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在金、元、明、清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奢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跋羚安居士渔父词》，《文集)卷68第2157页)上面所举的这些不同形式的词语，都与“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

内在联系。例如，苏轼在著名的《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唐广明中，处逸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中使用了“随物赋形”和“神逸

”二词，关于“逸”，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品目》中一开始就提出: 

 

    画之逸格，最难其侍。抽规矩于方圆，那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英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比苏轼早一些的黄休复将逸格的特点归纳为“笔简形具，得之自然

”和“莫可楷模，出于意表”两个方面，总起来看，前者是要求形式上的自然，后者是要求情感上的自然，“逸格”就是反对形式的拘束和创作上的因循模仿的两种自然的统一。因此，我们

说，上述的自发、天机、天放、气韵生动、神逸、随物赋形等词都是“自然”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艺术情景中的不同的表达形式。

    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在金、元、明、清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赵秉文、王若虚、李贷、叶燮、刘熙载等人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主动地继承和发挥。在明清时代，自然的艺术

风格诗化成为基本的审美理想，自然一词也成了诗词评论中的基本概念。在明清两代的诗话、词话等文论著作中，自然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如《四溟诗话·王渔洋序》中就出现了近二十次

，足见“自然”风格蒙受推崇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自然”说实际上己蕴涵了“性灵”、“趣”、“童心”等因素，对明代公安三袁和李赞等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孕育出

了叛逆型的自然论，但二者有着深刻的差异，苏轼的自然论是一种以人的感性的自然为基础却又超越了人的感性的自然的自然论，公安三袁和李赞等人的自然论主要是将“性灵”、“趣”与

“嗜好情欲”统一起来。相比起来，后者更具有现实的叛逆意义而前者更具有哲学的前瞻意义。到了清代，以王夫之、叶燮为代表的文论家致力于自然论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规律的探讨，对于

自然与意、自然与法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使艺术自然论进人了整合总结的阶段。

    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苏轼通过大量的论述和极其丰富的创作实践将概括性的文艺自然论发展成独立、明晰的文艺自然论。其次，他适应

了文艺发展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一个丰富而又完备的文论系统，将自然确立为基本的审美理想。第三，他赋予了文艺自然论以新的内容和时代色彩，使之具有了新的形态。第四，他以丰富的

创作实践了他的文艺自然论，对于这一点，前人已经看得很清楚，如清代的赵翼在比较苏轼和黄庭坚的异同时说:

    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妓相当，然其间亦自有优劣。东坡随物斌形，信笔挥洒，不构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进俗，不

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裙掖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龙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

，宁不切而不肯不料，故往往意为词东，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耽北诗话))刘熙载比较苏轼和陆游说: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录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而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艺概·诗概》)这种比较是符合事实的，正表明了苏轼诗文的“自然”风

格。