音。顾师从《老子》“有无相生”、“声音相和”，《礼记》、《诗序》及《说文》等典籍中追本溯源，对此四字原义逐一考证，揭示其实指“自然完美，蕴蓄宏深，变化多端之音，其声悠扬回荡，若断若续，混沌窈渺，莫辨宫商，达到高度和谐，闻者既不能听清，也不可胜听”，所谓“希声”指宏深之乐的音阶难以明辨，而非没有声音。这一解析不仅比较符合《老子》的哲学思想和思辨习惯，而且与由此推阐发展的司空图、严羽、王士祯、恽格等人的诗画论旨贯通无碍。他对孔子“韶乐”之所指，庄子《逍遥游》与《骈拇》中具体字句的理解，也都有精彩的发人心智的见解，足以纠正前贤如王念孙、俞樾、章太炎等人的缺失。学生甚至在想，顾师于先秦诸子及唐宋诗词散文中的词句既多新解，有时这些新解又每能引起对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的重新评价，倘将这些文字收集整理成书，或许是一部很好的古书疑义考辨专著。
顾师独特学术风格的形成，还与他博涉古今中外科学理论，注意通过融合新知以抉发传统遗产真髓的努力有关。顾师通晓多种外语，为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要求学生读外国文论最好用原文，并一再叮嘱研究古文论，必须与现代思潮与外国学说作比较，外国现当代文学、美学理论，乃或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成果，都可以用为专业研究之助，对文学研究起某种启迪促进作用。
在这方面，他曾积极实践。如不少论者以为庄子“言不尽意”说是一种典型的唯心论，他在《庄子的文艺思想》一文中，结合中外文论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并引近10年来物理学动力学领域对一种特殊的“随机”现象、“混沌”）理论的新探索以相印证，肯定了庄子在揭示思维与语言之间的矛盾，以及克服这种矛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其所论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尚有待科学的检验。
对现当代文学、美学理论他就更留意了。其《先秦两汉批评史绪论》驱遣载籍，旁征博引，纵横开阖的笔力所带出的精辟识见，不能不说得之于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不过，对那种盲目比附以显宏富的做法，他是反对的。他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作为人学，东西种族风土虽异，而大家都是人，其文艺观念尽管千汇万殊，必多英雄所见略同者”。譬如他就不同意学界流行的中国重载道西方尚个性的观点，认为这种截然划分随加抑扬的做法有片面性。中国古代从庄子到龚自珍，思想中时有张扬个性的闪光，并引英人Samuel Johnson关于文艺是“a mere vehicl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moral or psychological truth”的论述，以为倘将此语译成“文以载道”或“寓理”，可能最恰当，由此可以说明“载道”说非中国独有。也正是由于有这种弘通的见识，他对如何融合中外古今研究古代文学与文论的思考，就显得比较全面深刻。他的文章通常不大段引用西典，也无意于标举主义，但字里行间总可以看出背后有综合学养的支持，这是那些局于一隅、抱残守缺者所无法企及的。
此外，顾师素来强调研究主体自身的艺术素养、创作实践之于研究工作的助成意义。他兼通诗书画等多种艺事，所作律诗、绝句多被中外各种诗选收录，书画作品也时有展出，有的还为中外图书馆、理事室所收藏，或被采为书影。有上述多种艺术实践，他在研究古代文学和文论时，就常能披文入情，赏微会玄，既能契合创作的内在机理，又独具精妙的会心，这可以说是形成他鲜明的学术风格的又一个原因。
很多年前，顾师就已退休。接着并不再招研究生了。在出版了《顾易生文史论集》之后，他告诉我已少有体力做更大的题目了。我当时想，自己还会时不时地去看他，带着问题向他请教的。可惜的是，近年来因长住国外，奉教无从，这样的念想也就只能放在心底。2010年暑假，他回来小住，晚上才到，我与引驰师弟下午就急着去拜望了，自然没有遇到。此后几次再去，仍与往常一样，先坐下吃饭，然后喝茶聊天。每当看到他说自己的独得之解，欣欣然有无穷的乐趣，总被一种学问人越出俗常之外的安雅淡定所感染。说实在话，自己于这种安雅淡定虽十分向往，但限于修养，至今不能学像。
今年春节去信拜年，不意接获他满满3页纸的回信。他在信中向我征询编撰文集的构想。我喜不自胜，当时告诉远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的春泓师弟，说先生健旺啊。再后顾宁又说今年暑假，先生还可能回来，心下一直期待着，不意仓促有变，能无震悼！虽然，88岁已是高龄遐寿，但年光逝水，世故惊涛，因师生情深，仍不免骇愕悼动。
不过转念想，人人都知老师通达，一定不希望自己如此的。记得《庄子?刻意》有言：“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魏书?阳尼传》又言：“既听天而委化兮，无形志之两疲”。总要是教人随任大化，以应自然。故老师的生命虽然沦谢萎没了，但有他的著作在，有他的人格在，我必有信心相信，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文/汪涌豪，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师从顾易生。原文标题为《烟霞凝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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