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判执行辅助外包，可见于2015年最高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米法院改革的意见（2014-2018）》，其中提出，“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进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最高法2017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中，很多法院的改革经验是，将包括送达、信息录入、庭审排期和记录、统计、委托鉴定和评估、归档等项目，购买社会服务，由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对接外包公司，施行集约化管理，并称取得了“增量、提质、减负”等方面明显成效。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服务外包经验，还被《人民日报》报道，称“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把各类案件信息录入、材料收转、诉讼引导、档案查询、文书发放、庭审排期等工作交由社会机构完成，为法官减负，为司法提速。”根据报道，中山第一法院目前在编人员237人，其中员额法官109人，另有政府雇员等251人。
2018年5月8日，泰州市姜堰区法院审判（执行）辅助事务处理中心揭牌，在全省率先启动审判执行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改革。根据报道，该法院将审判执行辅助事务“基本上全部外包”。
（以下内容引自吴言微语公号）
点击后面文字可直接查看：全省首创||姜堰法院审执辅助事务全外包；“辅助外包”受挫遭疑||姜堰法院：前行唯勇毅
根据介绍，外包业务分为诉讼辅助服务、审判辅助服务、执行辅助服务三大模块，外包公司人员分为三个工作组集中办公。诉讼辅助服务组承担诉导、立案录入、卷宗扫描、12368热线接听等工作；审判辅助服务组承担收案、制作应诉文书、排期、送达、移交案卷等工作；执行辅助服务组承担执行案件立案、分案、网络查控、失信录入等工作。
外包以后，法官只做审、判、写三件事，就是开庭、签发文书、撰写部分判决书；法官助理只做管、核、写三件事，就是管理法官案件事务（调解、鉴定质证、证据交换等）、审核审判服务结果、撰写部分判决书和全部其他文书。其他的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外包公司来做。
人员管理上，外包人员不归法院管理，归外包公司，但常驻在法院。法院与外包公司签订保密协议。且每个外包员工接触的案件只是一小段，从其他法院的实践来看，不会有泄密风险。
对于原有的人员安排，法院原有从事辅助工作的合同制员工60多名。考虑到各种因素，庭审记录和卷宗整理归档工作没有外包，还给那些留下来的辅助人员做。今后，法院将对原有的辅助人员进行严格考核，考核不过关的将被淘汰。
法萌君语：从司法改革要求和倡导来看，法院内部非必要性行政事务，如“卷宗扫描、送达、归档等辅助事务” 进行外包，控制审判执行辅助人员数量，减少行政和后勤人员占编人数，是司法改革找到的充实一线办案力量的方法所在。
按照姜堰区法院的做法，如果再将“庭审记录和卷宗整理归档工作”也外包，法院将取消了聘用制人员，只剩在编的员额法官、法官执行助理、后勤行政人员和外包公司人员两大部分。
不过，“劳务派遣制”、“业务外包”是否符合同工同酬、权责一致的用人基本原则，近些年来，争议越发明显，用工弊端不断出现。之前因连续发生劳务派遣制员工起诉非法用工，被巡视组批评多套用人机制的央视，2017年2月传出消息，要将数千名央视编采等核心业务岗位的劳务派遣制老员工转为“台聘”。近期各地法院招聘的书记员等辅助人员，一概过去的劳务派遣制用工形式，由法院或政府作为用工方直接签订聘用合同。
劳务外包，目前尚无专门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外包人员的法律责任、职业保障等，完全是根据与外包公司的合同约定约束，很容易发生纠纷和工作摩擦。
在别的行业，已经出现过外包人员责任心不强，出现差错发包单位背锅的严重问题，如，滴滴顺风车乘客遇害延误事件，经查客服接待人员就是外包人员；某政府官微群众留言出现“像蚊子嗡嗡叫”等奇葩回复，经查也是外包所致。
外包业务的出现，意味着法院内部又多了一道人员分类和独立的业务部门，什么业务可以外包，外包后的责任承担，及能否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是推诿阻碍，说白了，就是靠的法院与外包公司的一纸合同约束。
外包后的工作效果，与法院与外包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外包人员的从业素质、心理状态，都有着直接关系。外包人员是否承担司法渎职责任问题，受不受《人民法院组织法》、《监察法》约束，并无专门规定，而法院临聘人员则是受其约束的。
劳务外包作为新生事物，虽然用人单位可以“灵活用工、低成本用工”，但实际上低成本的代价是社会承担的。从事劳务外包的，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从事着没有晋升空间的繁忙初级工作，他们将来年老体弱，或外包公司跑路，就业未来、社会保障在哪里？
窃以为，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应考虑到用工的社会示范影响作用，毕竟同工同酬、用工平等才是彰显各行各业用工公平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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